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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盛的“吃喝风”，醉翁之意其实不在肠胃，而在文化情结的恒久发作，是家族
亲情在餐桌前虚拟和重建的物态表现。中国式的有情有义，意味着有饭同饱，有
酒同醉，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同时也常常意味着有话打住，有事带过，笔下留
情，刀下留情，知错不言，知罪不究，以维护既有的亲缘等级（讳长者或尊者）
与和睦关系（讳友人或熟人）。一位警察曾经对我说，很多司法机关之所以办事
效率不高，之所以结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取证难。好些中国人只要与
嫌犯稍沾一点关系，根本算不上家属亲友，也开口就是伪证，没有几句真话。这
种“见熟就护”的官官相护或民民相护，往往导致司法机构在财力、物力和人力
方面的大量耗费，还有悬案、呆案和死案的大量积压。
民主需要成本，法治需要成本，光人情成本一项，一旦大到社会不堪承受，
人们就完全可能弃民主与法治之昂贵，转而怀念集权专制的简易。解决纠纷时宁
愿走“黑道”而不愿意走“白道”，遇上贪官横行就期盼尚方宝剑和最高指示下
的残酷整肃，已经浮现出传统政治的幽灵，表现出欧式民主与欧式法治植入中土
后的机能不适，是制度手术后的文化排异。我们很难知道这种排异阵痛还要持续
多久，还要发展到什么状况。事情是很复杂的。我们也很难知道中国的人情传统
何时瓦解，或者应不应该完全瓦解。据实而言，人情并不总是有损公正和效率。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并没有主流传媒上常说的“穷了几千年”，曾经创造了十几
个世纪的绩优农业，直到十八世纪初还有强劲的“中国风”吹在西方，来自中国
的瓷器、漆器、丝绸以及茶叶风靡一时，令欧洲的贵族趋之若鹜，就像今天进入
中国的劳力士手表和皮尔。卡丹时装一样成为奢豪的象征。中国人也曾经创造了
十几个世纪的绩优政治，排除世袭背景的开科取士，避免封建分割的文官政府，
直到十八世纪还启发着欧洲的政治精英，并且成为赫赫《拿破仑法典》制订时的
重要参考，就像一个世纪以后舶来中国的自由选举制度一样闪耀着文明之光。在
这十几个世纪之中，大体而言，一份人情不是也没怎么坏事么？
即使到了社会化生产的现代，人情常常导致理法的松弛和扭曲，但有时也有
超理法的魔力。认人、认情、认面子，就足以使有些团队——（至少在一定时间
内是这样）团结如钢披荆斩棘所向无敌，有些“父子档”、“夫妻店”以及一些
“贤人魅力”下的经济奇迹皆可为证。这并不是一个小数，也恐怕难以统统归之
偶然。特别是在社会遇到风险和危机的时候，人情更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安全网。
公私界线不清，故百姓揩了公家的油或公家剜了百姓的肉，都可以忍着。公公界
线不清，故法人“三角债”或“N 角债”能清则清，清不了也肉烂在锅里共同混
过而不是度过难关。私私界线不清，于是子女下岗吃父母的，本家吃完了吃亲戚
的，亲戚吃完了吃朋友熟人的，反正天无绝人之路，七拉八扯也能混个日子，说
不定还能买个彩电或者搓一手麻将，甚至出外喝茶时还顺手给邻桌的哥们儿偷偷
买下单，留给哥们儿结账时一份惊讶和温暖。这种民间的和隐形的大规模财富调
节转移，拿到美国行得通么？很多美国人连亲人周末吃饭也得AA制，还能容你们
这些人情蒙面的大盗来打家劫舍？
很多西方观察家敲敲计算机，凭着大堆数据一次次宣布中国即将崩溃，但后
来又一次次困惑地发现，事情常在他们意料之外。这个闹轰轰的大国问题严重居
然就是垮不掉。他们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里没有人情传统的地位，也就拿不准中国
的脉，因此既可能把中国的难事当作了想当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国的易事当作
了相当然的难事。
比方说，如果说中国没有求富求强乃至求霸的充分经验，改革和发展常常如
老牛负重；但承受和缓解危机实有丰厚的习俗资源，算不上什么难事。
/* 68 */第三部分人情超级大国（4 ）
三
西方的知识专家们大多有“公理化”的大雄心和大眼界，一个理论管天下，
上穷普适的宗教之理，下穷普适的科学之法。不似中国传统知识“无法无天”，
弱于科学（法）亦淡于宗教（天），但求合理处置人事，即合理处置“人情”与
“事情”。先秦诸子百家里，多是有益世道人心的“善言”，不大倚重实证客观
规律的“真理”，“善”在“真”之上。除墨家、名家、道家还有一点抽象玄思，
其余只算得上政治和伦理的实践心得汇编。少公理，多政策；少逻辑，多经验；
有大体原则，更多灵活变通——孔子谓之曰“权”，为治学的最高境界。农耕定
居者们面对一个亲情网织的群体环境来处置人事，内方少不得外圆，方方面面都
得兼顾，因此实用优先于理法，实用也就是最大的理法，用不着他求。
多权变，难免中庸和中和，一般不会接受极端和绝对。“物极必反”、“否
极泰来”、“过犹不及”、“相反相成”、“因是因非”、“有理让三分”、
“风水轮流转”、“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些成语和俗言，都表现出避免极端
和绝对的民间心态。墨子倡“兼爱”之公心，杨子倡“为我”之私心，都说过了，
涉嫌极端和绝对，所以只能热闹一阵，很快退出知识主流，或被知识主流有限的
汲收消化掉。与此相适应，中国传统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安排也从来都是混
合形态，或者说是和合形态。几千年的历史上，似乎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奴隶制社
会，有记载的奴婢数量最多时也只占人口的1/30（据钱穆）。似乎也没有出现过
标准的封建社会，中央政府至弱之时，郡县官僚的统一行政也从未解体，采邑割
据总形不成大势。似乎更没出现过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明清两代的商业繁
荣曾雄视全球，但“红顶商人”们亦官、亦儒、亦侠，怎么看也不像是欧洲的中
产阶级。这样数下来，欧洲知识界有关社会进步的四阶或五阶模式，没有一顶帽
子适合中国这个脑袋，于是马克思只好留下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存而不论，
算是明智地留下余地，不知为不知。
如果硬要说制度模式，中国似乎只有“自耕小农/ 官僚国家”的一份模糊，
既没有过纯粹的公产制，也没有过纯粹的私产制，与欧洲走的从来不是一路。从
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开始，历经汉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等等，
私田都是“王田”（王莽语），“王田”也多是私田，基本上是一种统分结合的
公私共权。小农从政府那里授田，缴什一税，宽松时则三十税一，差不多是“责
任制承包经营”，遇人口资源情况巨变或者兼并积蔽严重，就得接受政府的调整
和改革，重新计口派田，再来一次发包，没有什么欧洲那种私权的“神圣不可侵
犯”。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土地改革政策，也大都是国家导控之下
“耕者有其田”这一均产传统的延续。
西方主流知识界不大习惯这种非“公”非“私”的中和，甚至不大愿意了解
这一盆不三不四的制度浆糊。特别是在十六世纪以后，欧洲的工业革命风云激荡，
资本主义结下了甜果也结下了苦果，知识精英们自然分化出两大流派，分别探寻
出各自的普适公理，以规制人间越来越多和越来越盲目的财富。流派之一，是以
“公产制”救世，这符合基督教、伊斯兰教——而且特别符合犹太教的教义，作
为西方主要教派，它们都曾经提倡过“教友皆兄弟姐妹”式的教内互助和财产共
有，折射出动荡和灾难的黑暗背景，闪烁着下层贫民的理想之光。欧洲早期的社
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等，不过是把这种公产制由宗教变成了世俗
伦理，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坚贞教徒；而犹太人马克思，不过是再把它从世俗伦
理变成了批判的和斗争的政治经济学。显而易见，共产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不是一两个理论家咬着笔杆想出来的，而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之一，
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来说当然遥远而陌生。公产制在表面词义上能与中国的
“公天下”接轨，正如“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等等也都能在
中国找到近义词，无不激发出人们改造社会的热烈情感。但作为具体制度而不是
情感标签的公产制一旦实施，连激进倾向中的毛泽东也暗暗吃惊和满腹狐疑。针
对苏联斯大林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革命样板，他在《政治经济学笔记》中曾多
次提出中国还是不能没有“商品”和“商品关系”，并且给农民留下一块自留地
和一个自由市场，留下一线公中容私的遗脉。毛泽东以外的高层现实派，虽然也
曾膜拜过苏式公产制教条，但遇到实际问题，还是软磨硬抗地抵制“共产风”，
一直到八十年代后资产经营责任制在城乡的普遍推广，彻底与斯大林模式告别，
重启本土传统制度的思路，被知识界誉之为“拨乱反正”。
/* 69 */第三部分人情超级大国（5 ）
苏联是欧洲现代化向东的扩展。如果公产制是这一东进的主题，那么欧洲现
代化西进的另一个主题则是私产制，最终越过大西洋，在美国实现巅峰性的效果，
让欧洲也望尘莫及和隐隐不安。私产制其实是欧洲出产的另一种公理，同样不是
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一两个理论家咬着笔杆想出来的。游牧群落长于竞斗的文化，
不赛马、不斗牛、就有角斗士上阵，优胜劣汰乃至弱肉强食在这里几乎顺理成章。
这正是蓄奴领地、封建采邑、资本公司等一系列欧式经济制度的人文基因。这些
制度皆以“私”权为基，既没有印度、俄国传统的村社制之小“公”，也没有中
国传统的郡县国家制之大“公”——欧洲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只有数百个城邦的分
崩离析，一个人可能知道自己居地的小地名，可能知道自己是基督教徒或伊斯兰
教徒，却不一定明白民族国家为何物。可以想象，这种竞斗文化加上散裂社会，
一旦与工商繁荣结合起来，一旦与新教改革的世俗价值取向结合起来，私产制的
理想就自然流淌到了亚当。斯密一类学人的笔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私产制同
样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对于一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来说，
同样遥远而陌生。中国人有“均富”的传统，“通财货”的传统，善于削藩、抑
富、反兼并，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会干这种事，大体不离汉代董仲舒的路线，
所谓：“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圣者使富者
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依此众人之“情”行事，
不一定合“理”，特别不一定合西学之“理”，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
最终但求一个均衡的安足：贫富有别但不得超出限度，私产可积但不可为祸弱小，
社会基础的主体永远是自耕小农的汪洋大海，而不是无产者和资产者的贫富两极。
一句话，是“中和”而不是“零和”。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身为一巨富总有“为
富不仁”的精神压力，于是“富”而求“贵”，以公益事业换得道德和政治的地
位，成了很多富人的选择。提携穷亲戚和济助穷朋友，也是他们不可推卸的道德
义务，不似某些法律逻辑下的你我两清：不帮你是正常，帮你一把是额外恩德。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国家和集体也不可能完全在经济生活中退场，特别是在乡村，
几千年来的责任田以不可买卖的终极公权，承担着中国70％ 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
如此刚性资源约束之下，不是没有人想瓦解公权，是没有人可能瓦解公权：稍解
实情者，都不敢设想兼并土地以后的滚滚流民大潮！有意思的是，这种统分结合
的公私共权，可能不是加速集中农业资本和增加GDP 的最佳制度安排，但它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能花开别处：如今，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以土地为依托，便与
欧洲当年赤条条流落入城的无产阶级有了大区别，一旦遭遇萧条周期，倒多出回
旋余地，从都市撤回乡村便是。一支进可工退可农的庞大劳动群体，为亚洲金融
风暴一类经济危局减震减压，大大增强了整个社会抗风险的弹性机能，成为中国
式现代化的一大特色，非某些西方精英所能体会。
“共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