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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而坐，心里是无限的感慨啊！
二
当我在10 年前，背着一卷印花粗布纺的薄被子从山地来到西安，一站在
金顶辉煌的钟楼面前，我险些要被吓昏了。现在，我每每走过钟楼，这种感
觉还依然存在。
西安比起北京、上海、广州来并不大，但是，全世界大凡到中国来的人，
都要来西安，这里有东方的文明，中国的文化。因此我十分骄傲。
“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是唐人两句诗，我录用下来，借以抒发我现时的心境。
在我未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我是个典型的山地娃子，19 岁没有走出过
山来。记得最远最远的一次，是我到一条叫干河的山沟去打柴，一直走了一
夜，沟走尽了，只说这下要走出山了，那半截在云里的山垴外是大世界了。
站上去一望，山那边还是山，一层一层没有穷，我便认为这个世界是山的世
界。我没有翻过那道秦岭来，也不知道我家门前的那条丹江河水会流到什么
地方去。在那里，春夏秋冬很分明，山在变着形态，鸟在变着种类，日子清
苦，我们的心境很好，那时文化革命正进行，以至到后来结束，那场浩劫，
竟没有使山、水、草、木改变了属性和规律。我们没有书读，却读山读水。
山很不匀整，高高低低，沟沟岔岔，下边有弯弯曲曲的河，上边长满了松、
枫、桦、栲、栒子、乌桕。或许正是因为不匀整，更构成了我们那个地方丰
富、美丽的天地，也使我们有了微妙精深的感情。
三
在西安的第二年，我开始学着写诗。我看了好多好多的诗集，差不多都
是十八九世纪的外国诗选，结果我什么也没有写出来。后来各种文学形式都
拿来写，我写得很刻苦，也写得很蠢，一无所获。几年后，我才大吃一惊，
这要感激我生活着的西安这块土地。
第一次使我震惊的，是一只瓦罐，在关中下乡时偶尔在一个农民的院子
角落发现的一只汉代瓦罐，那造型是口小颈长，底小肚子丰满，呈“S”线条，
上边雕刻着仅仅二指宽一圈龙凤图案，我一下子觉得很美。
后来在霍去病墓前，面对卧牛卧虎的石雕，我傻呆了，心直跳。夜里做
梦，净是些流动的线条和扭曲的团块。其作风的浪漫，造型的夸张，其寓于
厚重的幽默，其寓于稳定的强劲的动和力，太使我羞愧自己的肤浅和甜腻。
在我们西安，有一批很有成就的画家，他们形成了一种关中画派。我有
好多认识的，但我最欣赏的是一位叫修军的木刻画家。他的木刻和别人不一
样。我一见到他的刀法和构图，就想起了我们家乡的山脉水势，勾起我许许
多多思念。
西安的剧团很多，剧种也有十多个，我莫过于爱易俗社的秦腔，秦腔里
莫过于爱那些传统节目。那是一套真正的表现艺术。那一幅帽翅，两条水袖，
一具胡须，一张脸谱，一会儿白天，一会儿黑夜，一会儿阳世，一会儿阴曹，
实在美极了。我听见过好多人在说古戏不过瘾了，但我常看见有的外国朋友
在剧场看得那样入神，嘴一直都张着，他们虽然听不懂，但他们懂得中国的
艺术。
几年前，我对碑林并不感兴趣，甚至对户县、安塞等地的那些农民的手
工艺品，如剪纸、兜肚刺绣等不屑一顾。但现在每过一段时间，我就去那如
林的石碑下，我总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启示，每见到民间那些剪纸、刺绣一类，
总是爱不释手，虽然我无意要去做书法家和美术家，古老艺术竟合了现代人
的心境，这使我吃惊。
四
说起西安，我总觉得话很多，我还没有说到西安南边的留坝上张良当年
退隐处的楼宇建筑，我还没有说到西安北边耀县孙思邈住过的药王山上碑藏
的中医医道。
我想，在我们中国，便是就在我生活的西安，我们要学习和继承的东西
太多了，保卫我们的艺术，使我们感到亲切而充满自信。
以鲁迅为代表的三十年代文学家，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和楷模。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我们前边的作家，都以其灿烂的成就为中华民族文
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的民族，是有着独特的性格、爱好、情趣和欣赏习惯的。中国的艺
术，是中华民族的生活、情绪、心境的反映。一部《红楼梦》，曾经使我们
如痴如醉，鲁迅的小说、散文，又达到了现代文学的高峰。我们只有向鲁迅
学习，沿着先生的文学道路继续往前走，才能保证我们民族的文学更健康、
更纯洁地发展。
五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这是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的两句话。
世界真是大啊！
在我的面前，再也不是秦岭的山，与我接触的，再也不是山地的庄稼人。
有时我突然一想，我不也是已经要30 岁的人了吗，我再也不该是孩子和做孩
子了。
文学艺术也不同于过去。文学诚然需要以民族的特色而走向世界，但现
在毕竟是在走去，而且越来越与世界文学相通了。
万恶的“四人帮”一垮台，蠢笨的“三突出”文法一清除，世界文学的
窗户明亮亮地向我们打开了。原来曾经批得狗屎一般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回
事，原来嗤之以鼻的东西，还有那么多闪光的地方。而我们却落后了。随着
政治的解放，经济的开放，外来文化会见了我们，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吸收了
新的空气和养分。几年来的文学成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十分幸运。
我们读到了好多外来的书，了解了当代外国文学各色各类的新的思潮，
了解它们，更增强了我们的自信。
六
面对着中国目前大转折、大变革令人激奋的现实，一代青年有着自己的
头脑和自己的力量。国家要振兴，国家要现代化。巨大变革的浪潮，在冲击
着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随便走到任何一个工厂，走到任何一个村庄，面貌不
是五十年代的面貌，也不是七十年代的面貌；每一个青年，意识也不是五十
年代的意识，也不是七十年代的意识。现在，时代的特点比任何时候都表现
得充分、深刻和明显。
这便是我看到的这个世界，听到的面对着世界所发出的心声。
我想，这新的世界，新的人物，又是那么的烙印着我们民族的特点，表
现着我们民族的方式。我的笔，应该在这里守住这个孔穴，以窥视这个世界
和面对世界的中国人的心灵的秘密。
这或许是多么幼稚的想法啊。
然而，一堵大堤，一旦打开了闸口，水会流下来，泥也会流下来，还有
石头、枯树、被泡死的死猫臭狗。
有一首诗，曾经说：
秋天的田野里，
庄稼和蒿草一起成熟了！
是的，今年的家乡分田定产，我回去帮着收麦子，收获了几柜珍珠玛瑙
般的麦粒，也收获了大场上高高的两大堆麦秸草。我做农人的父母，他们种
下的是麦粒，希望也是收下麦粒，但是，却少不了收获这两堆麦秸草。
我的父母明年可能还要种麦子，他们当然知道又要同时收获麦秸草。
但是，农人寄以希望的、抱以喜悦的却永远只有这麦粒，而每一个歌颂
丰收的诗人也从没有去赞美过那麦秸草。
七
打开的闸门还在打开着，水还在往出流。
但是，水却不都是美妙的。
平静的水面是温柔的，那却是深不可测的；河面上翻一片雪浪花多么好
看，那下面是有一块绊脚的石头的；旋涡里的空心轴儿银亮亮的，若走进去，
或许会像绞肉机一样来将你吸拉进去。
在浪潮里，做中流砥柱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是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在今天，像1919 年一样，对中国革命起着同等重要的迫切的指导作
用。喇叭裤的流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这种信仰和指导。
建设精神文明，是我们文学义不容辞的内容。
我们永远热爱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永远需要着马列主义。把握住
这一关键，用我们传统的民族艺术表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情绪，才会更符
合实际、符合真实，才会更丰富、更充分、更多姿多彩。
真理离我们越来越近。
艺术于我们越来越亲。
八
在文学的密密的大森林里，我毕竟是一株懦小的树苗。我的周围，大树
们齐齐都长上去了。我崇敬他们，感谢他们都往上长，不能使我有空间去长
些横枝斜杈。我能不能开出花，结出果，果子能不能由涩苦变甜，我不知道，
我也从不去想。我只盯着我头上的那块高远的天空，往上长。
九
这便是我的后记。
对四川文艺出版社给我这个发感慨的机会，我要再一次说：谢谢。
写于1983 年12 月26 日
在商州山地——《小月前本》跋
正儿八经写长一点篇幅的小说，我是不敢有企图的。很多年以来，我一
直视我的创作是试验；无论短的小说、散文、诗，或成功或失败，自然我是
认真对待的，但并不看得过分严重。我只是抱定一个信念：好的东西我还没
有写出，埋着头，以每一篇为首篇，好好写吧。
《小月前本》便是这样的产物。
它谈不上是由此岸到达彼岸的一座水泥钢筋桥，也不是树木解成的板
桥。说穿了，是一块仄石，浅浅的流沙河上等距离排列的一溜的第一块仄石。
我的家乡叫这种排列为列石，它可以供过河者踩踏；“紧过列石慢过桥”，
乡间的俗语已经决定了它的作用是暂短的一瞬。
1983 年的春节，闲着无事，无意间读了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几句话。他
写于20 年代，是写给大诗人郭沫若的，说：“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
养成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
然形式，以完满‘诗的构造’。”这话于我极合心境。因为这一年，是我的
自立之年。人的一生有几个30 春秋啊！可我的创作，总是缓缓慢慢。我检点
着我的不是，意识到我的理论的修养，艺术的修养，生活体验的修养，很不
适合我目前的创作需要。我小看起我以前的那些肤浅幼稚的作品了，厌烦起
我这些年来热闹轻狂的日月了。我给友人的信中，反复说：我要成熟！
我原是山里的土人，几年之间，倒成了城中的市民。虽然仍算是一个城
市装潢的土特产吧，但毕竟对新的农村，新的生活，不全然尽知了。于是，
在农历正月十六日，小女为我爆放了一串还剩余的花炮，我便一头钻山去了。
我那时产生了一个奢想，也是下了一道命令，说：请结束你的游击战，在生
你养你的商州故乡，开辟一块根据地吧，数年之间，或“达摩面壁”，或“居
山落草”。
商州，实在是一个神奇的土地呢。它偏远，却并不荒凉；它瘠贫，但异
常美丽。陕西的领土，绝大部分属于黄河流域，但它偏为长江流域。它是八
百里秦川向汉中盆地的过渡。其山川河谷，风土人情，兼北部之野旷，融南
部之灵秀；五谷杂粮茂生，春夏秋冬分明，人民聪慧而不狡黠，风情纯朴绝
无混沌。我背着我的笔纸，开始一县接一县地走动，真所谓过起温庭筠曾描
写过的这里的生活了：“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遇人家便讨吃讨喝，
见客店就歇脚歇身，日子虽然辛苦，却万般的忘形适意。农村的新的变化，
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使我大开眼界。我虽然不满足这种仅仅还是走动的下
乡，但仅仅这种走动，足以使我悔恨自己行动得太迟了，太迟了；想到往日
城中的烦闷、无聊、空虚和无病的呻吟，我就曾躺在丹江河的净沙无尘的滩
上大喊：“这是多好的土地啊，光这空气，就可以向全世界去出售！”长途
之中，我开始了我的写作，我常常处于一种随心所欲的境界，一连串草出了
14 篇系列散文，合在一起，起名为《商州初录》。它写得很粗糙，几乎没有
技巧上的讲究，但一些文友看了，倒过奖为“不讲技巧的技巧”。我拿去在
《钟山》杂志上发表了，反响不敢说是不大，收到了众多的全国各地读者的
来信。有的竟询问：真的有这么个好商州吗？我说，是有的，我的记录几乎
无一处没有出处啊！
写完了《商州初录》，我突然又滋生了一种非非之想：要写《商州又录》
和《商州再录》。欲以商州这块地方，来体验、研究、分析、解剖中国农村
的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生活变化，从一个角度来反映这个大千世界和人对
这个大千世界的心声。这当然仅是一种美妙的设想，我清楚我的力气，只能
担当一位勘探队的向导罢了。但我力争是一位殷勤的认真的向导。
也就在这次长途之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