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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坏事的，她横竖是和这社会作对的！
她来到我们面前，三句话出口就哭了，她说她恨这社会，恨这世界，恨所有的人，她反正也没有希望了，那就等着吧！她头发削得短短的，穿一身白衣白裙，中等偏高身材，匀称结实，她的气质似比较细腻，确像是淮海路上的女孩。她家住在淮海中路，兄弟姐妹多人，她与妹妹最好，可是妹妹死了。说到妹妹，她的眼泪如断线的珠子，她咬牙切齿地诅咒她的父亲，说是她父亲害死了妹妹。在她第一还是第二次劳教的时候，父亲就怀疑妹妹是否也与她做一样的事情，主动将她送到工读学校，女孩後来自杀了。她说：我妹妹是个特别老实的好女孩，在学校里是三好学生，门门功课优良，她怎能去工读学校那样的地方？我饶不了我父亲，我恨他，他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看了就恶心！想起往事，她恸哭不已。充满了绝望，她怪这社会把她弄得这样绝望，她说她十八岁那年，第一次被抓，一进去就把她的头发都剪了，从此，她再没有什么自尊心和希望了。她这次来後，既不要家里寄钱，也不寄去探亲条子。我们说，要不要我们去你家看看你父母，让他们来看你呢！她说：不要，不要，我不能让我妈妈来，她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不好，这一路上难走得很，荒山野地的。假如——她的眼泪忽然止了——假如我妈妈不在了，我就要我父亲来看我，我每三个月就要他来一次，让他带这带那，大包小包拎着，上车下车，再搭农民的拖拉机，荒山野地的跑着来，她很恶意地想象那情景，泪如雨注。後来，她渐渐地平静下来，站在门口与我们告别，雨後的阳光照射着她，白衣白裙好似透明了，看上去，她竟是很纯洁的。我们嘱她既来之，则安之，平平安安地度过这几年，我们回上海後，一定帮助她申诉，她说没有用的，我们很有信心地说我们要试一试。然後，她就走了。
又一辆拖拉机到了，老远就听见轰隆隆的声响，门前嘈杂起来。我们回到屋里不一会儿，门却被粗暴地撞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提了一个大蛇皮袋，探身进来，说道：队长呢？又退身出去了。
傍晚，我们在回场部的汽车上，看见这位携蛇皮袋的男人坐在後座，身边有一个白发苍苍、身坯粗壮的老人，还有一个六岁的清秀的男孩，很活泼地跪在车座上，望着窗外雨後泥泞的道路，落日很绚丽，老人的脸色十分阴沈，那男人则一脸沮丧，却还耐心地回答孩子好奇的提问。他们是谁呢？
下车後，见那男子和老人带了孩子也走进了我们的招待所，在服务台办理住宿，心里很好奇，装作看一张汽车时刻表，等待时机和他们搭话，看见表上有一个站名叫作“柏店”，不由想起丘陵上孤独的柏树，游转在我们的视野里。他们与服务员交涉得似乎不那么顺利，双方态度都很急躁和不耐。当那男人交涉时，老人在厅前徘徊，带了勃勃的怒意，好像一头困兽，孩子则蹲在地上玩他自己的游戏。终於办完手续，三人就走进底层走廊尽头的房间，拖着那个巨大的蛇皮袋。终於没能搭话，只得遗憾地离开，去饭厅吃晚饭了。
饭後，走过隔壁一 饮食店，却见那三人正坐在里间，大人已经吃毕，在吸烟，孩子在吃最後几个馄饨，饶有滋味的。我们好像堵截似的陡地走进去，对那老人说道：老先生，吃好了吗？老人有些惊诧地抬头看我们，眼睛随即又涌上怒意，那男人倒还随和，问我们也是从上海来的吗？所看望的亲属在哪个大队？我们说我们是来采访一些情况，并介绍了自己，他不知道我，却非常知道宗福先，脸上露出笑容，并立即向老人说：叔叔，这是上海来的记者，大名鼎鼎的。老人忽的将碗一推，对那男孩说：快点吃，说罢就起身离去，看都不看我们一眼。那男子并不介意，向我们解释：叔叔气坏了，他从台湾来，特地乘了七小时汽车，赶到枫树林来看侄女儿，也就是他的妹妹。可是干部们不让见，说凡是海外亲戚探视，都应事先告之，然後让劳教回到上海，住妇女教养院，在那里接见。他求情道，人已经来了，是否可以破例一次，干部则让他们快回去，等着在上海接见。算了算了！他愤怒地挥舞着手，不见了不见了，我们不要见了！这种地方，真令人头昏。我们劝他不要意气用事，还是应当让妹妹回沪一次，现在里面活很重，一个个都累得很，回去也可休息几日。他依然嚷着：算了算了！这种事情，太令人头昏了！你们看，我还把她的孩子带来了，一个小孩，走了这么远的路，却看不见妈妈，她们这种干部，心是多么硬，实在头昏！我们慢慢地劝他平静下来，一起走回了招待所，他请我们去坐坐，我们便也不推辞。台湾来的叔叔正坐在床沿抽烟，房间很小，挤挤地放了三张床，见我们进来，老人一甩手就走了出去！叔叔实在气死了！——他又对我们说。我们问他妹妹在哪个中队，叫什么名字，什么案情进来的。前面的问题他都回答了，说他妹妹在四中队，四中队除去将要解教出所的人外，还有一支文艺小分队，他妹妹是小分队的。谈及案由他只连连说：这样的事怎么说得清楚！这样的事能说得清楚吗？我们问他妹夫做什么工作，他只说已经离婚了，孩子归妹妹，现在由他带，问他有没有结婚，他说没有，又说：不结婚了，不结婚了，想起这些事就头昏！再问他们的父母在哪里工作，他就摇头，连连说，头昏头昏。这时，台湾来的叔叔走了进来，无缘无由地将那孩子喝斥了几句，假如我们还不走，他要骂起来似的，我们就告辞了，他依然不看我们一眼，黑着脸，看他并不像发财的样子，只有腰间那一只腰包，有点台湾来客的气氛，他像是个老兵。我们赶紧离去，那男子送我们出来，问我们会不会看到他妹妹，我们说可以的。他说，假如看到他妹妹，就对她说：家里一切都好，孩子也好，让她放心！说到这里，他哽住了，有大的泪珠在他眼睛里打转，而终於没有落下。这意外的插曲，给我们的白茅岭之行增添了戏剧性的色彩。
後来，我们向负责接见的干部提及此事，那女孩说，那天，他砰的撞开门，一手扬着一本护照，一边说：台湾叔叔来了，台湾叔叔来了。我心里就很反感。你台湾叔叔有什么稀奇，也要按规矩来，回去！我们又问他妹妹是什么案情，她便找来卡片给我们看，她曾经在工读学校，由於向一个医学院的伊朗留学生卖淫。这一次进来也是由於卖淫，主要是同华亭路一个商贩。这商贩的姓名使我眼熟，我记得在好几张卡片上都有这个名字。那女孩就告诉我，那都是同案犯，这一起淫乱牵进来的人有好几个。这商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眼前出现了炎炎烈日底下，人声鼎沸热火朝天的华亭路。
接下去是星期天，值班的星期六就留在枫树林了，不派大客车，本想搭拖拉机去，可场部的宣传干事却找来了一辆小吉普。
我们还是到了三中队，院子里很热闹，大家有的洗衣，有的洗头，做着一些内勤。上午是排练合唱，为歌咏比赛作准备。这时的气氛是平静和闲适的，与往日很不同，然而这么多身体强壮且又年轻的女人一同在院子里活动，却包含了一股紧张的气氛，好像随时都可能发生些什么。办公室里有一个劳教在向队长哭泣，她进来之前借钱买了一辆车，本想赶紧做了生意将债还了就可净赚，不料却因偷窃事发。她将车交给妹妹、妹夫，希望他们代她还了债，其他赚头都归他们自己。可昨日妹妹来信说，计程车生意不好做，并不能赚钱，债主又上门讨钱来了，希望姐姐告诉她，姐姐的金银首饰放在何处，她可取来折价还债，或者，就把车子卖了。她说妹妹根本没有好好地做生意，还想骗去她的金银首饰。队长很耐心地听她讲述，不说什么，也不打断她。那发生在上海繁华大街和隐晦弄堂里的故事，在这皖南宁静的早晨里，听起来是多么不可思议。
这天我们在三中队又挑选了三个采访对象。这二日的谈话已有点使我们疲倦，失去了耐心，谈话便无意加快了节奏。一个新的对象很快就使我们消失兴趣，就又期待着下一个对象。对这些女人的好奇心和新鲜感在一次次的接触和谈话以後大有泯灭的危险，我们有些懒惰，互相希望别人来提问题，提问题使我们感到吃力，假如第一个问题没有得到令我们满意的答复，就再无耐心去提第二个问题。於是，没有几个回合便匆匆收了场。
第一个谈话者是一个四十七岁的女人，这是最年长的劳教之一，她曾於七七年因流氓罪判处三年劳教，这一回又因流氓罪判处三年，从她的材料中得知，她主要的淫乱活动是和两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子进行的。这事情叫人觉得恶心，却又想不明白。当她站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就只剩下愕然的心情了。她是乾枯了的一个女人，黑黄的少肉的长脸，说话很生硬，态度也很不合作，她过去的职业是小学的体育教员。这个人，这个人的职业，这个人的作为，全呈现着分离的状况，怎么也协调不起来，只觉丑陋得要命。这时也发现自己原来是有着致命的偏见，那就是只能够认同优美的罪行和罪行中的优美，怀了一个审美的愿望来到白茅岭，实是跑错了地方。面对了这么一个存在，我们简直束手无措，张口结舌，她坐在角落里，手里玩弄着一柄扇子，在眼角里觑着我们，使我们更觉不是对手。後来我们终於提出一个问题：当你这样大的年纪却和两个男孩瞎搞时，心里究竟如何想的？她不回答，低着头，好像有一点羞涩，这令人更加忍无可忍，我们立即把她送走了。
第二位是一名“A”角。她头发剪得很短，穿男式长袖白衬衫、男式西装长裤、一双松紧鞋。她的父母都是盲人，而她的眼睛很明亮。她是二次劳教，第一次是流氓卖淫，第二次也是流氓卖淫，在这里，是一名出色的“A角”，许多女孩为她争风吃醋。我们问她为什么大热的天不穿裙子，而要穿长裤。她说她从来不穿裙子，穿惯了男装，穿女装就很 扭。过几天大队要举行歌咏比赛，每人都要穿裙子，她借了一条试了试，怎么看也不像样，赶紧脱了下来，到了那一天，她可怎么办才好啊！她非常发愁和恼怒的样子。我恭维她说：你长得还是很秀气的，穿裙子不会难看的！她嘿一声笑了，直摇头，说她一直是这样的，有一次和男朋友出去，遇到他的熟人，熟人就问：这是你的弟弟吗？我说你男朋友喜欢你这样装扮吗？她说，他喜欢不喜欢关我何事！我们心里有许多问题，可是想来想去不好问出口，比如说她既然扮成男性角色，那么有没有性冲动？这冲动是哪一方面呢？如是立足男性角色方面的，那么她又如何去卖淫和搞两性关系？假如她不拒绝两性的关系，那么她又如何处理自己的角色问题？反正，就是一句话，她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协调两种性别角色的？後来，我们送她回去了，走在她身边，觉得她走路的姿态确已相当男性化，含胸，端肩，微微有些摆动，且是一种沈稳刚健的男性风格。
第三个就是娟娟。队长事先提醒我们，这个娟娟不知是说谎还是做梦，经常胡说八道。她将自己的家庭描绘得十分豪华，可有一次，队长去家访，却发现她家十分拮 。她还说她和许多男明星有恋爱关系。每天她都写一些日记似的文字，写好後也并不收好，到处放着，叫别人四处传看，日记里记载着她和歌星费翔兄妹般的友情。她今年二十七岁，第一次因与法国驻沪领事姘居而判处三年，第二次的事情，她至今也不承认，连叫冤枉。当我们问及她这事时，她是这样叙述过程的：那一日，她到华亭宾馆去送她的英国男朋友，男友走了之後，她又留在宾馆跳舞，晚上，有一外国客人请她去客房坐坐，她想拒绝人家是很不好意思的，就跟了去。一进房间，那人就对她行之非礼，正拉拉扯扯间，房门推开了。她虽然觉得委屈，可倒也平静地接受了现实。这过程中有一些疑点是她无法解释的：她送走男友後是因什么理由再留下跳舞，她凭什么跟随一个陌生人去他的客房，这人又为什么目的而请她去？当然我们并没有问她这些，我们经历了这些谈话，已经习惯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将自己说成是无辜的，纯洁的，她们的神情都是同样的恳切，叫人同情。我们渐渐地抑制了我们愚蠢的文学性的怜悯心，而这怜悯心最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则是在离开白茅岭以後。我们说队长说你每天都要写日记啊！她先说是瞎写写的，然後又说在这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