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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勤奋”的第一个源头
在我的人生里，如果说有个人实实在在教了我很多东西的话，这个人无疑是板仓老师。在日本留学的5年，我一直在他手下作研究，他给我的印象，甚至可以说就是日本给我的印象。
我原来不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到日本留学后，在板仓老师的高压之下，拼命熬夜工作。为了能一周出一个课题成果，我学会了特别讲究速度和效率。因此，无论是我工作时讲究速度的方式，还是对待事情勤勉认真的态度，都是从他那里学到的。他对我在论文演讲方面的指导，也使我学会如何抓住重点，将纷繁复杂迅速归纳为简单明了。可以说，
板仓老师的教导，是我的“简单＋勤奋”理念和风格的第一个源头。
重视细节让我受益终身
板仓老师对我的另一重大影响，是改变了我过去做事不细致的缺点，并使我在未来的工作中一直受益。
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时，我能记住公司的1000多位员工每一个人的名字，这样的方式不知感动了多少人。我每天都和员工接触，做了很多让他们感动的事。每天早上我都给大楼“不听话”的电梯派一个“电梯阿姨”对电梯作合理的控制；我让公司后勤人员帮助员工代缴水电费；在工作日，公司负责去机场和火车站接送来京的每一个员工的家属；中秋给员工的亲友寄送月饼……
在企业管理中，我所做的一切看上去都是细微小事，但是每件事都会让员工感动，这就是注重细节的力量。
正是由于对细节的重视，在微软公司通过第三方咨询公司对全球员工进行员工满意度调查时，我领导下的无论上海微软还是微软中国公司，都成为微软全球员工满意度第一的分公司。由此我也成为微软公司历史上唯一一位两次获得“比尔·盖茨总裁杰出奖”的人。
很多CEO都爱强调管理上的“抓大放小”，但在我的管理理念中，“抓大放小看细”才是正确的管理之道。
通过板仓老师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后，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去打工挣钱。名古屋当时有本专门提供勤工俭学信息的杂志，上面全是豆腐块大小的招工广告。工作内容、时间、地点、要求、薪酬（日本人称为“时给”），一应俱全。按照行业分工排列，餐饮业、零售业、加工业等。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因为语言不太流利的原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洗盘子。按照当时教育部的政策，公派留学生是不允许打工的，所以还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做。
我在杂志上找到了一家做意大利面的餐馆，名字就叫ITALIAN（意大利人）。我打电话过去，那时日语还不是很好，老板一听就知道我是外国人。我们约好了晚上6点半去面试，到那里一看，是一家很小的店。店老板大木先生是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兼做厨师。还有个十八九岁模样的女孩子，是服务生。这家店除了卖意大利面条，还提供炒菜和酒，像个小酒吧。我告诉大木先生我是中国人，他觉得蛮好奇。他说我的工作就是洗碗，于是我当天就留下来工作了。
这个店生意不太好，一天也就十来个客人。有时候两个小时一个人也没有。没人来时，大木先生在吧台准备餐食，小姑娘站前门边上，我在厨房洗碗，各做各的事，绝无懈怠或闲聊之举。开始时我觉得日本人真是好傻，后来我不得不佩服他们做事的规范。店打烊的时间是晚上9点半，照通常的规律8点半以后还没客人就基本上不会有人来了，但我们3个人即使无事可做也要坚持自己的岗位直到9点半。到9点半，大木先生说：好，今天结束了，辛苦大家了。一天的营业才正式结束。
在ITALIAN，我成为了专家级的洗碗高手。第一遍先用水冲，第二遍用一盆稀释好的洗碗精洗。然后用凉水冲一遍，热水冲一遍，再用凉水冲一遍。一只碗会洗上5遍，这就是日本餐馆的洗碗方式。店中的厨房比一般人家里还洁净，碗碟杯盘都用很干净的毛巾擦干，整整齐齐地放在一边。
我的工资是一小时620日元。每天工作3个小时，晚上6点半到9点半。这3个小时的薪酬，相当于我母亲一个月的工资。3个小时就可以让我母亲不用工作，这成了我的动力源。
我工作相当认真，举止也算彬彬有礼，大木先生觉得我人不错，打烊后经常喊我出去吃饭。他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第一次接触外国人比较好奇，想多了解些中国的情况。渐渐地我们成为一种朋友的关系，无所不谈。我就是从他那里开始真正学到地道的日语。我一周在他店里工作4个晚上，4个晚上我至少有两个小时和他说日语的时间。从12月工作到第二年3月底，我在那里工作了4个月。我的日语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后来我和别人介绍大木先生时，都说他是我的日语老师。
此后我和大木先生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弟弟去日本留学，也和他成了朋友。我还把他请到中国来过。2007年我去日本，特意带着太太和女儿一起去了他的小店。店门口的招牌，屋里的陈设，一点没有变化。我看着十分亲切。我对女儿说：“这是爸爸第一次挣工资的地方。”在她心目中，我大概一直是个做大事的大人物，所以她很吃惊地说：“啊，这么小的店你也来工作？”我说：“是啊，是刷盘子。”
精益求精渗入了日本民族的血液：我参观丰田的启示
大木先生的小餐馆都如此讲究服务规范，日本的大企业更是将对完美的追求做到了极致。丰田是离名古屋大学最近的一家大公司。我去丰田公司参观过三次。每一次都让我非常震撼。
我第一次去看丰田汽车的流水装配线时，只见工人们个个目不斜视地干活，完全无视一旁的参观者。我根据一般中国企业的情形推断，这多半是他们的领导吩咐过的，有人来参观时务必如此。于是等参观大部队走过去之后，又独自折回去再看，结果他们还是和刚才一样全神贯注地工作。回去以后我想，这家公司将来一定不得了。果然，丰田日后成为日本市值最大的公司。
丰田人给我们讲解他们作研发时对产品质量的高要求，他们会到汽车修理厂去调查，哪些零部件容易坏，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如此每个月作数据调查，根据结果随时调整新产品的质量标准。他们对精益求精的讲究，甚至到了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比如，他们为了保证车身下面的钢板很平滑，就要求工作人员在检测时用手快速划过车身下面，手不受伤才算通过检测。
后来我在美国也参观过福特汽车公司的厂房，在那里工人们戴着耳机，随着音乐边晃动边工作。我当时很担心他们会不会给汽车少上一个螺丝钉。为什么美国的汽车工业受到日本公司的重创？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有点相似，总认为把产品做出来就行。而日本人不但讲究把产品做出来，而且要做到最好。美国的汽车工业非常发达，福特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和日本车相比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未来的距离也会越来越大。
我因此预言，全世界如果只有一家汽车公司存活的话，一定是日本公司，全世界的公路只能跑一种车的话，一定是日本车。
我当然不是为日本车打广告，而是希望中国企业向日本企业学习，也能将规范管理和精益求精变成企业的日常追求。
日本电脑奇才西和彦对盖茨的启示
后来我在美国加入微软公司一段时间后，才知道比尔·盖茨在企业管理方面也深受日本文化影响。
盖茨刚成立微软公司时，客户多为日本公司。当时他是典型的美式风格，做事毛毛躁躁，丢三落四，交付产品常不守时。这些日本公司就派人整天待在微软，督促盖茨务必准时交货。盖茨一度还很不理解。后来，盖茨认识了和他同龄的日本计算机界天才西和彦，并成为莫逆之交。微软也于1977年进军日本市场，西和彦一度当上微软的副总经理，他向盖茨讲述了很多在日本做生意的要领：（1）日本人讲究信誉；（2）日本人讲究质量；（3）日本人讲究产品的准时交付。这三点极大地影响了盖茨和微软日后的管理风格。
对我自己而言，我也不得不说日本文化在很大意义上帮助了我，改变了我做事的方式。因为我有在中日美三国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很多人问我做事的风格究竟受中日美哪国文化影响较多。其实，
我一直希望能把中日美三种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并且应用在我的管理实践中，这是我的一个鲜明特点。
刷了几个月的盘子后，我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日本是应试社会，有很多私塾学校，大多是为4~6年级的小学生开的。我去私塾学校应聘数学老师。私塾学校一般很难招到名古屋大学的学生来做老师，一听我是名大的，都很愿意我去面试。日本人一般不愿意聘用中国人做教师，他们听我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日语，判断不出我是哪里人。再加上我讲课比较好，即使后来知道我是外国人他们也不介意了。
从私塾里的小学生到初中学生，再到高中学生，我一路教过来。那时我有一句“名言”：只要给我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我可以教任何东西。不断跳槽的结果，是时薪从洗盘子时的620日元涨到教私塾的1500日元，再从教初中的2000日元涨到教高中的2500日元。
最后我去应聘名古屋一所名为HAL的计算机学院。学校的名字非常有趣，因为美国有大名鼎鼎的IBM公司，他们各取I、B、M的前一个字母就是HAL，意即在计算机领域领先于IBM。这是一所专科学校，相当于中国的大专。我在那里教了两年，时薪上升到4000日元，在日本属于金领一族。我在HAL教了半年后，才告诉学生说我是中国人，他们都不相信。日语可以好到这种程度，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学校方面后来也慢慢知道我是中国人，但因为我课上得不错，学生反馈也很好，就没有追究了。
打工留给我的财富：比尔·盖茨佩服我的日语
我离开日本已经18年了，日语还是讲得和以前一样好。我看日本的电视电影和看中文片没有差别，日语几乎成为我的第二母语。这都要归功于在日本的打工经历。
1997年，我还是微软总部的一个部门经理时，开发了一套操作系统，去日本作产品发布。当时是由比尔·盖茨亲自作了发布演说。此前盖茨对我的个人情况一无所知。发布会的间隙，盖茨正好跟我及微软日本区总裁坐在一起。我因为有在日本留学的根基，一直用日语与微软日本区总裁交流。日本区总裁特别高兴，跟我说个不停。见我的日语说得如此流利，盖茨特吃惊地问我：“Jun Tang不像一个日本名字啊。”我就跟盖茨开玩笑：“I抦 not an American，ethier。”（我也不是美国人。）言下之意是我也会说英语。这一下，就给盖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拼命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让小兰早点到日本留学。
小兰是甘肃兰州人，按照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她会被分回家乡去工作。幸好有一个天津港务局的分配名额空缺，她毕业后去了天津。那时我已经拿到去日本的出国名额。我俩如果结婚，将面临两地分居的危机。我俩的打算是，回国之后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我可以把她的户口迁到北京，留学期间，我也可以去天津看她。当时根本没想到能把她带到日本去。她也是同样想法，并说等我5年。她的善良与纯真是最打动我的地方。
来到名古屋大学后，我才得知小兰也能以个人名义进名古屋大学深造。这个消息让我俩喜出望外。在日本时，我们之间靠写信和每周一次的电话保持联系。当我在大木先生的小餐馆打工时，每周日的晚上8点半，她准时打电话到店里来。我们每次通电话的时间很短，甚至只是想听听彼此的声音而已，因为一则要省钱，二则我俩都不习惯用过于热烈的方式表达感情。
1986年7月，趁学校放暑假，我坐船回国。就在少年时代辛苦盖成的新瓦房里，我和小兰办了喜宴。请了些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来吃饭，家里摆了三四桌，在邻居家也摆了三四桌，婚礼谈不上隆重豪华，倒也简单温馨。结婚7天之后，小兰就和我一起坐轮船去日本留学。
小兰来后，我原来的住处太小，就换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原来的住处租金每月1。2万日元，新住处涨到1。4万日元。但新住处其实也是小得不能再小，而且同样除了榻榻米外四壁空空。厨房就是一个点火的炉盘，也没有洗澡的地方。我们要骑上5分钟的自行车到别处去洗澡。对眼前的景象，小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