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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黄鹤：陶行知的追随者（3）
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棚鹏学校正式复校。那天风雪交加，上午八时，学校专门举行了升旗仪式。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黄鹤望着学生们高高地举起右手，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禁不住热泪盈眶……
这期间，学校又搬迁了两次，直到二00四年七月五日，学校才搬到现址，并更名为行知学校。
去年六月的一天，我如约来到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附近的行知学校。
黄鹤穿着一身有些过时的夏装，提着一只有些过时的人造革提包，那副黑框圆形眼镜也显得有些过时，总之，整体形象都显得有些过时的黄鹤，更像是一名乡村的中小学校长。
一进校门，我就被道路两旁墙上的两幅巨大的儿童画吸引住了：蓝天、白云、飞翔的小鸟、欢乐的笑脸……
黄鹤告诉我：“这是从美国来的一位教育家，带着我们的学生，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共同创作完成的。美国的教育家说：要让学生们每天早晨一走进校园，一看见这幅画，就感到生气勃勃！”
黄鹤先带我参观了多功能厅和电脑室，这些设施一般的打工子弟学校是根本没有的。
学校有教师和学生两个图书室，教师图书室的几千册图书，都是有关教育方面的。黄鹤说，这些都是他自己的藏书，北京市别说小学，就是重点中学，关于教育方面的书籍，都不一定有他收集的全。学生图书室一共有三万册的图书，全部是由社会各界捐赠的。
一阵英语朗读声从三年级（1）班教室里传出。
我知道许多打工子弟学校是不开英语课的，便问正在给学生们上课的许老师：“你们给几年级的学生开设英语课？”
“跟北京市公办学校一样，我们从小学三年级就有英语课了。”
一旁的黄鹤插话说：“我们要让农民工子女与城市的孩子，享受同样的教育；凡是城市公办学校开设的课程，我们这里全部开设。”
我们又走进四年级（2）班的教室，上音乐课的学生们，正在自己改编儿童歌曲《新年好》的旋律。
“改编旋律？小学生还能改编旋律？”我十分好奇。
毕业于井冈山师范学院音乐系的彭丽君老师，告诉我：“现在的音乐课，不像过去那样，光教学生唱唱歌。要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让他们多动脑、勤思考，从小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
“农民工子女，光有学上不行，还必须上好学。”黄鹤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他对我解释说：“农民工子女是个非常独特的群体。一是这个群体的量大，有近两千万人；二是这个群体承载的责任重大。你想，我们要改变农村的面貌，靠谁？靠城里的孩子吗？不可能！只有靠农民自己的后代。因此，承载着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农民工子女，光有学上不行，还必须上好学。”
我问：“你这个有学上与上好学，有什么区别？”
“说句得罪人的话，现在的打工子弟学校，不能说百分之百，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创办者，是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的，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因此，他们不可能下大力气投入硬件与软件建设。比如，他们的校舍一般都很简陋，教学设备也是缺三短四；他们教师的工资一般只有五六百元、七八百元，很少超过千元的，这样的工资怎么能吸引优秀的教师？没有优秀的教师，哪谈得上优异的教育？”黄鹤说：“我们学校的硬件你看到了，它已经达到北京市的基本标准。至于师资力量，它是所有打工子弟学校中最强的。我们的教师里，有四个硕士研究生，两个双学士，两个省级优秀教师，两个市级优秀教师，所有教师都有资格证。当然，我们教师的工资也要比其他打工子弟学校高，平均高出百分之五十左右。”
黄鹤极为自信，他说自己是用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在办一所农民工子女的示范学校。
“怎么来体现你这所学校的示范性呢？”我问。
“关于硬件与师资我就不再说了。”黄鹤说：“我们的独到之处体现在课程的设置上。除了国家教委规定的课程，我们还有自己的校本课程，比如，创业课程、环保课程、中华古诗文、快速阅读、商业与经济……。陶行知强调：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我们提出了‘生活课程化，课程生活化’的理念。”
“怎么解释？”
“生活课程化，我们将吃饭、穿衣、乘车……这些日常生活，上升到课程来教育学生。比如，教育学生吃饭要讲卫生，不说话；穿衣服要注意仪表美，要节俭；乘车要遵守交通规则，要主动给老人让座，等等。课程生活化，强调要尽量将所教的课程，与社会、与学生的生活结合起来。上地理课时，要求每个学生画一张自己家乡的地图，不仅要标明家乡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特征；还要说明家乡的经济状况，土特产；甚至还要有家乡的旅游胜地，风土人情。这样就可以将原来的‘死地理’，变成了‘活地理’。所以说，课程结构决定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素质结构。”
黄鹤显得有些激动，他说：“在北京的所有打工子弟学校中，我们独此一家；在全国所有打工子弟学校中，我们也是独此一家。要不，为什么会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我希望，从行知学校走出去的学生，有信心去迎接高考的挑战；同时，我希望学生是心理健康的人、有能力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即使他们考不上大学，他们走上社会也同样有竞争力，因为，他们已经打好了心理素质和职业技能的基础，即便他们干不了大事业，去做小生意，他们也是个正直的商人。”
行知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现有学生一千二百六十人，教职工六十人。二00四年五月，该校已经拿到大兴区教育局颁发的办学许可证。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黄鹤：陶行知的追随者（4）
我问黄鹤：“现在你们学校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黄鹤脱口而出：“经费问题，时时困扰着我的是经费问题。”
我说：“有人告诉我，打工子弟学校，能招上一二百学生就可以维持，招上三五百学生肯定赚钱，行知学校已有一千多裁茨慊贡痪盐侍饫牛俊？“你说的没错，一般打工子弟学校，一千学生规模的话，光小卖部一年的利润就是三四万元，食堂的利润还有百分之二十，他们用的课本还有盗版的，盗版的便宜啊！光这些一年赚个十万元不算多。可我们不一样！”。
“区别在哪里？”
黄鹤说：“我们学校的定位是：非盈利性质的从事教育科学实验的平民学校。我们的收费标准同一般打工子弟学校没什么差别，但我们的开支同他们就大不一样了。硬件不说，我们教师的工资比一般打工子弟学校要高出百分之五十，甚至一倍。还有一笔开支是，学校创办以来，我们先后资助了八百七十名（次）学生，有的是全部减免学费，有的是部分减免学费。”
“那么，你们是怎样解决经费问题的？”
“一方面通过正常的学生收费；另方面就是接受社会捐助。领取了办学许可证后，政府也资助了十万元。”
我说：“这就必然要出现一个问题，你是所打工子弟学校，也就是民办学校，说得更直白一些，这所学校是你黄鹤办的，它的所有产权都属于你黄鹤个人的。”
“不，这所学校不能说是属于我黄鹤个人的，但又不是股份制，也不是国家的。怎么说呢？应该说是属于社会的吧。”
“说是这么说，但实际情况还是属于你个人的。所以，你在接受社会捐助时，必将会有人要产生疑问：你能用好这些捐款吗？你如何保证不发生贪污、腐败现象？我在其他打工子弟学校采访时，就有校长说：黄鹤命好。有人说你拿这个钱去请客、打的……”
黄鹤笑了，他檫檫眼镜，说：“还是作家厉害，什么话、什么意见都可以听到。这么告诉你吧，前三年，在学校里我不拿工资，完全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奉献，人家说我是靠妻子养着的男人。今年三月开始拿工资，是教师平均工资的一倍半，一千八百六十元。作为校长，需要时我可以请客，也可以打的，当然还有手机费，但这些费用全部加起来一年不得超过两万元。区教育局每年要来审计财务一次，我们的财务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来查帐。学校现在正在组建理事会和监事会，以后，学校大的决策和财务开支，都要经过理事会和监事会批准通过。”
在采访中，我也听到了对黄鹤的不同看法。有人说：“黄鹤对于陶行知的教育理念，是理论多于实践。行知学校与其他打工子弟学校相比，只有教学质量高低的差别，而没有本质的区别，更不是什么陶行知的‘做学教合一’的理论的典范。”这些，我倒不担忧，事实摆在那里，其它打工子弟学校，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是无法与行知学校相比的。至于教育理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有个实践的过程。我担忧的是，一个善的事业的完成，毕竟不可能仅仅靠一种善良的愿望和理想主义的激情所能保证。对于黄鹤来说，尽快认定行知学校的性质和归属，建立起一系列刚性的约束和监督机制，这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未来，黄鹤充满着信心和憧憬。他要把行知学校办成一所教学科学试验学校，使之成为师范学校的试验基地，教育科学创新基地，教师培训基地。
他告诉我：“十年之内，我们还要办三、五所行知小学和中学。到二0一七年，准备再办一所行知师范大学，招生对象是想当教师的高中生。入学后，一人两种身份，一是行知师范大学的大学生，一是行知中小学的教师。按照陶行知的做学教合一的理论，培养师范生，探索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之路，和中小学的教育创新之路。”
陶行知说过：“今日之学校是行以求学的地方，有行动的勇气，才有真知之收获，才有创造之可能。”
在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实践中，有人说黄鹤像一名战士，永远充满着勇气！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夹缝中生存的“歪脖子树”（1）
都说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但是，当我告诉我的朋友们（其中不乏新闻界、文学界消息灵通人士），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在北京的郊区，现在还有三、四百所打工子弟学校时，许多朋友都露出了惊奇的神色：
“是吗？不可能吧！怎么可能呢？”
“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私塾’？”
“政府为什么不去管管？”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农民工流动方式，从“单枪匹马”到“拖家带口”变化的必然结果；是现行教育体制无法适应社会转型及变迁的必然结果。这些跟随父辈进城的农村娃们，当他们进入学龄时，他们的父辈，不仅要解决他们的温饱，同时还要考虑他们的教育问题。而当他们遭遇城市教育机构的排斥与歧视时，便诞生了刚开始的“窝棚学校”和后来像春笋般涌现出的打工子弟学校。
通过张保贵、易本耀（李素梅）、张歌真的故事，我们基本可以廓清这样一条脉络：九十年代初，外地来京打工者中，有人在窝棚和简易平房中，开始办起类似私塾式教学点；随着农民工子女的急剧增多，特别是当创办这种专门为农民工子女服务的学校，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也能成为一种谋生手段时，九十年代中后期，打工子弟学校得以迅速扩展。尽管这期间，屡遭有关部门的驱逐与取缔，但野火扑不灭，春风吹又生，哪里有农民工，哪里就有打工子弟学校。它在一个时期内，解决了一部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社会问题，发挥了对现行教育体制的“补充”作用。
打工子弟学校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属于私人办学；
（二）没有合法办学手续；
（三）招收的学生为农民工子女；
（四）收费低廉；
（五）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六）校舍简陋、教学器材缺乏。
打工子弟学校得以生存、发展，最关键的是经济杠杆在起作用。
根据北京市教委关于《北京市中、小学统一收费项目、标准》（2000年7月）的规定，非本市户口学生除了交纳规定的书杂费用，另外收取借读费用，小学阶段为每学期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