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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外收取借读费用，小学阶段为每学期每人六百元，中学阶段为一千元。但实际情况比教育部门规定的要高得多，在教育产业化声浪的驱动下，各学校巧立名目收费，最普遍的是赞助费，高的要数万元。
另据对上海、天津、广州、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福州、厦门、青岛、大连等十一个大中城市的调查，二00三年前，对非本市户口学生，小学每人每学年平均收取借读费400…800元，初中每人每学年平均收取借读费1000…2000元。同时，各校还要收取数额不等的赞助费。
如此高额的收费标准，对于平均月收入只有800…1200元的农民工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
与公办学校相比，打工子弟学校的收费却要低廉得多。据对北京114所打工子弟学校二00一年收费标准统计，每学期300元以下的50所，300…399元的33所，400…499元14所，500…599元11所，600元以上6所。平均每学期为323元。
而且，打工子弟学校收费方式灵活，大部分学校按学期收费，有的还按月收费，普遍允许拖欠学费。有的学校对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在本校上学的给予优惠，有的学校对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还给予减免学费。
打工子弟学校受欢迎，与它进出自由的机制也有关系。农民工流动性大，今年北京，明年可能去广东；上半年在丰台，下半年可能到朝阳。他们的子女一般要随着父母工作的转移而转学，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来去自由，你随时来插班行，什么时候想走也行。如果是按学期收费的学校，你提前转走，还可以把预交的学费退给你。
还有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工子女到公办学校上学，往往要承受被本地学生和教师歧视的心理压力。而在打工子弟学校，却没有这个问题，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出生一样，地位相同，彼此平等。
中央电视台某记者在采访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易本耀时，问：“易校长，你办学校赚钱了吗？”易本耀答：“怎么说呢？应该是多多少少赚了点吧！”记者说：“那我就放心了。”
记者的话其实说得很明白，打工子弟学校不是慈善机构，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做底线，任何一所打工子弟学校都是难以坚持下去的。
如果说，李素梅当年办学，是为了给亲朋好友的孩子“救急”；张保贵当年办学，是为了摆脱民办教师的困境的话；那么，后来的办学者，则是看到了通过对打工子弟学校的运作，可以有利可图；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把办打工子弟学校背梢恢帜鄙氖侄巍？一位校长告诉我，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只要能招到一百名学生，就可以有盈利，明细如下：
收入：
学费每人每学期400元，两学期800元，100人，合计8万元
支出：
房租1·2万元
教师工资4人，每人每月800元，10个月（寒暑假不发工资），
合计3·2万元
课本费每人50元，100人，合计5000元
水电费、办公用品、杂费1万元
盈利约2·1万元
如果学生人数在五百人以上，那盈利便更为可观。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夹缝中生存的“歪脖子树”（2）
由于“有利可图”，这个领域也成了一块“唐僧肉”，什么人都敢办学，什么人都敢当校长。在丰台双庙一条街上，曾经遍布六所打工子弟学校；海淀巴沟一个村也有三所。
当然，办一所学校，绝不像开个小饭店那样简单。作为一名校长，他不可避免要应付那些不可预测的事件。比如，一所学校，有一个学生在教室里摔了一跤，把腿摔成了骨折。家长找来了，说你学校没管理好，要不赔偿，要不上法院。学校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赔了五千元。还有一所学校，两个学生斗殴，一个学生竟然把另一个学生捅死了。死者家长告到法院，最后，肇事学生家长和学校各赔偿三万元。
易本耀告诉我：每当招聘来新教师时，学校都要他们做一份答卷，其中有一道题：你认为打工子弟学校第一位的工作是什么？一般老师都答教学质量啊、管理啊、爱心啊，其实错了，我要的答案是安全，第一位工作是安全。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我们打工子弟学校安全出了问题，像失火啊，学生打架斗殴伤亡啊，就可能马上被取缔。
中国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的吕绍清、张守礼，曾对北京一百一十四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作过专题调查，其统计数字表明，在这一百一十四位校长中，河北人占了五十四位，河南人占了四十位。河北的办学者以张北县最多，二十五人；河南的以固始县最多，二十三人。张北人在京以种地为主，集中居住在四季青乡、衙门口等地；而固始人几乎垄断了北京的废品回收业，集中居住在八家、太阳宫等地。
“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基本上是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无教师经历者三分天下。在114名办学者中，有79人在办学之前曾有过正规学校的从教经历，其中包括42名民办教师和30名公办教师，另外7名是代课教师和企办教师。除此之外，有30人是半路出家，另有5人则拒绝透露。”
“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文化程度普遍不高。114名办学者中，大专文化的只有16人；大部分是中等文化程度，如中专、中师、高中等，共有81人；最低的是文盲，有2人。另外，21名不愿向调查者透露其文化程度。
“总的来看，相当一部分办学者属于半路出家，他们所办学校的质量可想而知。这些半路出家的办学者是从形形色色的职业走上办学之路的。例如，固始县的冯校长是95年来京做买卖；丁校长92年来京批发酱油等食品，后来与人合办食品公司；何校长以前也是生意人；陆校长91年来京后做厨师，然后又自开小吃店；竹校长在京做秘书，又做家电公司的经理；安徽的张校长来京出租录象带，后来又承包旅馆；新县的陈校长来京种地，后来又做包工头；光山县的管校长来京种地；固始县的秦校长和梅校长以前都是收废品的；张北县的段校长、李校长、吴校长、杨校长、张校长、薛校长，吉林的王校长、内蒙的刘校长以前都在北京包地种菜；新县的胡校长在京做了十年建筑工；张北的李校长来京后做保洁领班；内蒙的李校长来京后做老人护理工作；山东的张校长来京后做过会计……”
打工子弟学校的师资，前期（93年…96、97年）主要延聘本地退休教师和农村的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或是看到自己转公办无望，或是觉得待遇实在太低，难以维持生计，便外出打工，而打工子弟学校往往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后期（98年至今）则以地方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为主。以易本耀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为例，他们的教师一多半以上来自河北师专、内蒙师专、辽宁朝阳师专、河南信阳师范学校、张家口教育学院……。这些学校的学生原来一般是包分配的，后来体制改革，又不包分配了。于是，他们便随着民工潮的流动，流入打工子弟学校这个劳动市场。他们每月工资一般为六百至九百元，生活条件很差。他们中大多数人把教书只当作一个过渡性的工作，一旦找到工资待遇更好的工作，随时都会甩手而去。
存在就是合理的。
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为那些被排斥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的农民工子女，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场所。但是，它是以另一种形式的不合理来解决现行教育体制的不合理。
这些年来，流入地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往往走向两个极端：或是采取“三不管”政策，随它自生自灭；或是采取粗暴的全部取缔手段。致使打工子弟学校处于一种畸形的生存状态之中。
特别是这些学校，绝大多数完全被置于追求利润的私人控制操作之下，其弊端和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打工子弟学校设施简陋，大部分校舍都是租用破旧的平房、民房，或用闲置的库房改建。教室内学生座位拥挤，一个班五六十个、七八十个学生常见。课桌椅多为从公办学校买来淘汰的“二手货”。许多学校甚至连教学必备的挂图、三角板、圆规都没有。大部分学校没有操场。
课程设置不规范，往往是有什么老师开什么课。特别是由于缺乏音、体、美专职教师，这些课在许多学校开不了。课本使用也非常混乱，有使用六年制全国统编教材的，也有使用北京版的，还有从流出地教育部门买来的。
教师流动性大，随时可以来，也随时可以走，缺乏稳定性。而且他们本身也是打工者，缺乏责任感。加上流动儿童基础差，教学质量普遍不高。
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和指导，打工子弟学校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教室倒塌，伤亡事故……。甚至还发生过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卷款逃跑，使得几百名学生无学可上。
……
加强打工子弟学校的监督和管理，尽快使打工子弟学校走上正规化的道路，迫在眉睫！
听听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们的声音吧，他们的意见应该是最富有建设性的：
事实上，我从办学校的第一天开始，就不希望我的学校像这样办下去。为了让那些随父母漂泊的孩子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我所做的仅仅是一个过渡。我希望，打工子弟学校最终还是由国家来接管，这样就能让那些天真浪漫的孩子们，真正平等地享受到与城市里孩子们一样受教育的权利了。
——海淀明圆学校校长张歌真
我们是北京市办学最早的三家打工子弟学校之一，如今，“行知”已无忧，“社会”处境艰难，“希望”仍在蓬勃发展，我们做梦都想着那张“许可证”，如果有了它，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把“希望”办得更大、更好！
——北京希望学校（总校）校长肖海龙
我们是在办教育，不是在放羊。我们现在做的是看见孩子们在文盲边缘徘徊，把他们拉了过来，教他们认字。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培养他们啊！
——朝阳区新世纪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陆金礼
打工子弟学校是一棵在夹缝中生存的“歪脖子树”，底下没有“土壤”，两边还有“石头”挤着，真难啊！
——大兴区为民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张和平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边缘人（图）（1）
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这会造成对自己身份的不明：我是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认同就会趋向游民化，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而这种边缘化的感觉和意识，反过来又会阻碍他们重回主流社会的步伐。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王春光 我们同样是中国的少年，我们在自己国家的学校里上学，还要交赞助费和借读费，这样公平吗？ 既然人人平等，为什么要分城市人和农村人？ ——摘自一个农民工子弟的作文 涣说难凵？打工子弟学校的校名，也可以成为我们考察北京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一个通道。 一所学校的全称为“北京市朝阳区河北中心校”，简称“河北中心校”，它肯定是河北人办的，主要是招收河北来京农民工的子女；“赤城县白草乡驻京小学”，更具体，它是专门为河北赤城县白草乡的农民工服务的；“京豫陈打工子弟学校”，有点绕口，全部含义应该是，一个姓陈的河南人，在北京办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还有一所校名叫“河南省信阳地区振华小学”，它持的是信阳教育部门颁发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遇到北京有关部门来检查时，拿这个证也可以应付一阵子。 “龙王堂12队私立小学”、“关西庄简易小学”、“菜农子弟小学”、“京北煤场小学”、“东卯镇跟踪办学班驻京小学”……这一个个充满乡土气息的校名，留下了进城农民工艰辛的足迹。 有人问我，采访打工子弟学校，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回答说是眼神，是农民工子女那一双双眼神——忧伤？喜悦？愤懑？满足？委屈？渴望？ 透过这一双双眼神，我们读懂什么了吗？ 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我在六年级组织了一次“家乡·父母·我”的主题班会。 我在黑板上写下“家乡·父母·我”几个大字，对同学们说：“今天，我们这个主题班会的内容叫做‘家乡、父母和我’，什么意思呢？大家都有自己的家乡，家乡给大家留下什么记忆？美丽？欢乐？贫苦？大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