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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坐公共汽车，说话声音稍微大一些，卖票的阿姨，马上就说：“吵什么吵，再吵，统统都给我下去。”要是我们是北京的孩子，阿姨肯定不会说什么。 问：她怎么知道你们是外地来的学生。 答：我们的校服都很差，有的同学还买不起校服，一看就知道肯定不是本地学生。还有，我们去书店买书，售货员老是在旁边盯着你，生怕我们会偷了她的书。 问：遇到这种情况，你心里会怎么想？ 答：想的挺多，有时觉得自己的命为什么这么不好，不是北京人？有时又觉得北京人干吗要瞧不起人？ 宋大朋：初一，来自山东威海。 问：你们平时同北京本地的学生一起玩儿吗？ 答：不一起玩儿。 问：为什么？ 答：我们学校都是打工的孩子，没有本地的学生，所以不在一起玩儿。 问：如果有北京本地的学生要同你们一起玩儿，你们愿意跟他们一起玩儿吗？ 答：我想，不愿意。有一次，星期天，我们班几个同学跑到首师大操场打篮球，玩儿得正高兴，来了一拨北京的孩子，说是要和我们打比赛，我们一见，什么也没说，就不玩儿了。 问：为什么？怕他们？ 答：也不是怕……他们来了，我们就走，反正，肯定玩儿不到一起。 问：都这样吗？ 答：反正我知道的，一般都这样。 孩子们纯洁的心灵像一张白纸，任何不公正的遭遇，都会在上面留下深深的“墨迹”。 社会不应该用不合理的政策制造出社会的弱者； 都市人也不应该用不道德的歧视制造出都市的仇人！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我是谁（1）
他们是谁？
该怎么称呼他们——“农民工子女”？“第二代移民”？“民工第二代”？或者给他们一个比较阳光的名称：“城市新市民”？
他们是伴随着中国民工潮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
也是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回避的一个特殊群体。
这个特殊群体可以划分为四类：一、从小跟随父辈到城市打工，有的甚至就在城市出生；二、先在农村“留守”，长大后进城，投靠父母；三、小时候在农村呆着，小学、初中在城市上，上高中时又返回农村；四、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在农村上，后考入父辈打工的城市读大学，这是极少数的幸运儿。
二000年六月，有机构曾对在北京打工的四百多个家庭做了调查，他们共有子女九百零三个。其中在北京出生的占11·4％，在老家出生的占88·0％。当时带在北京的子女有三百二十三个，约占三分之一。
最早关注这个群体的是一些专家、学者。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学者韩嘉玲，针对农民工子女，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答案有两个：老家人；北京人。
在收回来的问卷中，许多孩子在答案旁，另写道：中国人。
韩嘉玲后悔当时没有设定第三种选择：不知道。
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不想回归农村社会，对自己的身份不明，致使进城农民工子女发出这样的疑问：我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
可以说，第一代移民进城的目的非常明确：进城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他们认同自己是这个城市的过客和外来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在城市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心理准备和奢望。
第二代移民（农民工子女）就不同了。尽管，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进城是被迫的、非主动的，但一旦他们在城市生活下来以后，虽然他们口头上也不敢说自己是城市人，其内心却涌动着成为城市人的强烈愿望，渴望着将来能在城市里长期生活和工作。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就在北京出生的农民工子女：
问：你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吗？
答：不是。
问：那你是山西人？
答：也不是。
问：你既然在北京出生，为什么认为自己不是北京人？
答：我没有北京户口。人家也不承认我是北京人。
问：那你又为什么不是山西人。
答：我今年十四岁了，在山西老家加起来也没有两个月。跟爸爸妈妈回老家几次，但每次回去，生活都不习惯。
问：怎么不习惯？
答：老家那个村子，到现在连电都不通，还点着小煤油灯。说是前几年通电了，可是农民嫌贵用不起，索性都不用了。还有，所有的人我都不认识，我也不会讲他们说的那种话，所以，根本就没有觉得那儿就是我的家乡。
问：既不是北京人，又不是山西人，那怎么办？
答：这个无所谓，反正能留在北京就行了。
问：你觉得能留得下来吗？
答：我觉得问题不大吧，那么多打工的都留下了，反正城市永远需要打工的干活儿。
……
一位农民工子女向我表述了这样的一种愿望：
问：你来北京几年了？
答：八年。
问：再过几个月，你就初中毕业了，你知道国家的规定吗？高中是必须在户口所在地上的。
答：知道。
问：那你准备初中毕业回老家上高中？
答：不回去。
问：为什么？
答：我成绩很一般，就是回去上高中也考不上大学。我想留在北京，先上个电脑或电器维修方面的职高，为以后找工作做准备。
问：你是想留在北京了？
答：是。
问：为什么不回老家？
答：城市各种条件好，就业机会也多。我的爸爸才上过小学三年级，妈妈是个文盲，他们都敢跑到北京来，我们这一代比他们肯定要强，而且在北京也生活七八年了，对城市的一切都比较熟悉了。
问：你是想暂时留下来，还是长期留下来。
答：肯定是长期。
问：你们班的同学都是这样打算的吗？
答：除了要回老家上高中的，即便是回老家上高中，他们也是想通过考大学，到城市里来，没有说再回农村去的。
……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我是谁（2）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王春光研究员，在对移民社会适应性问题以及移民社会认同感问题研究时，发现：农民迁移到城市，使得城乡分割的状况有所改变，但是，由于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障碍并未完全打破，迁移到城市的原农民，并没有被接纳为城市居民。与此同时，农村流动人口作为外来者，基本上与流入地社会没有很多交往。另外，新生代流动人口对原来农村社会的“乡土认同”也在减弱，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游离于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之间的“社会独立单元”。王春光担心，加上在城市社会遇到制度性的社会排斥，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会趋向“内卷式”的建构，从而形成“流民化”的社会认同。
王春光与其他一些专家调查结果显示，一方面，由于城市的排斥，以及二代移民的自我封闭，他们没有融入到城市的主流生活中；另一方面，由于较长时间脱离了原家乡的社会生活环境，对家乡也产生了距离感和陌生感，对家乡的认同也在减弱。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游离与城市和农村家乡之间的“社会独立单元”。
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未成年人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凯博士认为：“农民工子女既融入不了城市，又不愿意重新回农村。在这种环境下，孩子的身心发展会产生一定的阻碍，他们可能对城市环境有一种天然的隔阂，自身的环境更倾向于农村所属环境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对社会地位的认知很难形成。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由于城市本身对这些孩子的社会排斥所造成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特别应该给这些孩子提供帮助，对于这些孩子而言，最大的弱势是机会的弱势。”
二00四年暑假，扬州大学学生深入当地农民工聚集地，就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48％的外来孩子最渴望能得到与当地孩子同等的待遇，他们在学校里常常感到自己是一个异类，缺乏自信；73％的外来孩子成绩中等偏下，他们幼小的心灵承受着家庭经济的压力和来自社会的压力，地域差别与成绩不理想的现状，使他们在学校里更多地选择沉默和独处。
这是一个叫顾明的孩子的自述：
我是五年前跟爸爸妈妈到北京的，我们的老家在湖南湘西，老家还有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妹妹，因为我是男孩，爸爸就把我带到北京。爸爸在一家超市做搬运工，妈妈在小区当小时工。
到北京那年，我读二年级，是在公办小学上的，全班四十几位同学，外地来的只有四位，其他全部是北京的学生。开始，我们同班里其他同学玩得不错，特别是同一个叫刘京的，我们坐在前后排，成了好朋友。有一天下午放学，刘京让我到他家玩，我说好呀。他家离学校不远，住在一栋漂亮的大楼里。到了他家，他拿出好多玩具让我玩，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多好玩的玩具。他又打开冰箱，里面有好多好吃的。
我俩正玩得高兴，他妈妈回家了。他妈妈长得特别漂亮，就像电视里的演员一样。开始，阿姨挺客气，让我吃这个那个。后来，阿姨问我：你爸爸干什么？我说：爸爸在一家超市做搬运工。阿姨又问：你妈妈呢？我说：妈妈在小区当小时工。阿姨的脸色马上变了，让我早点回家，要不我爸爸妈妈会担心的。我就走了。
从那以后，刘京就不跟我玩了。我知道肯定是他妈妈不让他跟我玩。后来，我们几个外地来的孩子就自己一块玩。有一天，我们几个正在操场上玩儿彩色卡片游戏。高年级几个本地孩子走过来，让把卡片交给他们，我们说为什么要交，他们说让你交就交，看他们那凶样，我们只好交了。走得时候，他们还说不能告诉家长。以后，我们几个就更害怕本地的学生。
上四年级时，有一天，做完课间操，我进教室里，看见那个叫咪咪的女生正在大哭，说是自己放在书包里的三百块钱丢了。老师让大家都帮助找找，我们大家都把书包翻遍了，口袋也翻了，也没有找到。
下午放学后，我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班主任问我：咪咪的钱怎么会丢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她又问我：你觉得她的钱会丢在哪里？我想了想，说：会不会丢在上学的路上？她说：你怎么会知道丢在上学的路上？我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她又问：你觉得会不会被人偷了？我说：这也有可能。这时候，班主任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严厉，她说：顾明，我们都应该做个诚实的孩子，如果现在谁把钱拿出来交给老师，还是好孩子。现在不主动交出来，以后被查出来就是小偷了，要被开除的……
回来后，我越想越觉得班主任肯定怀疑咪咪的钱是我偷的。回家后，不敢告诉爸爸妈妈，自己悄悄哭了一场。第二天，一走进教室，我觉得大家都用一种与平时不一样的目光看着我，我的脸马上红了，赶紧低下头。
从那以后，同学们都不跟我玩儿了，我也不跟大家说话。
到五年级时，我一定要转学，爸爸问我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他，就说自己不喜欢这个学校。爸爸也觉得上这个学校花钱太多，就把我转到现在这个打工子弟学校。
……
许多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说，像顾明这种遭遇的孩子，在他们学校并不在少数。
行知学校校长易本耀告诉我：“家长把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学校，除了经济原因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这里可以获得平等的机会，心理上没有压力。有一个老乡，孩子原来在公办小学，他一定要把孩子转到我这里来，我说，实话对你说，我这里的硬件和软件都不如公办小学，教学质量也肯定不如人家，你就别转了。他说，不，我一定要转到你这里来。别说其他的，就每次去开家长会，我就特别受刺激。本地学生的家长，有开着小车的，有穿着西装的，和老师亲得不得了。我这身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乡下人，我还怕人家嫌我身上有味儿，每次都坐在角落里，有什么问题也不敢问老师。家长会一学期不过开一两次，我都觉得受不了。孩子每天要去上学，不定要受多少委屈？乡下人和城里人毕竟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咱不能老让孩子受委屈，条件差就差一点，起码心里舒坦。校长，你一定要收下我的孩子。”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