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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他们夫妻俩操心的是两个孩子的学业。一九九六年，老大该上学了，他们联系了好几所学校，都得交赞助费。每学期有的学校开价三千元，有的两千元，最少的也得一千元。他们算了算，实在是承受不了。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跟他爷爷过，在当地上小学。
老二六岁半了，也该上小学了。本想也送回老家，但他爷爷一个人，带个老大已经够累了，再带老二，老人受不了。又是四处去找学校，还是都要赞助费。后来，不得不不咬咬牙，把他送进附近的靛厂小学。当时，一学期要一千六百元的赞助费。一学期一千六，一年是三千二百元。一年卖菜才能卖多少？现在已经读到小学六年级了，这两年，赞助费降了一些，每学期二百元，不过，其他七七八八费用加起来，每学期也得七八百元。
陈志平听说我要跟他到批发市场进次菜，觉得挺纳闷：“进菜有什么好看的，还得起个大早？”
“我就想感受感受。”我说。是的，我想知道那每学期七八百元的学费，小陈夫妇是怎么挣到手的。
憨厚、朴实的陈志平答应了。
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像刀一般尖利。
六点差三分，陈志平裹着大衣，缩着脖子，骑着辆三轮平板车来了。
“这么冷的天，让你起了个大早，够遭罪的，走吧！”他说了句。
陈志平在前头骑着，我在后头跟着。不时有货车和三轮平板车从我们的身旁经过。
岳各庄批发市场到了。
车水马龙。喇叭声，吆喝声，交易声，交织成一片。
门口就有人在平板车上推销蔬菜。陈志平要了十斤油麦菜，二十斤油菜，三斤小葱。
我有些不解：“你为什么不到批发市场里面进？那里面用大卡车拉来的，不更便宜些吗？”
“这个你不懂，用大卡车拉来的，一般是大众菜，大白菜啊，元白菜啊，胡萝卜、土豆啊。像油麦菜、小葱这些细菜，要在这里进。”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你知道卖菜的艰辛吗？（3）
“这些细菜是从哪来的？”
“他们是半夜里刚刚从附近的菜农那里贩来的。”
我问那位卖油菜的中年人，几点去进菜。他说凌晨两点就到菜地了。油菜进价每斤四角，出价四角五分，每斤挣五分钱。
他应该是第一道菜贩，陈志平只能算是二道贩。
进了批发市场，人挤人，车挤车，地下到处是烂菜叶子和冰碴子，稍不留心就要滑倒。
陈志平不住提醒我：“注意你的钱包和手机，这里面小偷多着呢！”
推着平板车实在走不动了，陈志平不得不将它锁在一家熟悉的批发生姜的店铺前。
我跟在一旁，在一张小纸条上记下当日的菜价：
胡萝卜0，30元奶白菜0，70元
心里美0，35元蘑菇1元
白萝卜0，20元青椒0，70元
茄子0，70元小葱2，80元
陈志平每买下一两样菜，就用大塑料袋装好，自己提着往平板车上倒，来回折腾。批发市场里有穿着黄马褂专门负责搬运菜的小工，每运一趟收费三元，陈志平舍不得花这三元钱。
快到九点，陈志平才进完菜。顾不上歇口气，又急急火火往回赶。他出来时连早点都没吃，我劝他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他说来不及了，得抓紧赶回去卖头拨菜。
回来是顶风，陈志平弓着身子，骑得满头大汗。
经过海军大院西门外海悦超市，陈志平将一半的菜卸在赵文秀的摊位上；然后，又将另一半菜，卸在自己在海军大院的摊位上。
“今天，您准备吃点什么？”“都是刚刚上的，挺新鲜的，您要点什么？”陈志平开始招徕顾客。
小菜市场里卖菜的有十几家，陈志平告诉我，他们同行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不仅价格要公道，服务态度还得好。
中午，我在机关食堂吃完饭，快一点时，刚到海悦超市，陈志平也来了。他从大院便民食堂打了两盒饭，一份豆腐，一份圆白菜炒粉丝，一共花了四元五角，他说两口子合在一起吃要省一些。
吃完饭，陈志平说：“对不起，我得先睡一小觉。”
“睡觉？在哪儿睡？”
陈志平指了指门口的平板车，“就在上面眯一小会儿，早晨起得早，要不实在顶不住。”
我担忧地说：“那多冷？”
陈志平说：“有件大衣盖，再说也习惯了。”
晚上七点半，陈志平收完海军大院的菜摊子，又从食堂买了点饭，两口子一起吃。赵文秀一般十点左右先回家，而陈志平要一直到夜里十一点半，等超市关门后才能回家。
我问他：“早晨进的菜都卖了吗？”
“卖了三分之二，天太冷，卖不动。”
“那怎么办？”
“明天少进一些，剩下的接着卖。”
夜里，没什么顾客，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陈志平说：“来北京已经二十年出头了，要说挣钱，肯定比在老家强，但受的苦、受的气也多着去了。这两年好多了，前些年，整天担心怕被警察收容遣送回老家。”
“你被遣送过？”
“我倒没有，我们老乡好多被遣送过。遇上每年的‘两会’和一些重大节日，警察三天两头开着车在街上转悠，不管你有暂住证，还是没暂住证，只要看你不顺眼，就往车上抓，吓得我们都不敢上街，尤其是晚上。我们有个老乡，在六里桥附近摆个水果摊。一天夜里，孩子感冒发高烧，出去买药，刚走到街口，遇上警察抓人，他说孩子病了，出来买药，自己有身份证，也有暂住证，都放在家里。警察根本不听他的，把他架到车上，先到派出所，等人凑齐了就往昌平收容所送。强制劳动，整天筛沙子。后来花了一千多元，托人走门子，才把他给保了出来。”
“如果花不起钱呢？”
“筛一车沙子记五毛钱工钱，挣够了路费，就遣送回老家。”
我问：“你们现在最担忧的是什么？”
“北京是首都，政治活动多，遇到大活动，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走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农民工。理由是不安全、不稳定，影响市容。香港回归，澳门回归，都赶过农民工。”
陈志平想了想，又说：“其实，最难的还是孩子的上学问题。像我们这些人，全部的希望都放在孩子的身上，可孩子在北京上学太难了，又是借读费，又是赞助费，还要这个证，那个证。我们挣点钱本来就不容易，好多钱都花在孩子上学上了。谁不想自己的孩子能多读几年书？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有出息？我们家老二眼看明年小学毕业，就要上中学了，我现在还不知道到哪儿给他找中学呢？”
说完，陈志平长长地叹了口气。
夜深了，天空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小雪花，纷纷扬扬，整个世界变得一片混屯……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一只毛鸡蛋赚多少钱（图）（1）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一只毛鸡蛋赚多少钱（2）
我是在海淀区一个叫五路居的地方，一所叫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中学部认识魏志强的。
下午，听完初三（1）班班主任张老师的介绍后，我提出要找一两个家庭情况差些的、困难一些的学生聊聊。张老师笑了：“在我们全校十个班四百六十名学生中，你要找家庭情况好的，是难为我；你要找家庭困难的，太容易了。我们学校的学生，家庭经济情况普遍不怎么样。”
张老师打开花名册，指着一个名字说：“你先找魏志强聊聊吧，这孩子家里特别困难。这不，今天上早自习时，他妈妈还来找过我，一边说着，一边直掉眼泪……”
我问：“出了什么事？”
张老师说：“魏志强跟他妈妈说，自己不想上学了……”
放学后，我见到了魏志强。与同龄孩子相比，他像是营养不良，显得有些瘦小。他告诉我，上个周六（十一月二十日），是他十五岁的生日。班里几个要好的同学，先是到首都师范大学体育场打了一场篮球，然后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花了四十几元，是大家一起凑的，不过，没让他掏钱。
我问他学习情况，他说还可以，在班里能进入前十名。
“你既然学得不错，为什么又不想上学了？”
我这一问，一下把他给问住了。他寻思了片刻，说：“……我妈妈太难了，起早贪黑卖毛鸡蛋（一种孵不出小鸡的鸡蛋），能卖几个钱？我想退了学，看能不能找个活儿干，减轻妈妈的负担。……还有，像我们这种没有北京户口的学生，高中只能回原籍上，我的户口在新疆，要上高中就必须回新疆，可我根本不愿回新疆，一想这些，我就没了学习的心思，还不如早点退学算了……”
我让魏志强带我去见见他的妈妈，看看他们的家。
这一带我一点也不熟，实际上这里离航天桥也就三四站地，但却显得特别破乱，到处是坑坑洼洼的建筑工地和低矮的民房。
魏志强带我绕过一个建筑工地，又穿过两条小道，来到一条小街上。小街约有两三百米长，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小店铺。
“卖毛鸡蛋罗——”
“卖毛鸡蛋罗——”
顺着一阵阵吆喝声，我看见一个约莫五十来岁的妇人（后来，我知道她的实际年龄其实只有四十一岁），正在一家小烟摊前卖毛鸡蛋。她的双眼布满愁云，身上围着一条油星麻花的围裙。身旁是一辆小三轮车，车上搁一只蜂窝煤炉，炉子上架一个平底锅，锅上煎着一些毛鸡蛋。
魏志强轻轻喊了声“妈”，那妇人疑惑地打量着我。魏志强告诉他妈，我是一位记者，到学校了解农民工的情况，顺便来家看看。
听说我是来了解情况的，那妇人马上对我唠叨开了：“这孩子不想上学了，简直让人愁死了……”
我说：“孩子也是为你着想，想帮你减轻些负担。”
妇人说：“现在连大人都找不到活儿干，他一个孩子能干什么？再说，做父母的受苦受累，还不是想让孩子多读点书，以后有些出息。我跟他说了，他要不读书就自己一个人过，我不管他了……”
魏志强在一旁不敢吭声，见有两个民工来买毛鸡蛋，赶紧帮他妈妈收钱。两个民工一人买了一串毛鸡蛋，一串毛鸡蛋（三只）卖一元钱。
魏志强的妈妈叫亓春英，老家在河南省濮阳县。亓春英二十一岁结婚，婚后三年，生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濮阳是个穷地方，人多地少，粮食产量低。一九九四年，政府号召移民到新疆建设兵团，说那个地方的地一眼望不到头，多得种不过来；种了棉花多得摘不过来。亓春英与丈夫商量了一番，觉得与其在家乡过苦日子，还不如到外头闯闯看。当年秋天，全家志愿移民到新疆哈密农13师7连。事情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美好！哈密的地倒是不少，但种棉花一要技术，二要成本，三还要看老天爷高兴。一家四口，种了三十亩地，一年忙到头，累个半死，还挣不到两千元。
这样的日子混下去，大人也就忍了，可将来孩子怎么办？
河南人好武术。当时亓春英有个弟弟，在北京一家武术学校当教练。弟弟告诉她，北京的机会怎么说也比新疆要多，还是到北京来看看吧。2000年“五一”节，她一人投奔北京的弟弟来了。先在一家河南老乡开的饭店当小工，每月开三百元工资。三个月后，她想自己摆个小摊。她弟弟说，你没有手艺，又没有资金，能摆个什么摊。她就在市场上转，见有卖毛鸡蛋的，一辆小三轮车，一只蜂窝煤炉子，不要什么大成本。只是不知道那毛鸡蛋是从哪里进的，她便四处打听，后来打听到北郊蓝靛厂批发市场有专门批发毛鸡蛋的。
入秋，亓春英开始在小街上卖毛鸡蛋。这绝对是个辛苦活儿，每天清晨六点就要起来，先煮三百多只毛鸡蛋，然后还得把鸡蛋一个个扒好。干完这些活儿，差不多十一点多了，赶紧给孩子做饭。吃了午饭，一般是中午一点上街，一直要卖到晚上九点。
一年后，亓春英手头攒了两千多元，便把女儿和儿子从哈密接来，她觉得在北京读书无论如何也比在哈密强。女儿在行知中学上二年级，儿子上一年级。丈夫仍留在哈密种棉花。
真不知道靠卖毛鸡蛋，亓春英是怎么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