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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儿子上一年级。丈夫仍留在哈密种棉花。
真不知道靠卖毛鸡蛋，亓春英是怎么维持这个家的？
我问她：“卖毛鸡蛋，一天能有多少收入？”
“我从批发市场批发来的毛鸡蛋，一只两毛五，卖出去是一块钱三只，差不多卖一只挣八分钱。”
“一天能销多少？”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一只毛鸡蛋赚多少钱（3）
“卖得好时，一天能卖它三百五六十只；生意不好时，一天只能买三百来只。”
“那就是说，按平均每天卖三百二十只算，一个月满打满算挣七、八百块钱就算不错了。”
“卖了几年了，一个月我还没有挣过一千块钱的。”
我又问她：“每个月的开支情况呢？”
亓春英说：“有几笔钱是月月都省不了的：房租每月两百二十块，水电费每月二十块，三口人吃饭得要两百块。要说，最大的开支是两个孩子的学费。一个孩子一学期要九百二十块，两个孩子一年算下来要将近四千块。”
也就是说，亓春英母子每年要有四个月不吃不喝，才能勉强凑够这个钱数！
她告诉我，女儿学习特别好，每次考试在班里都是第一名。今年夏天毕业，按规定她只能回哈密上高中，可女儿不愿回哈密，正好丰台幼师职业高中到他们学校招生，她自作主张报了名。一年学费要三千元，家里哪有那么多钱，学校见她成绩好，先让她上了，答应学费慢慢筹。
“学费不说，她每个月生活费还得要三百块，这笔钱是省不了的。真是愁死人了！”亓春英说。
“这么大一个女孩子，你每月不给她点零花钱？”
“她从丰台来回一趟坐公共汽车要四块钱，反正我一个星期只给她十块钱，怎么花，她自己打算。”
“她爸爸不能给你们一些支援？”
“哼！他还算个男人？光顾自己抽烟、喝酒，两个孩子到北京四年了，他一共才给寄来两千块钱。”
我想看看他们的家，亓春英说这会儿自己抽不开身，让魏志强带我去。
从小街往西，穿过一条小巷，我们进了一个大院子，魏志强告诉我，这里原来是一家工厂，后来工厂破产了，就盖了一些平房租给进城的农民。
看得出这些平房也很有些年头了，一排紧挨着一排，密密麻麻的。
最后一排挨着一条臭水沟。魏志强指着门上写着“204号”那间，对我说：“我们的家到了。”
我只能用“吃惊”两个字，来形容走进他们家的第一个感觉。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摆着一张学生用的那种上下床和一张单人床，床上堆着乱七八糟的被褥；一张没有刷漆的四方桌上摆满杂物和一台老掉牙的12寸黑白电视机，电视机是魏志强从街上的垃圾堆里拣来的，只能收中央台一频道；墙壁上挂着一只只塑料袋，魏志强告诉我，塑料袋里装着的是他们一家人和住在这里的一位阿姨的衣服。
“这屋里还住着另外一位阿姨？”我有些不解。
“是的。”魏志强解释说：“我妈嫌一家人租这么间屋子太贵，找了一位也是老乡的阿姨合租，她就单身一个人，每个月四百元的房租，我们拿两百二十元，那位阿姨拿一百八十元。”
“你们夜里怎么睡？”
“我睡上下床的上铺，我妈和我姐睡下铺，那位阿姨睡这张单人床。听我妈说，过些日子，那位阿姨要回老家了，这间屋子我们还租不起，还得再找一间小些便宜些的。”
魏志强捅开了蜂窝煤煤炉子，淘米熬粥。每天下午放学回家，他先做作业，然后，熬一锅粥，粥熬好了，再把馒头“腾”上。等妈妈九点回来，炒个白菜（或者土豆）就成了。他说他们家一般是两个星期才买一次肉吃。
我十分感慨。我说：“魏志强，你妈够不容易的，你和你姐姐也够不容易的。你妈起早贪黑，吃苦受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姐弟有出息。怎么有出息？眼前，你们就得好好读书。你们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得把书读好。你想退学，多伤你妈的心？”
魏志强默默地点了点头。
按照目前的政策，像魏志强这样的农民工子女，如果想考大学的话，必须回原籍上高中，在当地参加高考。
我问魏志强：“你们班同学是不是初中毕业后，都回老家上高中？”
“有一些要回老家继续上高中；有一些觉得自己成绩不行，考不上大学，就不上了；还有一些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北京长大，根本不想回老家，打算到时候再说，或者上个职高什么的……”
“你们同学不觉得与北京的孩子相比，有些不公平吗？”
魏志强脱口而出：“不公平的事情多着呢！早晨我去上学，一个阿姨骑自行车把我撞了一下，不仅不说声‘对不起’，还扭头瞪了我一眼：‘长眼睛了没有？乡下人！’”
离开他们家，魏志强把我送到小街上。
夜幕已经拉上了。
亓春英依旧站在街口，在招揽生意。她身上围着的那条油星麻花的围裙，在街灯的映照下，闪闪烁烁。
我慢慢走远了，耳旁却依旧传来一阵阵吆喝声音：
“卖毛鸡蛋罗——”
“卖毛鸡蛋罗——”
……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没有一盏灯是属于我们的（1）
四处林立的脚手架，组成了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而农民工是建筑工中的一支主力军。
我想了解建筑工的生活状态——这并不困难，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大院的四周，便有好几个建筑工地。
星期六，城里人可以休息，但建筑工没有休息日。
西门外是一个正在建设之中的军队住宅小区，四栋二十二层住宅楼刚刚封顶。
我的一身军装，让我很容易就进入工地里。没有同魏稳舜蛘泻簦蚁胝壹父雒窆に姹懔牧模庋媸怠？工地的西侧是两长排简易房，我估计那是民工们的宿舍。最南头一间的门上写着“瓦工班”三个字，我刚推门往里探了探头，便有人向我打起了招呼：“来啦？”
打招呼的是个中年人，正坐在窗前吸烟。
我环视了一下屋子，六张上下床占了多半空间，床上堆满了被褥、衣服和行李。床下塞着脸盆和一些工具。
我对中年人笑笑，“我随便来看看。”
“别着急，明年‘五一’差不多就可以交钥匙了。这些日子，来看房子的很多，也是，你们当兵的分到一套房子也不容易。”
显然，他把我当成分房户了。
“你是师职？还是团职？前面两栋是师职搂，后面两栋是团职楼。”
我还是笑笑。反问他：“你今天怎么没出工？”
“前些日子不小心，把脚面给砸了。”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他的右脚掌裹着白纱布。
“老家在哪儿？”我问他。
“浙江东阳。你呢？”他反问我。
“浙江温州。”
“好呀，遇到老乡啦！”他两眼一亮。
我说：“还没有问你贵姓大名呢？”
“免贵姓王，我叫王阿根。”
我说：“阿根，你们那个地方，好象名字叫根啊、土啊、水啊的挺多的。”
“我们老家有个习惯，给孩子起名，起的土一些、贱一些，说以后孩子好养。”
“阿根，你出来几年了？干这个建筑活儿几年了？”
王阿根又点燃了一支烟，“我今年四十一岁，要说出来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到北京都快五年了。”
或许是遇到了老乡，或许是一个人在养伤有些寂寞，王阿根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王阿根的老家地少人多，全家六口人，只有一亩六分地，还有一半是山地，年成好能吃饱个肚子，年成不好连肚子都吃不饱。他父亲会瓦工活儿，农闲时就出去帮人家盖房子，挣点小钱。在家他是大儿子，他觉得应该出去闯闯，帮助父母解决一些负担。父亲让他学学瓦工活儿，他不干，却跟一位堂兄学了半年修鞋，他觉得修鞋比种地强，也比当瓦工强。看差不多能独自干活了，王阿根背起修鞋箱，走出了家门。先在杭州呆了一年，杭州修鞋的多，生意不好做。一九八五年开始，往西北跑，去过西安，去过西宁，去过兰州，最远跑到拉萨。一般是过了正月十五出去，腊月才回家，一年能挣个七八千元。这期间，他成了家，养了孩子。西北气候不好，风沙大，吃的也不习惯。一九九三年，他又回到杭州。杭州修鞋的人多，还是不好干。他父亲说，现在到处在盖楼房，你就跟我学学瓦工吧。他想想也是，就跟父亲学了两年瓦工。看看手艺学得差不多了，他又往外跑。当时，他们村里有些人在上海浦东盖房子，他也跑到浦东。后来，又转移到苏州。一九九九年，到了北京。
我问：“你怎么会想到来北京呢？”
王阿根说：“搞建筑这一行的，喜欢拉帮结伙，喜欢跟老乡、熟人在一起，这样有个事情好照应。比如我们正在干的这个小区，承包商是苏州一家公司，但干活的农民工，有浙江的，安徽的，还有四川的。瓦工浙江人最多。九九年春节，我们村一个在北京干木工的老乡，说北京房地产开发特别火爆，需要大量的建筑工。过了春节，我便串通了七个老乡，跟他到了北京。”
我们正说着，一位戴着顶黄色塑料安全帽的人，一脸怒气地走了进来。
王阿根问了句：“有事吗，老板？”
老板噼里啪啦用土话说了一通，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好象跟什么“砖头”有关。
等老板走了以后，王阿根告诉我：“这是包工头的弟弟，刚才在工地上发现一些半截的砖头，他让几个工人拣起来，能用的尽量用，工人们不太乐意。这是经常会发生的矛盾，老板想省料、省钱，工人用整砖当然比用半截砖方便、省工。”
“看来你还是个头头罗！”
“瓦工有两个班，我是一班的班长，最多只能算个小头头。”
王阿根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矣，你好象对这些挺感兴趣？”
这时候我才实话实说，告诉他自己准备写一部有关农民工的报告文学，正在采访之中。
王阿根说：“写农民工，好呀，农民工被城里人看不起，但是要是没有农民工，行吗？城里盖楼的都是农民工，卖菜的也都是农民工，还有修鞋的、修自行车的、扫马路的、收废品的……哪行离得开农民工？我们说，这个城市要是一天没有农民工，光垃圾就要堆成山。不过，农民工苦啊，你要真写农民工，就要写写我们的苦处。”
“你说说都有哪些苦处？”
“农民工的苦处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我先说说干我们建筑这一行最怕的。”
“最怕的是什么？”
“一是拖欠工资，二是工伤事故。”王阿根又点燃一支烟。
我问：“你也被拖欠过工资？”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没有一盏灯是属于我们的（2）
王阿根说：“当建筑工哪有不被拖欠工资的？九六年在浦东，说好工资是每个月一千二，但实际上每个月发六百，剩下的年底统一结算。快过春节了，我们让老板结算工资，老板说业主给不了钱，自己也没办法。最后每人发了三百块钱路费，给打发了。第二年更惨，也是每个月发六百，快到春节时，房子盖好了，可要找老板结算时，老板卷铺盖卷儿早跑了。找业主，业主说已经把钱算给了老板了。当时把大家气得恨不得跳楼！九七、九八年到苏州干，基本上也只能拿到百分之七八十的工资。这还算不错的了，有的老乡辛辛苦苦干了一年，除了伙食费，一分钱都没拿到。前几天的《北京晚报》你没看到？老板拖欠工资不给，一群打工的爬到房顶不下来，公安局的消防车都出动了。”
“到北京以后是不是好一些？”我问。
“好一些，毕竟是祖国的首都嘛！”王阿根说，“不过，前两三年还是拖欠，后来中央抓了这个问题了，去年没拖欠。你不想想看，一个农民工进城累死累活干一年，就盼着春节前带点钱回家，这是全家第二年的生活费，还有的要靠这些钱给家里人看病，留着盖房，给孩子娶媳妇用……民工挣钱本来就不多，还拖欠工资，你说缺德不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