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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说，第二最怕的是工伤事故吗？”
“是的，搞建筑的免不了磕磕碰碰。小伤什么的无所谓，大事故就麻烦了。那年在浦东，我们一个老乡从脚手架上掉下去，把脊椎骨摔断了，半身瘫痪。老板说他是违章作业，要他自己负责。最后官司打到法院，法院判老板赔偿二十万元，老板说你就是把我杀了，也没有这么多钱，拖了一年多，给了三万元，不了了之，老乡现在还躺在床上。至于断胳膊、断腿的，每年都有。”
我问：“你这次把腿砸伤了怎么处理？”
王阿根说：“我们这个老板还不错，算我是工伤，医疗费报销，工资给发一半。”
“你家里人都来了吗？”
“老婆来了四年了，现在带了个五岁的儿子，大女儿在沙窝那边一所打工子弟中学上学。”
“为什么不到公办学校？”
“没有关系，又没有钱，能有书读就不错了！”
这时，进来一个小伙子找水喝，王阿根一见，忙说：“‘小秀才’，你来得正好，正好这位记者要了解一些情况。”
王阿根又给我介绍：“他叫欧阳强，高中生，是我们瓦工班文化水平最高的，大家叫他‘小秀才’。我去趟厕所，你们先聊聊。”
王阿根一瘸一瘸走了。
欧阳强问：“你是记者？你要了解什么情况？”
我说：“咱们随便聊聊。你是高中生，参加过高考吗？”
“参加过，大前年没考上，前年没考上，去年差了七分，还是没考上。不考了，索性出来打工了。”
欧阳强同王阿根是一个乡的。家里穷，他的两个姐姐，一个上到小学毕业，一个上到初中，都休学了。唯有他，一直读到了高中。全家人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考上大学上。三次参加高考，三次落榜。他的大学梦破碎了，父母的心也破碎了。
去年九月，给父母留下了一封信，他独自去了杭州。当初高考第一志愿他填的是浙江工学院，花了大半天时间，他找到了这所心仪已久的学堂，当看到那些男男女女，从校门口出出入入时，他的心一酸，扭头走了。
不知该到哪儿去，也不知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他盲目地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第三天，看到武陵门一个建设工地招收小工的小广告，他去报了名，成了搬运砖块的小工。每日从早晨七点干到晚上六点，日工资二十元。尽管在农村长大，也吃过苦，但毕竟没有干过这么强体力的活儿。头一个月，他说自己瘦了十二斤，不过总算咬牙坚持下来了。
年初，他听说同乡王阿根在北京，便投奔他来了。
“刚开始，阿根叔说我是高中生，还介绍我到他女儿那所学校当老师。我教了一个月就回来了。”欧阳强说。
“为什么？”
“别看那学校条件不怎么样，竞争也很厉害。好些东北、内蒙、河北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不愿在当地教书，也跑到北京。人家毕竟经过专门训练，我一天书都没教过，竞争不过他们，又跑到工地来了。”
“你现在每月工资多少？”
“我没有技术，只能当小工，每天二十五块。”
“你就想这样干下去？”
“只能先这样干下去，”欧阳强目光里含着一种无奈。片刻，他像似自言自语：“如果去年多考了七分，我走的会是完全不同的一条人生道路。现在我什么也不去想它了，走一步算一步……”
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安慰眼前这个年轻人。
一旁的王阿根插了句：“小伙子，认命吧！”
快中午时，一些工人打着饭菜回来了。
听王阿根说我是记者，他们又是新奇，又是兴奋，七嘴八舌议论着：
“来了记者，好呀，写写我们！“
“我可是头一回看见记者！”
“给阿根写一篇吧，工地的劳动模范！”
“我们的工资太低了，帮我们反映反映！”
……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没有一盏灯是属于我们的（3）
我说：“现在，要是让你们每人只提一个要求的话，你们想提什么？——谁先开始？”
稍稍沉默了片刻，一个抢先说：“春节期间火车提价没有道理，平时不提价，为什么偏偏等我们这些打工的要回家就提价？”
一个说：“老板对打工的心不能太黑，我们就那么点可怜的工资，千万不能克扣，不能拖欠！
一个说：“北京人不能瞧不起我们乡下人，我们去坐公共汽车，有些女孩朝我们直撇嘴。”
一个接着说：“我们的孩子在北京上学太难了，要这个费，那个费，我们一共才挣多少钱？再说，都是国家的接班人，为什么乡下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不能一视同仁？”
……
突然，我想起了那首在北京乃至在全国流传的悲怆的《民工的歌》：
我们流浪，从八十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灯属于我
弟兄们，没有一盏灯是我们的……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天下农民工（1）
撩开历史的纱幔，穿越时间的隧道，我在寻找：
我在寻找一个群体；
一个名字叫“农民工”的群体——
他们，是我的老乡，我的可亲可敬的温州老乡。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吴象，二十几年前，曾对温州作过这样的描述：
在鱼米之乡的浙江省，温州算得上是一块贫困地带。全市人均只有四分地，比人多地少的珠江三角洲还少一半。自古以来，当地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谋生，因而经商气氛特别浓烈，明清时代，温州便以“其货纤靡，其人商贾”而闻名。
建国以来，温州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全市人均固定资产只相当于浙江平均数的28％。因而，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下，家庭工业的火苗一直没有熄灭，一九七八年之后，这一形式更是蓬勃兴起，到一九八二年，温州已有家庭工业十万余户，从业人员四十万人。
在我老家苍南县金乡镇，有位颇具传奇色彩做小五金生意的老乡姓叶，有一天，他被报纸上的一则《读者来信》吸引住了。湖南一所大学的校办主任向编辑部反映，当时国内刚恢复高考，各大专院校出现了不知到哪儿订做校徽的情况。这位聪明的老乡心头一亮，校徽，不就是用冲床一冲便成的小铝片吗？他马上给那所学校去了封信，说可以大量提供校徽。不几天，一份要求订做两千枚校徽的订单来了。
叶家又给其他院校去信；而当地的乡亲，也纷纷仿效叶家的做法。一份份订单像雪片似的飞向这个小镇。一九八二年，金乡人做的校徽和塑料饭菜票，竟占全国总需求量的一半。
那些日子，在全国大中小城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经常可以见到我的老乡，他们主动上门推销徽章和塑料饭菜票制品。
他们称得上是最早进城搞推销的农民工！
我在寻找一个群体；
一个名字叫“农民工”的群体——
无为，长江北岸一个人口大县。一百三十万人口，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明朝史料即有“无为小工”的记载，无为人“男则出为仆，女则出为婢”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民国之前。
一九八0年，当北京市成为人口上千万的大都市，每年新生婴儿十二三万，六十岁以上老人接近一百五十万时，北京人突然发现，找保姆竟然比找对象还难。
我们已经无法确定哪一位无为女儿，最先叩开北京人的家门。仅仅从一九八0年至一九八二年，无为在北京当保姆的便有三万人之多，“无为保姆”成为北京的一个品牌。
这些贤惠、勤快而又勇敢的无为女儿，为无为赢得了荣誉，更重要的是带领妇女姐妹走进了商品经济的市场之中！
我在寻找一个群体；
一个名字叫“农民工”的群体——
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
最先踏上这块土地的是来自广东、湖南、江西的建筑工，这些昔日的农民兄弟，在长满野草的深圳河北岸，安营扎寨。
正是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大锅饭”体制，采用承包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了国商大厦七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我找到了；
我确实找到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二十一个长年累月在地里刨食却不得温饱的庄稼汉，含着眼泪在一份“包产到户”的契约上，按下了他们鲜红的手指印，宣告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道帷幕拉开了。
商品经济大潮，首先在中国广大农村，冲决了千百年来森严壁垒自我封闭的堤坝。
随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涌现，中国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开始挣脱“黄土地”的束缚，开始向城市拓展。
一位经济学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几十年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被打破以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首先闯进市场，并有所收获的，是那些在精神、经验乃至地域上都距离市场最为遥远的农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赵树凯，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跨区域流动分为四个阶段：
（1）改革开放伊始至1984年。这一时期，率先参与流动的主要是农村中素有走南闯北传统的能工巧匠和敢领外出务工经商风气之先的青年男女，较早吸收外来劳动力的主要是最早开放的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据估计，改革初期外出农民工在200万人左右。
（2）1985…1988年，参与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总量迅速扩张，但并未形成波及全局的社会震荡。从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改革的重心由农村移向城市，城市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尤其是第三产业逐步允许农民进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城。但由于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沿海地区的吸纳能力较强，表现在流出与流入方面的不相协调并不突出。从全社会看，并没有感受到流动引起多么强烈的多方位冲击。
（3）1989…1995年，1989年初春，中国爆发了首次“民工潮”，社会舆论大哗，持续涌动数年。1994…1995年，是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最庞大的年份，农业部农研中心等单位的抽样调查显示，1994年，四川省的流动劳动力总数跨过1000万人大关。1995年，估计全国参与流动的农村人口在7000万…8000万之间。
（4）1996年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一个良性运行的新阶段……
全国农民工人数，据农业部社会保障部门统计：
二00二年，约为九千四百六十万人；
二00三年，发展到九千九百万人；
二00四年，突破一亿大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民创造出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壮举：首先在农村改革中建立起家庭联产承包制，解决了温饱问题；紧接着由搞多种经营、家庭手工业、经济联合体，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推动小城镇发展，拉开了自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序幕；直到冲破城乡分割，创造一个跨区域流动的劳动力市场。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天下农民工（2）
有的经济学家，把新中国刚成立的土地改革、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承包制和农民工进城，看作是农民的三次解放。
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挣脱土地的束缚，实行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加速了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迈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1975…2000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平均增长率为3。7％，世界平均增长率为2。5％。同期中国平均增长率为4。3％。中国城镇化速度加快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城镇所致，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大量“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