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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工厂，实现了生产要素的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
二十多年来，廉价的农民工，为我国六百多个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贡献者。200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10·2万亿元，如果以7·4亿劳动力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3783万元，。以我国劳动力创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值来计算，那么1亿农民工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就达1·37万亿元。
在经济发达、进城农民工最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以上。
在北京南郊的“温州村”，每年的服装交易额超过30亿元，上缴税收达1亿元，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
广东原省委书记林若曾说：“没有农民工，就没有广东的发展！”
中山大学教授周大鸣说得更形象：“广东现代化的脚手架，是由进城农民工撑起的！”
在城市里，每天清晨，最早迎来黎明的是他们——
送牛奶的、送早报的农民工；
清扫垃圾、摆早市的农民工；
走向建设工地的农民工……
2003年12月初，湖南省株州市做过这样一个试验：让清扫垃圾的农民工放假三天。结果，三天后，大街小巷垃圾成堆，臭不可闻……
就如同每个城市不可一日无电、不可一日无水一样；如今，我们的城市已进入了不可一日无农民工的时代！
但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会，又是如何对待用自己的双手撑起现代化脚手架的农民工呢？
小时候
我天真地唱着
“我爱北京天安门”
等我长大了
我到北京去打工
北京却让我办暂住证
……
这是一位青年农民工写的一首短诗，幽默中透出几分无奈和愤懑！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在阐述农民工在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等方面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时，使用了社会学一个比较激烈的词汇——剥夺。李强说：“长期以来通过对农民工的调研，亲身感受到，确实存在剥夺的现实。任何一个直面现状的中国人都可以看到，在GDP以近8％的年增长率的前提下，一方面是财富的巨大增长，富裕者和他们拥有的财富的急剧膨胀，另一方面是与之天壤之别的贫苦的农民和农民工。”他认为，采用其他的词汇都不足以解释这一社会现象之严酷和残酷的特性。
剥夺，首先反映在政治上的侵害。
尽管现在每个城市不可一日无农民工，但是，进了城的农民工没有选举权，不能参政议政，无法维护自身权益，成为被动的“无政治群体”。同时，农民工还成为社会歧视的主要对象（这种歧视包括户籍、就业制度、社会保障、教育培训诸方面）。
收容，是最让农民工胆战心惊的一种“杀手锏”。
我与妻子在北京收废品已经十年了，一直奉公守法，暂住证等证齐全。全家四口人，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
今年（2000年）“两会”期间，我在五棵松一带收废品时，突然从一辆警车上跳下几位警察，对我说要检查暂住证。我掏出暂住证让他们看，他们随便扫了一眼，便说证是假的，给撕了。强迫将我塞进警车。车内已经抓了六七个人。
我们被拉到昌平后，被组织起来拉沙子。每天要干十个小时的活，住的很差，伙食也很差。干了二十几天，家里人交了四百元罚款，才把我放了。
回来以后，觉得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孩子在学校受的是热爱北京的教育，可我却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
——一位民工自述
一九九七年，经老乡介绍，我和老婆、孩子，到北京摆了个水果摊。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号，也就是五十周年国庆前夕，这天早上三点，我骑着车子到农贸市场进货，半路上，被警察抓住，其实我有暂住证，在家里放着。
下午三点，才送到昌平，这期间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
在昌平住了两天，被送到河南安阳，两百多人关在一个大屋里，大小便都在里面。又住了两天，被押送到信阳市收容所。然后再送到一个砖厂干活，每天有人看守着，像劳改犯人一样。
干了五天，才被放了。
——一位民工自述
二00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大约九点钟，我与另外两个老乡干完装修活，刚走到公共汽车站，突然从旁边一辆面包车上下来四个人，检查证件。我们把证件递给他们，他们看了一眼，说了声“过期了”，就把我们带上面包车。
先是住在昌平收容站，一天两顿，一顿每人一个窝窝头，一块咸菜。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天下农民工（3）
二十八日下午，济南的警察来接人，我们一共有七八十人被送到北京站，晚上六点多到济南火车站旁边一个收容所。有个警察说，交三百元就可以走人。我和两位老乡，每人交了三百元，离开收容所。然后到火车站，买了张车票，当夜又回到北京。
——一位民工自述
城市收容，原来主要是针对城市里的流浪乞讨人员，一九九一年，国务院对一九八二年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做了修改，将原来的收容对象，扩大为“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所谓“三无”人员。由于“三无”审查标准不明确，扣押“三无”人员也变得十分随意。收容成了一些基层办事处和派出所的经常性工作，遇到重大庆典活动和重要节日，则成了一项主要工作，而被收容的主体是农民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崔传义研究员曾做过一次农民工的随机调查，在123名访谈对象中，自身曾被收容过的有19人，占15。4％；自己的亲属和所认识民工被收容过的59人，占了近半数。
一九九九年，北京市全年收容149359人；
二000年，广州市全年收容117044人。
有消息透露，全国七百多个收容站，每年有一百多万人被收容遣送回原籍，这中间，占85％以上是农民工。
大量事实表明，近年来，收容遣送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使得他们的公民自由和其他权益受到损害，妨害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和对立情绪，影响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成为农民工反映最强烈和急待解决的问题。有的农民工说：“全国喜庆和传统节日，却成了我们担惊受怕和倒霉的日子。”
2003年3月，广州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收容站工作人员殴打民工致死案件。
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披露后，引起全国范围内对收容遣送制度的愤怒声讨。三位法学博士和五位法学专家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宣布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但收容给农民工造成的心灵创伤，“收容之痛”的后遗症，非短时期所能消除……
剥夺，其次反映在经济上的侵害。
二00四年岁末，我在深圳采访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民工荒”，正席卷珠江三角洲。广州、深圳、东莞急缺一线生产工人二百万。到处可见招工广告，有的广告上写着：急！急！十万火急！
二十年来，飞速发展的珠江三角洲，一直和中国农民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密不可分。今天，这块“乐土”，却遭到了农民工的背叛。
在人们的印象中，珠三角是从来不发愁缺少劳动力的：“很简单，你不干，工厂门口还有大把的人等着进厂！”
造成“民工荒”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工资太低是最主要的原因。
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调查认为，全国24个城市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为660元，深圳比平均数高了5·4％，而东莞却低了16·8％。
另据一份材料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12年来月平均工资只提高了68元，剔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农民工的工资相当于负增长。
工资低不说，更恶劣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拖欠民工工资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根据全国建设工会2003年初的数据：“有的省约有55％的农民工遇到工资拖欠问题。据建设部统计，截止到2002年底，全国拖欠工程款约5000亿元，主要是业主拖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地政府拖欠，另外是开发商特别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拖欠。根据北京市的调查，全市70万农村进京施工队伍，被拖欠劳务费总额30亿元，人均被拖欠4000多元。”
为了讨要工资，有爬上塔吊示威的；
为了讨要工资，有到政府前静坐的。
2003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沈阳市北风凛冽，天寒地冻。在某花园小区建设工地打工的王金安和小“四川”，因讨不到工钱，无钱回家过年，各自吞下100粒安眠药打算自杀。所幸被工友发现得早，送进医院抢救，才挽救了他俩的生命。2002年5月，王金安与妻子从吉林老家来到沈阳打工。当年11月，小区工程竣工，但由于某种原因，工程没有接受验收，房子卖不出去。王金安和他的六十多名工友，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工资，还被老板撵出工地。他们四处讨要，一直没有结果。2003年初，王金安的妻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因动手术，又欠下一万多元的债。求天天不应，求地地无门，走投无路的王金安和小“四川”，只好以死抗争……
国家统计局公布，2004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539元，而同时期城镇工人是1335元，也就是说，因为雇佣农民工，雇主每人每月可以节省796元。全国因雇佣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8·5％——这个“节省”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上的侵害。
剥夺，同时表现在对农民工的歧视。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城乡相互隔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其主要内容是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制度、二元粮油供应制度、二元劳动就业制度和二元社会福利制度。其中二元户籍制度是该结构的核心。正是这个二元户籍制度，使人们习惯于用“城里人”和“乡下人”来划分公民群体，埋下了“城里人”歧视“乡下人”的“祸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部长韩俊，曾经在北京做过调查，一个外来民工每年办一次暂住证要180元；后来又规定要办就业证，每年办一次180元，还有婚育证、健康证等；北京市对每个农民工一年的收费一共是485元。又比如，深圳2001年共办理暂住证343万个，收费约10亿元。韩俊说：“有关部门在收取管理费用之后，并没有为农民工提供任何的法律保护。从实际情况看，大多演变成以管理之名，行收费之实。损害了进城农民工平等的就业权利，也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的作用。”
这是发生在某个城市的一起“臭脚事件”：
一辆公交车在某站停下后，上来几个民工。一会儿，车厢里散发出一阵阵臭脚丫味。乘客们议论纷纷，有的掩起了鼻子，有的四处搜寻“臭源”。还是女售票员眼睛尖，发现这股臭味来自刚上车几位民工脚上穿的胶鞋。她立马瞪起两眼，连讽带刺道：“嘿，瞧你们几个臭脚，多长时间没洗了，恨不得把人熏个筋斗！赶紧下车吧，要不大家该提抗议了……”几个民工一听，脸红到耳根，抱着蛇皮袋、提着工具，灰溜溜地逃下了车。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天下农民工（4）
青岛甚至有个别人给报社写信提议：“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市民的素质越来越高，其着装越来越干净。而在青岛打工的民工素质却很低，不讲卫生，衣服上沾满油污，坐公交车经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厌恶，时间久了，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公交车隔出小块区域专门供民工使用，这样可以减少市民对民工的厌恶感，消除隔阂和矛盾。”
尽管这只是极个别人“偏激”的提议，但它却是城市居民普遍心理的一种折射！
根据零点调查公司在1996年底对京、沪、穗、汉四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农民工入城，30·4％的市民认为“基本上是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