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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都市窝棚小学（图）（1）
当开往北京的火车，慢慢离开信阳车站时，李素梅在心中轻轻说了声：我的教师生涯永远结束了…… 这是一九九三年三月的一个清晨，河南信阳的天空有几片淡淡的彩霞。 李素梅老家在信阳息县岗李店乡，一九八0年高考落榜，在家闲了两年后，在村里的小学当民办教师。民办教师穷，刚开始每月的工资是三十元，三十元里一半从学生的学杂费里提取，另一半由乡里统筹，筹到了年底给，筹不到就给打条子欠着（至今，李素梅手里还有好几张这样的条子）。后来，每月涨到四十元、五十元，到这次离开前是六十九元。 乡村民办教师像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李素梅一个人包了三年级的语文和算术两门课，每星期三十节课，还当班主任。她形容自己那时候就像是一台老式的教书机器一样，一年到头教啊教啊，一直在小讲台上教着。同所有的民办教师一样，她唯一的期盼就是什么时候能转为公办教师，但是，转公办的名额极少，一年又一年，她的期盼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十年前，为了创作报告文学《中国山村教师》，我曾经走访了贫困山区的一百多所山村小学，接触了许许多多山村教师，我被他们的奉献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我曾经在书中写道：“如果用蜡烛来形容教师的话，那么，山村教师便是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山村教师是用特殊材料组成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要不，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为什么他们仍然甘于寂寞，安心清贫，默默地坚守在教育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李素梅的姐夫在北京当兵，九十年代初，先是她姐姐随军到了北京。后来，兄弟姐妹几个全都投奔他们去了，在北京做小生意，有的卖菜，有的卖小商品，有的推销烟酒。兄妹们经常来电话，要她也出来，说在北京一个月怎么也能挣个几百元，怎么也比在村里当民办教师强。她也曾犹豫过，只是转公办的心思一直没有死。 一九九三年二月，县里缩减民办教师，学校的领导说，她可以继续留下，也可以走人。她十分矛盾：想留下是因为教了十年书，真教出感情了；想走是当民办教师实在是太清贫了。她与在粮管所工作的丈夫易本耀商量，丈夫说，这个事情还是你自己拿主意，别走了后悔，留下又不安心。 恰在这时，大姐又来电话催她去北京，一咬牙，她含泪离开了村小。 刚到北京，跟五妹在五棵松河边早市卖儿童服装、鞋袜。虽然从来没做过生意，不过，有五妹带着可以慢慢学，她学会了怎么进货，怎么与顾客还价。开始，她怎么也不明白一双童鞋，明明三十元就可以卖掉，偏要开价六十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还是以三十元成交了。妹妹告诉她，这就叫做生意，你一双三十元的鞋，开价六十元，最后被顾客砍到三十元，你卖了，顾客就有一种满足感，觉得自己赚了三十元。你要是开价三十元，死咬住三十元，一分不降，顾客会觉得什么便宜都没有得到，肯定走人。头个月她挣了五百元，差不多是她教民办大半年的工资。 八月底的一天，上午约莫九点来钟，李素梅和妹妹正准备收摊，有人在一边嚷嚷，说附近桥边有个八九岁的河南小男孩让车给撞了。李素梅姐俩一听急得不得了，因为她们的哥哥就在桥边摆摊，哥哥也有个九岁的儿子，每天都跟着哥哥一起出来卖菜。姐俩蹬着平板车到了桥边，见小侄子正在地上玩儿，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晚上，一家人在吃饭时，又提起了孩子们的上学问题。他们算了算，兄妹几家一共有九个孩子，都遇到了上学麻烦。最大的小侄子已经十一岁了，还没上学，最小的也有七岁。不是不想上，是上不起。他们到附近的一些学校打听过了，不是北京户口的外地学生，想上北京市公办小学，每学年除了交四百八十元的借读费，还得交赞助费，五六千、三四千不等，最少的一年也要两千元。当时，他们每家一年毛收入，也就五六千元，供一个孩子上学要花费掉近一半，这学上不起。把孩子送回老家吧，没人照顾也不行。就这样，几个孩子的上学问题一直拖着。 当过教师的李素梅，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她说：“一年拖一年，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孩子们的学业，可是耽误不起啊！再说，每天跟着大人到市场去，也不安全。” 理是这个理，可哪家又拿得出那么多的借读费和赞助费？ 一家人都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 这时，五妹在一旁说：“我倒有个好主意，就不知道二姐愿不愿意？” 二哥说：“有什么主意你就说嘛！” 五妹说：“二姐啊，你不是当了十年的老师吗？把几个孩子拢在一起，你当老师，你来教嘛？” 李素梅说：“我已经说过了，这辈子再也不教书了。” 五妹说：“那是气话。你是当民办教师穷怕了。” 李素梅说：“这哪中？教书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大哥也插话说：“我看中，人家的孩子教得了，自家的孩子咋教不了？你以后专门负责教书，不用到市场去了，每个月的工资，我们几家给凑，就当孩子们的学费。”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都市窝棚小学（图）（2）
李素梅犹豫着说：“就算我可以教他们，可是，这儿既没有学校，也没有教室……” “这个好办，”二哥说，“我们甑家坟这一带到处是菜地，在菜地里搭个窝棚做教室，先凑合凑合。” 李素梅还是有些顾虑：“办学校，不像是摆个什么小摊儿，是要经有关部门批准的……” 五妹气愤地说：“找谁批准？我们的孩子没地方读书，谁管我们了？再说，这又不是办什么正规的学校。” 二哥也说：“我看五妹说的也有道理，你要找什么部门批准，那就复杂了。眼前先让孩子们读书最要紧。” 为了孩子，也为了兄弟姐妹的情谊，李素梅答应了。 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反而变得简单了。 第二天，兄妹几个开始在菜地里搭窝棚。 李素梅负责买课本，准备教材。 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北京市的小学开学时，李素梅的窝棚小学也正式开学了。 窝棚是由竹竿、油毛毡和石棉瓦搭成的，有个十来平方米。课桌是用捡来的砖块垒成的，还用水泥抹了块小黑板。 九个孩子年龄不一，程度也不一样，有的在老家上过一年级，有的上过二年级，李素梅将他们分成一、二、三三个级段，等于她一人承担了三个年级语文、算术六门课程。这有点类似于乡村小学的复式班，几个级段的学生在一个教室里一起上课。 每天清晨，从甑家坟菜地这个窝棚里传出的朗朗读书声，成了这个现代化大都市边缘的一道奇观！ 这难道就是命运吗？李素梅有时想想，人的命运竟然是如此的不可知！她离开家乡，走下教坛，是想选择一条新的生活之路；然而，谁能想到，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却又逼使她重新拿起教鞭？ 国庆刚过，在朝阳区团结湖卖菜的表姐，带着儿子匆匆赶来，“素梅啊，把这个小狗子交给你了，你看他马上就满八岁了，还整天在外头疯，跟我卖菜，我实在是顾不过来。” 李素梅连声说：“不行，不行，我这儿又不是什么正规学校，到时别让我把孩子给耽误了。” 表姐说：“孩子已经耽误了，在你这儿，怎么也比在外头野要好。” 李素梅是个软心人，经不住表姐一番软磨硬缠；再说，一个羊是赶，两个羊也是放，便答应了。 接着，听到李素梅正在办学的消息，堂哥把孩子送来了，堂表弟把孩子送来了，一些熟悉的在京打工的息县老乡，也把孩子送来了。 李素梅说：不中，不中，我教不过来。 送孩子的说：不中也得中。 到了一九九五年放暑假时，短短一年，窝棚小学竟然扩展到了五十二个学生。 这下，李素梅慌了，一个人哪教得过来这么多的学生，她在心里问自己：下学期，我该怎么办？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一位母亲的烦恼
就在李素梅为日益增多的学生暗暗叫苦时；有个叫赵丽君的女人，为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找不到学校而心急火燎……
一九九二年中秋，赵丽君和丈夫靳宏贤，带着双胞胎女儿靳美玲、靳庆玲，从河南农村来北京打工。
都说城里人的钱好赚，到了北京，才知道满不是那么回事。
两口子先是在丰台岳各庄农贸市场边卖菜，起早贪黑，一个月只能挣个三四百元。交了房租，加上一家四口人吃饭，紧张得连蜂窝煤都买不起。赵丽君记得很清楚，有一回，靳宏贤的父亲从老家来看望他们，走时，给老人打一张车票的钱，还是临时向老乡借的。
卖菜不行，他们又到丰台火车站旁练摊卖水果。丈夫每天负责从沙子口进货，她带着女儿负责看摊。因为租不起固定摊位，只能骑辆平板车在马路旁打游击。
当时，最害怕的是“城管”。“城管”隔三叉五要来一趟，听到“城管”来的风声，得赶紧跑，跑不脱被抓住了，就得老老实实认罚，一般是百八十元。你不认罚，连平板车都给拉走。
卖水果，就图个新鲜。西瓜上了卖西瓜，草莓下了卖草莓。正是菠萝上市的时节，有一天中午，赵丽君正给一个老太太削菠萝。突然，远初传来喊叫声：“城管来了——”她连钱都没顾上要，骑起平板车就跑。跑出二三十米，她猛地想起来，两个女儿还在一边的草地上玩儿呢，又赶紧往回骑，这下，被“城管”逮了个正着。
“城管”说：“你跑呀，你跑呀，怎么又回来啦？”
她搂着两个女儿不吭声。
“城管”又说：“这么热的天，你说你在家里呆着，带带孩子多好，出来折腾什么？”
她像是被捅到了心酸处，两行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委屈地说：“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在家里呆着，谁管我们饭吃？”
“城管”见她带着孩子挺可怜的，说：“走吧，走吧，以后去租个摊位，别整天在外头打游击，你说我们见了是管，还是不管？”
后来，她丈夫办了个三轮车货运证，帮助家具公司送货。赵丽君得自己去进水果，每天起早不说，两个女儿没人看了。有一天，她进完水果回来，两个女儿已经自己从床上起来了，正在屋里大哭。思来想去，没有其他办法，只得把她们送回老家，让娘家老人帮助照料。
一九九六年春节，赵丽君回去探亲，一进村口，只见两个女儿正在地里玩泥巴，又黑又瘦，赵丽君跟她们打招呼，她们还直躲。
女儿七岁了，应该上学了。再说，孩子老不在父母身边也不是事儿。回到北京，赵丽君开始为女儿找学校。听老乡说，外地户口的孩子在北京上学，得交赞助费，贵得不得了，根本上不起。她不相信，说：上小学还分什么本地户口，外地户口？等跑了几所小学，才知道果真要交那么多的钱。像他们这种普通打工的，谁上得起？
越上不起，越着急。赵丽君想，两口子累死累活挣俩钱，还不是为了一双女儿，现在连女儿上学都成了问题，还挣什么鬼钱？
那些日子，赵丽君急得卖水果都没了心思，整天四处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