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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妻子拿出2万元交给特区报记者，请他们带给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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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飞机，从贵阳到毕节地区是九曲十八弯的山路，经过4个多小时的颠簸，《深圳特区报》记者郑向鹏、滑翔以及丛飞的老朋友、摄影师刘家增等人到达此行的目的地——织金县。毕节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是典型的岩溶山区。千疮百孔、到处渗漏的地表留不住水，下雨就流，无雨就旱。开门是山，出门爬山，山外有山，山头山间整日云雾笼罩，交通极为艰难。都说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记者到毕节地区放眼一看，果不虚言。
千百年来的贫困、封闭、落后，积累成千百年来几乎不变的贫困、封闭、落后。织金县，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啊。惜乎“织金”仅仅是织金人的梦想。毕节地区8个县（市）中，6个是国家级贫困县，织金县就是其中之一，其人口组成近半数是少数民族，有苗、彝、水、布依、仡佬等族，丛飞资助的贫困学生就分属不同民族。
1999年夏天，丛飞第一次来贵州。当时共青团深圳市委和义工联决定到贵州慰问帮贫支教的青年志愿者，时任义工联副秘书长的杨华打电话给丛飞，问他有没有时间去贵州参加义演？丛飞正在上海参加预定好的几场商业演出。问清任务，他毫不犹豫当即答允，放下电话立即向演出组织者赔付了违约金，自费买机票飞回深圳，然后和大家一道辗转到达织金县。县里搭起了露天舞台，那真是“蓝天丽日当灯光，十万大山当剧场”的壮阔场景。这里的老百姓绝大多数从未出过大山，很多家庭没电视，他们哪见过这么“高规格”的演出。周围四乡八寨的人扶老携幼，翻山越岭，如滚滚洪流集中到演出场地，不仅把舞台围得水泻不通，周围的山坡都坐满了，树上也有很多人。这是织金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盛大的演出，丛飞使出浑身解数，唱歌、表演模仿秀、说单口相声。他和众多演员的精彩演出，激起老百姓和孩子们一阵阵开心的掌声和笑声。
县里演完了，还要去乡里看望和慰问扶贫支教的青年志愿者。丛飞和同事们又来到官寨乡。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在学校简陋的操场上，还是在乡间的空地上，只要说给老乡演几个节目吧，丛飞二话不说，立马上场。
丛飞的心是柔软的、丰盈的和富于感情的。在织金县，在官寨乡，第一次目睹这里残破的学校，穷困的村寨，四处漏风漏雨的茅草屋，衣衫不整的老百姓和许多失学的孩子，丛飞被深深地震撼了。是的，在电视中我们经常看到，云贵高原层峦叠嶂风景如画，少数民族的生活千姿百态风情万种。但是，在十万大山的皱折深处，在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无路无电的深山老林，在延续着、坚守着自己生活习俗的少数民族当中，那千百年来不变的、几乎是半原始状态的贫困是怎样地触目惊心啊！
震惊、激动、伤心、同情、回味、渴望……丛飞百感交集。演出之余，丛飞和几个朋友请当地干部和学校校长领他们到学校、村寨、老乡家里看看。一路上，丛飞总是不住地摇头感叹，没想到没想到，这里的日子真是太苦了，太苦了，太苦了……
在安顺地区的农工小学，进入校舍陈旧不堪、桌凳破败不齐的校园，看着那些可爱的、消瘦的、衣衫陈旧、打着赤脚的学生，丛飞情不自禁掏出身上带的厚厚一叠百元人民币，共计3万元，见一个孩子发一张，见一个孩子发一张。当地的干部、周围的朋友、所有的孩子都惊呆了！然后，满操场的孩子一拥而上……
学校里发完了，又去村寨。一路上，两个特别喜欢丛飞表演的苗族孩子一直蹦蹦跳跳跟在他身后，问这问那，还让丛飞给他们唱歌听。丛飞问他们上学没有？孩子说，只上了两年，后来因为家里交不上学费就不念了。刚刚十几岁的孩子啊，因为贫穷，刚认识几个字就被迫离开学校，已经快进入21世纪了，我们还在培养新一代的文盲！
丛飞十分激动，当即把跟在后面的校长叫过来，掏出400元说，这两个孩子今年的学费我替他们交了，以后每年我都会按时寄来的，请你安排这两个孩子入学吧。
一路上，只要见到孩子老乡，丛飞就发钱给他们。有朋友劝他，别这么发了，得留点啊。丛飞说，没事儿，这儿的老乡一年到头见不到几个钱，我挣钱容易，一两场演出就回来了！
自己的钱发没了，他就跟同行的朋友挨个借。朋友们把钱掏给他，他数也不数，继续发……
这件事迅速在大山里传开，老百姓都说，那个深圳来的大明星“是个大善人”，“愿意帮咱们孩子交学费”。以后的几天，好几十个孩子找上门来，丛飞来者不拒，一一答应。就像后来接受央视采访时丛飞说的，这些孩子家里都很穷，你应了这个不应那个，扶了这个不扶那个，良心上过不去啊！
这一次，丛飞把自己带的3万元全部分光发光，甚至把朋友身上的钱和带来的公费都借光发光了。准备回深圳时，大家才发现，打道回府的机票钱没了，一时都傻眼了。丛飞一脸笑容，说没事儿没事儿，我马上让深圳的朋友紧急电汇过来。果然，第二天钱汇过来了。回到深圳，他把欠同事的钱也都一一清还。
1999年这次织金县义演，成了丛飞在贵州省大规模资助贫困学生的开始。从那时一直到今年病倒，丛飞先后6次到贵州安顺市和织金县扶贫助学，认养的学生也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大。截止2004年年底，丛飞在安顺市和织金县认养了126个贫困学生。今年年初，丛飞身体很弱，有一段时间没有演出。在家静养的他十分挂念贵州的孩子们，于是常与原官寨中心学校校长、现任普翁乡副乡长的徐习文通电话，了解这些学生的学习情况。徐习文是当地基层干部，个子不高，很清瘦，一看就是风里雨里山里走惯了的人。2003年12月和2004年6月，丛飞两次到织金县义演并下乡看望贫困学生，都由徐习文全程陪同。第一次正逢冬季，丛飞把自己带的钱捐得一分不剩，最后把身上的毛衣也脱下来给一位老乡披上，而他自己在寒风中冻得簌簌发抖；第二次，丛飞不仅把带来的钱捐光了，过后又在织金县电影院举行义演，然后将所得收入3万余元和价值5万多元的钱物衣服全部捐给织金县希望工程办公室。耳闻目睹，徐习文对丛飞真诚无私、高尚彻底的奉献精神感佩得五体投地，自此义务做丛飞和学生之间的联络人，两人结下深厚友情。
徐习文对记者说，丛飞每次来贵州，他对山区人民的那颗赤子之心，都常常让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来贵州扶贫助学的单位和人也不少，但谁也没像他那样达到完全忘我的境界。他6次来贵州，6次把自己带的钱捐光了，而且几乎把同行朋友的钱也借光了捐光了。有一次大冬天，他把身上厚一点的衣服都捐了，自己只穿了一件短袖衬衫回到深圳。面对丛飞，我们没法不感动！
徐习文担任副乡长以后，走访了很多村寨。今年初与丛飞通话时，徐习文谈到他最近对一些贫困家庭的走访，心情十分沉痛。远在深圳的丛飞听了，又坐不住了，执意要求徐习文再给他找一批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学生，继续由他来资助上学。那时他完全想不到自己会病得如此严重，以为养几天治一治就会生龙活虎地重登舞台的。
城关镇中心学校是一所希望小学，是由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于1997年捐资兴建的。学校里绝大部分学生家境贫寒，每年都有一些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徐副乡长经过认真走访和家访，提出32名家境特别困难的学生名单，这些学生最大的11岁，最小的才7岁，近一半是少数民族，其中有的孩子父母双亡，有的家长身患重病，有的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更多的是来自偏远山村的贫困人家。
这是丛飞2005年病倒前认养的最后一批学生。
经过本书作者提请丛飞认真回忆并仔细核对，我们确认，丛飞先后在贵州认养贫困学生158名，在湖南认养15名，在四川认养5名，总计178名，这还不包括已经毕业的几位大学生。
2005年11月7日上午，我们再次与深圳义工联秘书长辛海波同志通话，他说，深圳共青团市委已经接管了丛飞在贵州认领的150余名贫困学生，这个数字是确切的。
另外还有许多残疾人、打工仔、贫困人口接受过丛飞一次或多次钱物扶助的，已经无法统计。
让泪水作证（2）
3
5月27日下午2时，大山里的天半阴半晴。在织金县官寨中心学校坑洼不平的操场上，丛飞资助的30多个小学生站成数列，从校长手中接过丛飞捎来的学费。然后，孩子们围站在学校特意放置在操场上的电视机前，一双双眼睛紧紧盯着电视屏幕。
躺在深圳病榻上的丛飞出现在屏幕上了。他的眼睛那样的深情，那样的湿润，他仿佛能看到所有的孩子。他微微欠起身，用沙哑的声音吃力地念叨着孩子的姓名：苍生、晏语轻轻、艳燕、艳梅、朱园、朱丽……他在电视中说，爸爸不能亲自去看你们了，爸爸很想念你们，爸爸没忘记你们，爸爸一定会战胜疾病，重返舞台，你们放心，爸爸一定继续资助你们上学，你们要好好学习，注意锻炼身体，尽早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看到丛飞“爸爸”消瘦的面容和身上插着的各种软管，听他说爸爸很想念你们，爸爸一定继续资助你们上学……所有的孩子都呜呜痛哭，一旁的校长和老师也泪水盈盈。
下午4时余，得知深圳记者带来了丛飞“爸爸”的录像和叮嘱，9名已从官寨中心学校考上初中或高中的学生急忙赶到织金县城，要求看看“爸爸”的画面，听听“爸爸”的声音。
记者又来到织金县城关镇中心学校。得知丛飞“爸爸”委托的叔叔阿姨要来给他们送学费，丛飞通过长途电话认养的32个孩子早早坐在教室里等候了。为了让孩子能够与素未谋面的“爸爸”“见面”，校长和老师特意找来一张丛飞以往在织金县义演的大海报，贴在黑板上，32双黑亮的眼睛瞅着海报上“爸爸”面带微笑的大照片，瞅了又瞅，说咱们的爸爸多帅呀！
当校长对孩子们说，你们的丛飞“爸爸”已经病倒了，不能来看你们了，当老师把学费发到一个个孩子手里，他们瞅着黑板上的“爸爸”，都哭了。
现在，让我们走进几个贫困孩子的生活。
朱园——
依山而建、半石半土的泥瓦房，关不严的木门，破碎的窗户，这就是朱园的家。朱园今年15岁，长着圆圆的脸蛋，一双细长的眼睛很有精神，她在官寨中心学校读小学六年级。记者郑向鹏和滑翔刚刚跟她提到丛飞的名字，朱园的眼泪就扑簌簌掉下来。
朱园刚刚3岁的时候，父母因病先后去世，爷爷又瘫痪在床，全家3口人，只靠70多岁的老奶奶下地干活，每年收下七八百斤玉米来维持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几年来，每天凌晨5时前，天刚麻麻亮，朱园就要起床做饭，洗碗扫地。吃完玉米饭，干完家务，再背上书包翻山越岭，徒步跋涉近3个小时的路程，从官寨乡黄泥村“打铁洞村民组”赶到学校上课。每学期，朱园的学费仅为80元——即使是少得可怜的80元，朱园也交不起。
2004年7月初，带病的丛飞和妻子邢丹徒步走了3个小时，来到朱园家。听说小孙女的恩人来了，奶奶颤颤巍巍迎出门，一件破旧的衣衫套在身上，连上身都遮不住。丛飞连忙脱下自己的衣服披在奶奶身上。看到瘫痪在床的爷爷，枯瘦的奶奶，还带着朱园这么小的一个孩子，邢丹不禁泪水涟涟。她说，她终于理解了丈夫在深圳为什么一提起山区的孩子就寝食不安。后来丛飞感慨地说，与贵州贫困山区的孩子相比，自己“再难也是生活在天堂”，“几十元、几百元、上千元，对于深圳人来说也就是一顿饭。但对山区那些孩子来说，就是一年两年的学费生活费呀！”
两位记者郑向鹏和滑翔在校园里找到朱园，同她聊了几句。一听说丛飞“爸爸”患了癌症，朱园的眼泪立刻像断线珠子似地不停地流。没有丛飞爸爸，我早就失学了！朱园眼泪汪汪地说，然后她指指自己的红上衣，瞧，这是爸爸给我的，现在爷爷奶奶穿的也都是爸爸给的衣服，爸爸给了我家30多件衣服呢！
家这么远，中午在哪儿吃饭啊？记者问。
不吃饭，吃饭要花钱。下午下课回家，帮奶奶干完家务活，到晚上六七点钟才能吃上饭。请你们回深圳以后转告爸爸，要他千万保重身体啊……
小朱园一边揩眼泪，一边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