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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飞是个工作狂，投入工作的时候可以不吃饭、不睡觉。时间久了，他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并多次导致胃出血。医生警告他，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随时都有胃穿孔而危及生命的危险。然而，为了省钱供孩子们读书，他舍不得多花钱治病，更舍不得停止演出而住院。每当胃痛难忍时，他通常吃些止痛药维持。今年春节前后，丛飞的胃病已十分严重，长时间出血不止，医生怀疑伴有癌变。无奈，丛飞住进了医院。然而，看到每天600多元的治疗费用，丛飞只住了3天就要求出院，请医生开些中药，自己回家慢慢服用。
嗓子变哑正在治疗
真是祸不单行。丛飞的胃出血还没止住，他的嗓子也出了问题，变沙哑了，目前他不但无法唱歌，就连说话也感到吃力。他为此很痛苦：“万一治不好了，不能唱歌挣钱了，那一百多个孩子的学业怎么办？”
按惯例，丛飞每年2月都会去一趟贵州，在孩子们开学前给他们送去学费。然而今年2月，他去不成了——不但身体经不住长途跋涉，连治病的钱都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孩子们交学费呢？消息传开，不少人赶到医院或家中看望丛飞，大家你二百他三百地向他表达着心意。这些关爱他的人中，有只见过几面的普通朋友，有与他并肩为社会奉献多年的义工朋友，也有与他素不相识的市民。
然而，那些他用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供养出来的大学生们，却没有人来看望他。有一天，丛飞资助过的一位从音乐学院毕业的歌手打来电话：“丛老师，我去深圳工作的事联系得怎么样了？”当他得知丛飞因病没来得及联系后，对方态度顿时生硬起来：“算了，那你就专心养病吧。”这位大学生从此不见踪影，电话也没有再打一个。后来，有人在深圳街头看到他，得知他在深圳找到了工作，收入不低。当然，这样的人绝对不能代表所有被资助者。丛飞说，有不少他资助的孩子非常可爱，也十分友善，然而那些孩子家境实在贫困，也未成年，不可能反过来帮助他或来看望他。
一边是久治不愈的病痛，一边是无法给孩子们送去新学期学费的愧疚，丛飞在病中度日如年。几乎每天他都会收到这样的电话：“你说好二月来给孩子送学费的，怎么还不来呀？”“还不把钱送来，我们的书还念不念啦？”
4月8日，丛飞的胃出血依然没能完全止住，他只得再次到医院输液，记者也赶到现场。丛飞无可奈何地说：“医生说我应该用比较好的进口药，可那药太贵，一支就300多元。”他的母亲告诉记者：“这3个月来，丛飞瘦了20多斤，身体彻底被拖垮了，可我们拿不出钱治病啊！”
看着母亲那双泪眼，丛飞眼里也涌上泪花。记者问他：“后悔吗？”他擦拭着泪水回答：“不后悔！只是有点伤心，但不后悔！”
深度撞击（4）
5
深圳轰动了！
这篇报道在深圳各行各业、各个角落引起巨大反响。这一天的《深圳特区报》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看，赞叹、感动、深情，如潮涌流。紧接着，第二天即4月13日，徐华又推出长篇后续报道：《本报昨日关于爱心歌手丛飞陷入困境的报道引发强烈反响——“绝不能让好人伤心”》
这是丛飞事迹见报后的第一波社会反应。被丛飞深深激动的全社会的良知、爱心、真情，像火山喷发一样洪流滚滚，激浪千叠，向病榻上的丛飞潮涌而来。
报道说：
昨天，众多读者激动地来电，有的要帮助丛飞治病，有的想资助那些贫困孩子，分担丛飞的压力。“我们的社会需要奉献精神，需要社会正义和良知，不能让好人伤心！”这是众多读者共同的心声。
报道在列举了大量读者反应和各界人士自愿帮助丛飞的事例后，又说：
面对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注，丛飞说：“我帮助别人从来没有想到过回报，更没指望能得到别人的救助。《深圳特区报》登了我的事情之后，我深深感受到全社会对我的关心、理解和爱护……我还会像以前那样，把好事做下去，想办法让那些重新面临失学的孩子们继续留在教室。”
读者们则纷纷表示，那几个忘恩负义的人该受谴责。
关于丛飞的报道成了昨天全市的热门话题，本报的热线电话持续火爆。“我们单位的同事看了特区报关于丛飞的报道后，都很难平静下来，对那几个忘恩负义的大学生不能理解。恩人用血汗钱供他们读完了大学，使他们彻底改变了命运，他们不知恩图报，反而对困境中的恩人冷若冰霜。”读者彭先生拨通记者的电话，激动地表示，社会舆论应该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谴责。
深圳众福小学黄老师在给本报打来的电话中说，他曾去贵州贫困山区支教，期间曾与前去捐资助学的丛飞见过一面，对丛飞为贫困山区孩子们所奉献的爱心非常敬佩。他说，丛飞的歌声和他的爱心一样充满了魅力，那里的人忘不了他这位深圳歌手。他希望丛飞能专心治病，他将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丛飞：“我相信，好人终会有好报！”
至记者发稿时，读者激情洋溢的电话依然不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向好人伸出援手！
6
徐华继续倾注她的全部激情，废寝忘食，连续奋战，白天采访，晚间写稿，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连篇累牍地不断推出有关丛飞的报道。继4月12日的首篇、13日的反应报道之后：
4月14日，长篇通讯：《一位接受丛飞资助的大学生说：他资助我也有所图——咫尺天涯，为何情难相通》
4月15日，长篇通讯：《“我理解他，并为他骄傲”——爱心歌手妻子邢丹谈丛飞》
4月18日，长篇通讯：《“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丛飞资助的贫困生深情牵挂病中恩人》
4月18日，报道：《读者热评“丛飞现象”》
4月22日，报道：《深圳大学法学院专家易松国说：“丛飞现象”折射社会问题》
4月25日，长篇通讯：《爱心大使感受人间真情》
4月26日，长篇报道：《“丛飞现象”连续报道：治好后有望继续歌唱生涯》。
仅仅4月中下旬的十几天里，徐华共推出11篇有关丛飞的长篇通讯报道，几乎是一天一篇。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深圳当地媒体有关丛飞的报道连篇累牍，仅《深圳特区报》就刊出60余篇，总字数逾20万字！
丛飞的名字和事迹迅速向全国蔓延。国内几十家媒体密切跟踪《深圳特区报》，有关丛飞的报道在《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新浪》、《搜狐》大量转载，并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纷纷派记者来深圳采访丛飞，仅中央电视台就先后派出《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共同关注》、《经济半小时》、《艺术人生》、《面对面》、《文化访谈》等12个精品节目组。
丛飞是一个以演唱为生的自由职业者，他的人生经历、创业历程及生活方式带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但说到底，他不过是一位歌手，一个普普通通的草根人物。在全国范围内，如此集中、如此大量、如此超强度地报道一名普通老百姓的故事，报道媒体记者自己发现的一个社会典型人物，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当是大陆媒体贯彻以人为本思想的激情创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丛飞的推出，不是由上而下的组织行为，而是由记者报道引发的自下而上的媒体与社会舆论的互动，最后形成波及全国媒体、震撼全国舆论、牵动全国民心的大喷发！
几乎一夜之间，丛飞震撼了中国。
但是，就在丛飞报道轰动和感动了整个深圳的时候，所有的记者，所有的读者，包括丛飞和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丛飞已经处于极度的生命危机之中。
铿锵作响的记忆（1）
第二章铿锵作响的记忆
1
苍茫的北方。
烈日火球似地高悬在蓝天之下，烤得路面发烫。在辽宁省盘锦地区的大洼县，辽河边上的小镇路口忽然腾起一股黄尘，3个打赤脚、光脊梁的黑小子疯了一样结伙跑过来，跑到路口卖冰棍的老太太面前。一只紧握着的小黑拳头小心翼翼地张开，手心里露出汗湿的3枚硬币，每枚1分钱。老太太从大口暖瓶里摸出一支冰棍，递给那只小黑手。那个时代的冰棍是真正意义上的冰棍，半透明，只有一点点奶色和糖精，咬起来咔嚓作响，却能馋死孩子们。
三双小黑眼睛，饿狼似地盯住那支艳阳之下光芒四射、通体剔透的冰棍，三张血盆小口不由自主地吞咽着口水。说好了，咱们轮流舔一下，不许咬，不许多舔！小哥儿仨伸出小脏手，先是食指勾在一起：“拉勾上吊饿死鬼，谁要多吃谁是鬼！”然后，又喊着“石头——剪子——布”，决定谁先舔。二小子张力幸福地先舔了第一口，然后是三小子张广，最后是大小子张崇——即后来的丛飞。张崇拿过冰棍，那双细眯的眼睛死死盯着半透明的冰棍，感觉着那甜甜的奶味和一丝丝拂面而来的凉意。啊，真美呀……张崇犹豫着，慢慢张开大嘴，伸出舌头——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冰棍从头到尾猛舔了两个来回！
二弟、三弟哇地哭了：“你说话不算数！”“你舔了两下！”然后猛虎扑食一样抢上去。辽河岸边腾起一团滚滚黄尘，三个黑小子撕滚到一起了。
不过半小时，哥仨儿又嘻嘻哈哈地好成了一个人。那年，张崇10岁，张力8岁，张广7岁。虽然三兄弟都生在困难年代，却个个长得像小牛犊子一样壮实。
这和家族基因不无关系。父亲张万军今年（2005年）62岁了，身强力壮，膀大腰圆，衬衫底下隆起着一块块结实的疙瘩肉，一口憨厚的辽宁口音，是典型的东北汉子。母亲李彩凤对我们说，当年老公张万军以“胳膊粗、力量大”闻名全县乃至附近整个农场。既使身体比张万军还人高马大的壮汉，扳腕子也无法撼动张万军分毫，张万军自称方圆百里之内，扳腕子无人能敌。全县组织大修水利的群众运动时，张万军自备一把锋利无比、打磨得锃亮的筒锹，他还觉得锹面太窄巴，又在木柄上接了一块长木板。结果，张万军三锹捅下去就把独轮车装了个满满登登，推车的农民竟然推不动了，这下张万军名声大振，成了全县有名的“大力士”。
张万军小时候是有名的淘小子，老师讲课时他就敢从窗口跳出去疯玩。小学毕业时全校375个毕业生，就他一个没系上红领巾。不过，他也陶冶出一个好身板，长大成人后倒出息了。身强力壮的他在村里能干又能吃苦，很快从生产队小队会计一溜儿胡同、冒烟咕嘟干到大队党支部书记。
2
丛飞，就是从辽河边上闯进大时代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芸芸众生，犹如风尘万里，总是静静地来默默地去。只有极少数风流天成、凌越高蹈的人，其命运能够与大时代风云际会，遥相呼应，以传奇般的经历演义出一段惊天动地的故事。
1969年10月29日大清早，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田庄台镇的一面街村，突然喧闹起来。正准备下地收秋的乡亲们纷纷传告，村支书张万军家添喜事了，老婆李彩凤头一胎就生下个8斤多重的大胖小子。那时是“大帮哄”的人民公社时代，乡亲们本来就懒洋洋地不愿意下地干活儿，这会儿乐不得找个理由躲清闲，于是镰刀扒子叉子什么的一放，争先恐后拎着仨鸡子儿俩鸭蛋地去支书张万军家道喜。抱了个大胖儿子，张万军本来乐得屁颠屁颠的，拿眼一扫，社员们都来他家打“进步”，不下地了。都是乡里乡亲的，谁不知道谁呀。正是“文革”动乱甚嚣尘上的年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反资反修”运动，搞得全国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时家家穷得尿血，饿得直晃，锅里都是半年糠半年菜，攒几个鸡蛋容易吗？张万军家也难，但他作为大队书记，好歹有点工资。乡亲们的一个鸡蛋就是一滴血汗，10个鸡蛋就是一条命，他收不得呀！
可张万军不会说“党风廉正”、“一尘不染”、“先天下之忧而忧”那些文词儿。家里家外，他只会耍火爆脾气。腾腾腾几大步迈到村口，威风凛凛地叉腰一站，恶霸地主似地张嘴就开骂。他妈的，你们不麻溜下地干活儿往我家鼓揪啥！我堂堂一个大队书记，你鼓揪那点玩意儿算个啥！我老婆生孩子和你们有啥关系？谁他妈往我家拎东西了，都乖乖给我拎走。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