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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清香，也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进过花店了，这次进去，一眼看中的，却仍是那些一球球白茸茸的菊花。他的记性并不算好，珮琪的生日常常忘掉，好不容易记起了那么一次，便赶快去买了一架钢琴送给她，但有些事情，无论怎么琐碎，却总也难以忘却，好像脑里烙了一块疤似的，磨也磨不掉，譬如说，吕芳钢琴头上那瓶白得发亮的菊花。
吴振铎对他这间公寓还相当满意，虽说纽约城里的治安愈来愈坏，西边大道，隔壁几条街，经常发生抢劫杀人的凶案，但枫丹白露这一排大厦却相当安全，因为住的人家高尚单纯，住了许多医生，大厦门口，都有看门人守卫，形迹可疑的人物，不容易混进去，而且吴振铎的私人诊所，就开在一楼，夜间急诊，最是方便不过，因此，一住下来，便是十几年，由于习性及惰性，吴振铎也就不打算再搬家了。此外，在长岛的East Hampton上，他还购买了一幢海滨别墅，周末可以出城去度假。他常带了珮琪和大卫，到别墅的海滨去游泳打球，或者干脆躺在沙滩上晒一个下午的太阳，全家人都晒得红头赤脸回来，把大城里的苍白都晒掉。两年前，珮琪和他分手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便把那幢海滨别墅给了珮琪，珮琪喜欢那里的环境，都是高雅的住宅区，而且大卫又爱在海里划水，给他们母子住，非常合适，珮琪倒是做得很漂亮，很决绝，城里公寓的东西，她一件也不取，她对他说，过去的让它过去，一切从头再来，珮琪到底有美国犹太人勇敢直前的精神，离婚后的生活，成绩斐然，她重新教起钢琴来，大大小小收了十几个学生，而且开始交男朋友，跟一个做房地产的经纪商人过往甚密，大概是受了珮琪的鼓舞吧，吴振铎也跃跃欲试起来，到BrooksBrothers去添置了几套时髦的新衣，胡须头发也开始修剪得整整齐齐。那天他约了西奈山医院那个既风趣又风骚的麻醉师，安娜·波兰斯基女士——一个波兰没落贵族的后裔——一块儿到大都会去听Leontyne Price的“阿依达”，他心中也不禁将信将疑：半百人生，难道真还可以重新开始？上次珮琪来找他，商量大卫明年上哈佛大学的事宜，他请她到五十七街那家白俄餐馆Russian Tearoom去吃俄国大菜，基辅鸡，两个人三杯“凡亚舅舅”下肚，竟谈得兴高采烈起来——从前两夫妻在一块儿，到了末期，三天竟找不出两句话——珮琪滔滔不绝，谈到她那位炒房地产的男朋友，容光焕发。奇怪的是，他竟没感到一丝醋意，反而替她高兴，那么快便找到了对象，使得他也感到心安得多，结婚十八年，珮琪很努力，一直想做个好太太，连自己的音乐事业都搁下了，一心一意，帮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医师。珮琪对于他的成就，真是功不可灭。珮琪的父亲金医生是国际知名的心脏科权威，也是吴振铎在那西华大学，爱因斯坦研究院念书时候的指导教授。金医生不但把一身本事传给了这位中国女婿，而且一把将他提到纽约的上流圈子里去，加上珮琪八面玲珑的交际手腕，吴振铎在纽约一路飞黄腾达，继承了金医生的衣钵，成为一个心脏科名医，连派克大道上有几个大亨名流都来找吴医生看病。前年金医生退休，他在耶西华大学的亚伯·爱因斯坦讲座，传给了吴振铎，他一生的事业，终算达到了颠峰。那天在爱因斯坦研究院举行了交接仪式后，回家的路上，珮琪突然掩面悲泣起来：“查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那一刻，他也确实感到，他和珮琪，夫妻的缘分已尽，他只有愧歉，觉得浪费了她的青春，她的生命，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从来没有真正爱过珮琪，从来没有过。婚前那三个月的热烈追求，回想起来，只不过因为他那时特别寂寞，特别痛苦，需要安慰，需要伴侣罢了。他等吕芳的信，足足等了两年，等得他几乎发了狂，可能么？他对一个女孩子真的曾经那般神魂颠倒过么？当然，他那时只不过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学生，而且又是初恋。
振铎：
我又回到美国来了，现在就在纽约，很想跟你见一次面——
吕芳的信终于来了，可是却迟到了二十五年。
吴振铎走进厨房里，咖啡的浓香已经熬出来了，他把电壶拨到低温，又从碗柜里，找出了一盒英国什锦饼干，用一只五花瓣的水晶玻璃碟盛了一碟，拿到客厅里，搁在花梨木咖啡桌上的银盘里。还不到五点钟，客厅里已经渐渐黯淡下来，吴振铎把茶几上的两盏台灯捻燃，暗金色的光晕便溶溶地散荡开来。下午罗莉泰问他，要不要在家里吃饭，他告诉她，晚上要请客人出去上馆子，趁机也就把她打发了出去，回头吕芳来了，他要跟她两人，单独相聚一会儿。罗莉泰爱管闲事，太啰嗦，不过这两年，他的饮食起居倒还全靠她照顾，罗莉泰是古巴难民，卡斯楚把她的咖啡园没收了，儿子又不放出来。罗莉泰常常向他唠叨往事，一谈到她儿子，就哭个不停。起初他还礼貌地听着，后来她一开口，他便借故溜掉，日间病人的烦怨苦楚，他听得太多，实在不愿再听罗莉泰的伤心史。这些年来，他磨练出一种本事，病人喋喋不休的诉苦，他可以达到充耳不闻的境界。前天早上，费雪太大的特别护士打电话来告急，他赶到派克大道那间十二层楼的豪华公寓时，费雪太太刚断气，心脏衰竭急性休克而死，死的样子很狰狞，死前一定非常痛苦。他把那床白缎面的被单盖覆到她那张老丑而恐怖的脸上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大大松了一口气。费雪太太不必再受罪，他也得到了解脱。这位阔绰的犹太老寡妇，给他医治了七年多，夜间急诊，总不下十五六次。她经常地害怕，怕死，一不舒服，就打电话来向他求救，有时半夜里，她那断断续续带着哭音的哀求，听得他毛骨悚然。有时他自己也不禁吃惊，怎么会变得如此冷淡，对病人的苦痛如此无动于衷起来。他记得初出茅庐，独立医治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学艺术的，人长得很甜，不幸却患了先天性心脏瓣膜缺损，他尽了全力，也没能挽回她的生命，那个女孩子猝然病逝后，有很长一段日子，他寝食难安，内心的沮丧及歉疚，几乎达到不堪负荷的程度，那是他第一次惊悟到，人心原来是一颗多么复杂而又脆弱的东西。做一个医生，尤其是心脏科的医生，生死在握，责任又是何等的严肃、沉重，他不禁想到他父亲吴老医生悬壶济世的精神来，他父亲早年从德国海德堡大学学成归国后，一直在中国落后偏僻的内地行医，救济了无数贫病的中国人，抗战期间，国内肺病猖狂，吴老医生在重庆郊外歌乐山疗养院主持肺结核防治中心，他记得他父亲白发苍苍，驼着背终日奔走在那一大群青脸白唇，有些嘴角上还挂着血丝的肺病患者中间，好像中国人的苦难都背负在老医生那弯驼的背上似的。胜利后，他父亲送他留美学医，临离开上海时，吴老医生郑重地嘱咐过他两件事：一定要把医术学精。学成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医治自己的同胞。他父亲的第一个愿望，他达到了，第二个却未能履行，当然，许多原因，使他未能归国，譬如国内的战事，而且珮琪也绝对不肯跟他回中国去。但是如果吕芳的信，头一年就来了——哪怕就像这封迟到的信，只有短短两行——他相信，论文赶完，他可能也就回国去了，去找吕芳，那时，他是那么莫名其妙地爱恋着弹萧邦夜曲的那个女孩子。
吴振铎走到那架史丹威钢琴前面坐了下来，不经意地弹了几下，萧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他早已忘却如何弹奏了。对音乐的欣赏，近年来，他的趣味变得愈来愈古典，愈严峻。莫扎特以后的作曲家，他已经不大耐烦。他不能想像自己一度曾经那样着迷过萧邦那些浪漫热情的曲调，当然，那都是受了吕芳的影响。那时他门都住在曼哈顿西边的六十七街上。吕芳那幢公寓房子里，住了几个朱丽亚音乐学院的女学生，拉拉弹弹，经常有人在练提琴钢琴。平常他也不大注意，有一天傍晚，那是个温热的仲夏夜，曼哈顿的夜空刚刚转紫，他从爱因斯坦研究院做完解剖实验回来，身上还沾了福尔马林的药味。经过吕芳那幢公寓时，临街那扇窗子窗帘拉开了，里面燃着晕黄的灯光，靠窗的那架乌黑的钢琴头上，一只宝蓝的花瓶里，高高地插着三朵白得发亮的菊花。有人在弹琴，是一个穿着丁香紫衣裳，一头长长黑发的东方女郎，她的侧影正好嵌在晕黄的窗框里，萧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汩汩地流到街上来，进了那柔熟的夜色里，他仁立在街边，一直听完了那首夜曲，心中竟漾起一阵异样的感动。后来他认识了吕芳，发觉她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美，她是一个浓眉大眼，身材修长的北方姑娘，带着几分燕赵儿女的豪俊。而她所擅长的，也并不是夜曲那一类纤柔的作品，而是萧邦那些激昂慷慨一泻千里的波兰舞曲，萧邦逝世百周年纪念，在卡乃基礼堂举行的钢琴比赛会上，吕芳赢得了一项优胜奖，演奏的就是那首气势磅礴的《英雄波兰舞曲》。吕芳有才，但那还不是吴振铎敬爱她的主要原因。跟她接近以后，他发现，吕芳原是一个胸怀大志，有见解，有胆识的女子。开始他也并没有料到他对吕芳，会那样一往情深。只觉得两人谈得很投契，常常在一起，谈理想、谈抱负。吕芳出身音乐世家，父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她要追随父志，学成后，回国去推广音乐教育，“用音乐去安慰中国人的心灵”，他自己那时也有许多崇高的理想和计划：到苏北乡下去办贫民医院。他记得抗战后，曾经跟着他父亲到盐城一带去义诊，苏北地瘠人穷，他看到当地的人，水肿疥癫，烂手烂脚，真是满目疮痍，那段时期跟他们常在一起的，还有大炮高宗汉，神童刘伟，三个人围着吕芳，三星捧月一般，周末聚在百老汇上一家犹太人开的咖啡店里，那家的咖啡煮得特别香，点心也不错，吕芳一杯又一杯，不停地喝着不放糖的浓咖啡，高宗汉在一本拍子簿上，画了一张中国地图，一支红铅笔在那张秋海棠的叶子上，一杠过去，从东到西——那是高宗汉替中国设计的铁路，从东北的长春横跨大漠直达新疆的伊犁。高宗汉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学土木工程，专攻铁道。他是个六呎轩昂的东北大汉，家里是个地主，有几百头牛羊，思想却偏偏激进，大骂东北人封建落后，要回到东北去改革。他的嗓门大，又口无遮拦，高谈阔论起来，一副旁若无人的狂态，一杠红笔下去，好像中国之命运都决定在他手中了似的，他那时专喜欢跟高宗汉抬杠，把他叫做布尔什维克恐怖分子。高宗汉也反唇相讥，笑他是小布尔乔亚的温情主义者，当然，高宗汉是笑他在追吕芳，吕芳倒也不偏袒，看见他们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只是笑笑。刘伟却安静得多了，他人小，五短身材，戴着一副酒瓶底那么厚的近视眼镜，等他们争罢了，他才慢条斯理地耸耸眼镜，说道：“肥料，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化学肥料！”刘伟在哥伦比亚念化工，二十五岁便拿到了博士，论文是写氮肥的合成法，就那样，几个人在咖啡店里，高论国家兴亡，一直泡到深更半夜，那一段日子，他确实是快乐而丰富的。直到一九五一年，吕芳、高宗汉、刘伟几个人都比他先毕业，一同回国去了，他才突然感到完全孤立起来，他对吕芳是那样的依恋不舍，一直从纽约送她到旧金山去。吕芳临上船时，答应过他，一到上海，就马上给他来信。他们三个人坐的是克利佛兰总统号，三个人并肩立在甲板上，靠着栏杆，船开航了还在向他招手。吕芳夹在中间，头上系着一块大红的丝中，三个人都笑得那般灿烂，就好像加利福尼亚一碧如洗的蓝空里，那片明艳的秋阳一般。然而，二十五年，人世间又该经过多少的沧桑变化了呢？吴振铎不禁唏嘘起来，他抬眼看到钢琴上那一大捧菊花，插在那只桃红的花瓶里，上面盈盈的水珠还没有干，一球球白得那般鲜艳，那般丰盛。吴振铎用手捋一捋发须，大概吕芳也是一头星星白发了吧？吴振铎有点怅然起来，他突然又想到那个仲夏夜里，吕芳弹着萧邦夜曲，窗中映着的侧影来。今晚他真是要跟吕芳好好地谈谈心，话话旧，两个人再重温一下那逝旧的岁月。
吕芳的头发并没有变白，只是转成了铁灰色，而且剪得短短的，齐着耳根，好像女学生一般，她的人倒是发胖了，变得有点臃肿，穿着一套宽松粗呢沉红色的衣裤，乍看去，反而变得年岁模糊不清。
“老了，是吗，吕芳？”吴振铎发觉吕芳也在打量他，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