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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应以全力为之，不宜兼任。 在这之前，胡适一度为找不到恰当的理由推辞蒋介石的盛邀而烦恼。学生傅斯年献计：“你就给蒋先生说，北大校长是专任，不能兼职政府的特任官，特别是，北大现在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万一命下之日，人心解体，闹出事情，恐怕这不是您蒋先生的初衷吧。”胡适以为可行，便有了日记中“不宜兼任”之说。 然而，事情仍然没完。第二天，蒋介石又召胡适去谈话。 1947年3月18日 下午四点，蒋先生约谈，他坚说国府委员不是官，每月集会二次，我不必常到会，可以兼北大事。我对他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他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我考虑国府委员的事。我辞出时，他送我到门问胡太太在北平吗？我说：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先生笑说：“这不是官！” 胡适自1937年奉命离国去美宣传抗战又任驻美大使，直到1946年回国，他和夫人江冬秀两地分居长达九年之久。也许在江冬秀看来，这一切都是丈夫从政为官所致。正当胡适在蒋介石的坚持下几乎要败下阵来时，恰遇蒋介石问到了“胡太太”，灵光闪现之下，便巧妙地“搬”出夫人的一片深情。这颇能打动人心，也多少让蒋介石有了退让的台阶，尽管蒋介石强调了一句“这不是官”。 蒋介石写给胡适的那封信，胡适直到3月22日才收到。 1947年3月22日 今天市政府送来蒋主席三月五日的亲笔信。 看过蒋介石的信，尽管胡适也被蒋介石的诚心、耐心和真心所感，但他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在他返回北平之后，又接连给蒋介石发了两封电报。 1947年3月29日 与郑毅生、汤锡予、陈雪屏商量，由他们去电给政府，说明我不应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之意。我也去一电，给蒋公，申说此意。 1947年4月5日 再打一短电给蒋主席…… 在这场比耐心比坚持的“战争”中，胡适最终成为胜利者。不久，蒋介石复电称“尊重兄意”。自此，胡适才算是真正地“放学了”。然而，这只是“放学”，并非完全“毕业”。胡适虽然推掉了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的职务，却差点儿当上了总统。 差点儿当了一回总统 胡适在1947年10月21日的日记里，这样写： 美国大使请吃午饭，司徒先生说，中国政府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 显然，胡适很不赞同司徒雷登所言。这也就意味着，他并不认为“中国政府一两个月就得崩塌”，甚至他可能以为那是危言耸听，或许他还沉浸在蒋介石的“三至六个月完全消灭共军”的幻想之中。实际上，此时，内战已经打了一年多，蒋介石的预言也早已被打破，国共双方的力量悬殊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对这一切，胡适似乎毫不知情。所以，当他又被要求去美做宣传并任大使时，大感意外。 1947年12月12日 夜车今早到南京。…… 晚上到雪艇（即外长王世杰——引者注）家中久谈。他要我再去美国走一趟，这是出我意外的提议。他说，国家需要我去。我说，我老了，十年的差别，如今不比从前了。……大使是不敢做的了。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推掉了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之职（2） 如果没有蒋介石点头，王世杰断不会自作主张这样请求胡适。果然，四天后，蒋介石单独约请胡适，旧话重提。 1947年12月16日 蒋主席约吃饭，我去时始知只有我一个客。他力劝我再去美国做大使。他的意思很诚恳，但我不敢答应，只允考虑。 出主席官邸，即去访雪艇，细谈。我告以我不能去的理由。 他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列举了“不能去”的三大理由。 1947年12月17日 晚上写一信给雪艇，说我不愿意再去作大使的三个理由： （一）受命办学校，才一年半，毫无成绩，即去作他事，在道义上对不住国家，学校，自己。 （二）我今年五十七了，此时若改行，便是永远抛弃学术上的事业了。这是不是一件大损失？至少我自己有点不甘心！ （三）……五年不注意国内外形势，实已是很“外行”了，一时不容易恢复从前的自信力。 此三点之中，第二点最重要。 对国内外形势已经很“外行”的胡适，如今对局势有了一定了解。国军节节败退让美国人大失所望，对蒋介石的信心也渐渐被销蚀，也陡生让蒋下台重植傀儡的念想。对此，蒋介石心知肚明。在蒋介石看来，若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一定要尽快消灭共产党，重树美国人的信心；而消灭共产党的前提，又需要美国人不能中断经济援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便想再派在华盛顿当局有一定威望的胡适赴美游说。 正当胡适斟字酌句地在列举他的请辞理由时，蒋介石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嘴里探听到了于他极为不利的杜鲁门总统的暗示：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行宪国大”上，将举行第一届总统选举，而美国方面比较认可的、又利于拯救国民党于颓势的总统人选是胡适。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听到了胡适这样一段话： 1947年12月15日 下午见了许多客，晚上在卢吉忱家吃饭，与李惟果、陶希圣诸君闲谈。他们问我对美国人作宣传，应如何办？我说，把这次立法院选举好好的办，把总统选举好好的办，都是最好的宣传。 正如日记中所言，胡适此说的确是“闲谈”，他并没有其他意思。但是，李惟果、陶希圣都是蒋介石的幕僚，他们当然要将胡适的“意见”转达给蒋介石。也许在他们看来，那也能算是“讨好”美国人的一种不错的方式。但是，在蒋介石听来，就不大舒服了，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胡适对他的总统宝座的威胁。这种威胁并不是胡适自己主观上故意的，而是因为胡适身后美国人的扶助与支持。 1948年1月初，北平《新生报》上登载的一篇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赫然有胡适的大名。同时，在胡适看了李宗仁参选副总统的新闻后，写信给李宗仁表示支持。李宗仁在回信中说：“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 两个月后，也就是在“国大”即将召开前夕，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美国对华政策问题”谈话中，明确表示希望自由主义分子能够进入国民政府中去。 不得已之下，蒋介石唯有顺水推舟。在“国大”开幕后的第二天，他通过外长王世杰向胡适转达了欲推胡适参选总统的意见。 1948年3月30日 下午三点，王雪艇传来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百分不安。 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 但我实无此勇气！ 蒋介石当然不是心甘情愿地支持胡适参选总统，而他自己无所怨言地屈居“行政院长”。他之所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打算。胡适只是个学者，不是政治家，他无法洞穿蒋介石内心不可告人的心思，他还以为那是“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哩。 或许胡适从来也没有当总统的奢想，所以一旦机会突然降临，他一时无法消受。左思右想、再三权衡，甚至夜间失眠都可能是必然的。从人的本能来说，胡适是愿意尝试总统一职的，他说他“不敢接受”，只是因为没有自信心，而并不是不想，更何况他又始终认为蒋介石这样的构想“很伟大”。既然如此，又何必装腔作势不接受呢？于是，他在日记里这样记： 1948年3月31日 八点，约周鲠生来谈，把昨天的话告诉他。请他替我想想。 午后与雪艇、鲠生谈了三点多钟。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自信心。 晚上八点一刻，雪艇来讨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 在得知胡适同意之后，蒋介石没有做声。他的平静态度让人生疑，难道他真的会如此大度而甘心让贤吗？谁都没有想到，其实这时，蒋介石的心里正狂喜着呢，因为胡适正逐渐掉进他预先设置好的圈套之中。或许，他还会暗自嘀咕一句：书生就是书生。然而，令蒋介石万没有料到的是，胡适又反悔了。 1948年4月1日 我今晚去看雪艇，告以我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 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对此，蒋介石未予理睬。他的心里正火着呢：胡适你也太不知好歹了，此事事关重大，岂容你出尔反尔，视同儿戏。不过，他知道表面工作还是不能省的。于是，4月3日晚，他约见胡适，很诚恳地向胡适说明他不参选总统的原因是因为在即将颁布的宪法里，国家最高行政实权在行政院，总统是没有实权的，而他不能做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他要胡适做总统，而他自己做行政院长。看见胡适似乎还在犹豫，蒋介石干脆说：“如果你实在不愿意，那么我们交换，总统还是我来做，你做行政院长。”这样一说，实际上也就将胡适“逼”到了墙角，他无话可说。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推掉了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之职（3） 在几天后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上，蒋介石郑重地宣布：自己不参选总统。同时，他不点名地将胡适推了出去。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 1948年4月4日 今天国民党开临时中全会，蒋君用一篇预备好的演说辞，声明他不候选，并且提议国民党提一个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①守法，②有民主精神，③对中国文化有了解，④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⑤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 他始终没有说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是我。 这会上下午开了六点多钟，绝大多数人不了解，也不赞成蒋君的话。 尽管蒋介石没有直接点出胡适的大名，但他所列举的总统候选人的条件实际上是以胡适为模特度身定做的，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无党派人士，也只有胡适，所以任何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内想到胡适。 正如胡适日记中所说，也正如蒋介石所期望的，或者说正如蒋介石早就预料到的、策划好的，当天参加会议的人中，除了胡适的老友吴敬恒、他的学生罗家伦表示同意外，其他的人都对“蒋主席”的这一提案表示反对。特别是蒋介石的亲信们，此刻他们也看出了蒋介石的真实心思。于是，他们在罗列了诸多胡适不适合当总统的条条状状后，彻底否决了胡适，而一致以为还是“蒋主席”是最合适的总统人选。 第二天，有关“蒋介石放弃参选总统而让贤胡适，被中央委员拒之”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这让胡适有些难堪，却正中蒋介石下怀。在胡适日记里，他以轻描淡写掩盖了他的真实心态。 1948年4月5日 我的事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 两点之前，雪艇来，代蒋公说明他的歉意。 1948年4月6日 发一电给郑天挺兄：“连日外间有关于我的许多流言，北平想亦有闻，此种风波幸已平静，乞告舍间及同人。” 胡适以“风波”这个词概括了这场实际上的“闹剧”或“骗局”。以他的智慧，此时，他对蒋介石精心设计的游戏目的渐渐有了认识。蒋介石之所以要力推胡适，一方面是顺应美国人的愿望以不使自己与美方形成对立，一方面他借此打压他的政治对手李宗仁，从而既不让李宗仁当上总统，也不让他当上行政院长。同时，蒋介石对推出胡适后军政大员们的反应也了如指掌，他们绝不会容忍一介书生，而且又是有美国人撑腰的书生独揽军政大权。如此，他既能获得“让贤”的所谓民主美誉，又不会真正让胡适当选，甚至更有利于他自己成功坐上总统宝座。一切都在他的盘算当中，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结局也果然如他所愿。 尽管胡适说他“得救了”，但他却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