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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约张爱玲“吃中国馆子” 1955年的10月，张爱玲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她到美国不久，便约了好友炎樱一同去拜访胡适。那是11月上旬的一天，张爱玲走在胡家附近的街道上，走进胡适住的公寓楼，迈入胡家房门，见了首次见面的胡适夫妇，听了初闻其声的胡太太的安徽国语，竟然一切都似曾相识，亲切如旧。她面对胡适夫妇，自然想起曾经读到的对他们这一对幸福的旧式婚姻的那些评论，也可能会想到自己父母的不幸婚姻。 张爱玲在13年后发表的《忆胡适之》（香港《明报》，1968）一文中，在记述这一次“访胡”之后，有两段共近六百的拉杂文字，从“喝着玻璃杯里泡着的绿茶”，到“胡适之这样年轻”！张爱玲虽然未加说明，但看上去，倒的确很像那天张爱玲与胡适夫妇闲聊的内容。 对于这天张爱玲的拜访，胡适的日记里没有留下内容。不过，过了没几天，也就是11月10日，胡适回访张爱玲。11月份的日记，他就是从这天开始记的： 1955年11月10日 CalledonMissEileenChang＇拜访张爱玲女士＇。张爱玲，“authorof”《秧歌》＇《秧歌》的作者＇。 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 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 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涧于日记》有石印本）。 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涧于全集》刻在一九二四，二十卷。 胡适自此对张爱玲由爱才而又平添了一份世交的亲近。 而后张爱玲又一人去见胡适，这次是在胡适的书房里——上一次应是在客厅。这次没有了慈祥的胡太太与活泼的炎樱，张爱玲拘谨起来，结果面对胡适“如对神明”。只能听“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对胡适挑起的话头，她竟不能应答，不是“默然”，就是笑非所以。 胡适讲起大陆，说了一句“纯粹是军事征服”。其实国民党又何尝不“纯粹是军事征服”，只不过结果是征而不服、兵败大陆。这有什么好说的呢？反而显得言出负气。而且胡适对《秧歌》的理解与张爱玲的本意也存在差异，胡适觉得《秧歌》“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按照千人千哈姆莱特的读者定律，胡适这样看也属正常，可是他未止于此，偏又进而加了一句：“——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这就“此话差矣”了，应了他写在后面的自谦：“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 张爱玲“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解放后在大陆的短短几年，也感到新社会的压力，“虽然本能地起反感”，但是“像一切潮流一样”，她“永远是在外面的”，关键是作为一个眼高手也高的作家，她无意将作品变作控诉的工具。可是除了她，似乎谁都不这样看，不只海峡两边都不约而同地将《秧歌》视作反共作品。胡适当时与大陆的紧张关系，影响了他对作品艺术价值的判断。 张爱玲在给胡适的第二封信中有语：“你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故事本身”是在“饿”的后面的世情人性。 胡适读到这里，应当汗颜。而张爱玲这样写，也不怕使胡适难堪！当然她不可能有一点点故意对胡适不敬。相反，正因尊敬在前，只顾老实作答，百密一疏也就难免了。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用胡适居住的“白色水泥方块房子”，胡适穿着长袍子，炎樱向人打听胡适回来说“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以及胡适给“ForeignAffairs”（《外交》）杂志写稿都不得不由人删改等等来表现一代风流的胡适当时的“没落”处境，曲折表露她“苍凉”的同情，甚至不平。 张爱玲与胡适见面后没几天就到了感恩节。感恩节的日期是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那年的感恩节是11月24日。张爱玲随炎樱到朋友家吃烤鸭，过后又逛街，“非常快乐”。只是乐极生悲，着凉呕吐，更遗憾的是因此而无法应胡适之约去“吃中国馆子”了。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见了最后一面 张爱玲到美国后，一时无处栖身，在炎樱的介绍下，住进了纽约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救世军是救济贫民出了名的，几乎成了“贫民”的代名词。它收容的人中有许多是酗酒者，管事的老姑娘人们都叫她“中尉少校”，使人想起美国西部牛仔片中的情景。张爱玲以难民身份入得美国，当时的处境也确与一般难民无异。她的《秧歌》英文本由司克利卜纳出版公司出版后，虽然获得评论家肯定，一般读者却并不欢迎，只印了一版，还销路不畅，张爱玲的收入大受影响，于是赶紧想下一步棋，有心将《金锁记》的故事拓展，写成她的第二部英文小说，名字也想好了，就叫《粉红的眼泪》。 张爱玲听说美国有一些基金会，可为文艺家提供短期免费食宿及创作的场所，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就有一家“麦克道威尔艺文作场”，那当然是理想的去处，于是她在出版社的介绍下，向该艺文作场审批委员会提出了为期三个月的申请。 不知胡适在感恩节后有没有再请张爱玲“吃中国馆子”，就在这冬季里他们见了最后一面。那次见面，是胡适到张爱玲住的第87街上的职业女子宿舍来看她。那天胡适坐的时间不长，两人交谈的内容张爱玲在《忆胡适之》里也说得草草。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说她是“二月里搬到纽英伦去”的，纽英伦是美国东北部六个州的总称，张爱玲即此指她动身往麦克道威尔去。显然她说的“二月”是指农历。因为该艺文作场审批委员会是公历3月2日写信回复，同意她的申请，而她是3月中旬才从女子宿舍启程的。 就在张爱玲抵达麦克道威尔之前，一位美国老作家也悄然来到这里，他的名字叫费迪南·赖雅。赖雅曾两次中风，身体精力不济，来此是想通过休养为写作积蓄能量。张爱玲到达麦克道威尔的第一天，即3月13日，他们见了面；第二天两人交谈了几分钟；3月下旬，他们已经开始互访对方的工作室；4月1日，他们在大厅中坐在一起享受复活节正餐；几天后，她将《秧歌》拿给他看，得到了他的赞赏；此后他俩单独来往的次数增多；5月12日晚，他们便做了成人的游戏，还被赖雅记进了日记。此时距他们第一次见面两个月还差一天。 张爱玲与赖雅的恋情发展，是如当年与胡兰成一般神速。赖雅其实与胡兰成有几分相似：年长如父，聪明有趣，阅历丰富，善于表达，善解人意，长于文墨；是又有她所看重的胡兰成的优点而无她受不了的胡兰成的缺点。 就因为张爱玲自小缺少父爱，使得她在心理上一直存在父亲角色的补偿需要。她早年的小说《茉莉香片》的主旨便是寻找真正的父亲，但那还只是她心灵渴求的反映。胡兰成的出现，使原本以为是难以企及的冥思忽然变作了可以追求的现实，她便“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她在与胡兰成感情出现危机前对记者说：“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那时的她还未料到男人的这个年龄却又是危险的年龄——大得还不够。此番看上大她30岁的赖雅，或有吸取教训的意思，当然即便有也是下意识里的。赖雅青壮年时，也是一位风流健儿。前妻是美国著名的女权运动家，离婚后，他也结交过不少动人的女朋友，可到了张爱玲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如同那个在香港请炎樱看电影的潘那矶先生——所有的辉煌都已成了过去，是个落伍的人了。力既不足，心也就无余，为妻也就再不用为他的专心与否操心，而他的智慧还在，风趣还在，其他的优点还在，当然好了。 使人惊讶的是，赖雅竟然与胡适同庚，同为1891年生人！单看张爱玲与胡适的交往，一般只会感到她对他的特别尊敬与他对她的非常关爱，及至看到张爱玲转身即与赖雅婚恋，这才使人蓦然惊觉张爱玲与胡适交往时，她的内心正何等的寂寞与脆弱。而她与胡适这一对才子才女，其实是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的。这时倘若回过头来再读《忆胡适之》，就会感到他们除了彼此的慈与慕之外，隐隐约约的也有一些什么火苗在摇曳，尤其是写她与胡适见的最后一面：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那“悲风”并非来自时代的深渊，而是来自张爱玲的心底。她心中的那等悲凉又从何而来？不免使人想起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的话：“张爱玲忽然很烦恼，而且凄凉。女子一爱了人，是会有这种委屈的。” 姑姑当年见了胡适报上照片之后那样的笑貌口吻，不仅一直留在张爱玲的印象中，此时也会在张爱玲对胡适的感情中起到某种发酵作用。而胡适对张爱玲与赖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