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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最终免于一死，被以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为由于1933年4月判处有期徒刑13年。尽管这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就连陈独秀也很感激地致信胡适，说：“此次累及许多老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但胡适对此判决仍有不满，他认为陈独秀理应无罪开释。所以，他继续努力着。 当年6月，胡适在去美国访问前夕，经过南京时，与教育部长段锡朋（字书贻）一同前往看守所看望陈独秀。为此，他特别在日记里记道： 1933年6月13日 正午到教育部…… 饭后与书贻同去看陈仲甫；慰慈、仙槎同去。仲甫仍住看守所，室中书籍满架，此种生活颇使我生羡。他仍有胃病，但精神甚好。他现研究古史。 当然，胡适并非羡慕陈独秀坐牢，而是羡慕他因坐牢而有了可以坐在书斋中潜心做学问的那份宁静和平和。此时，他已经或自觉或被动地过多地参与到政治中去了，欲罢不能，因此而多了份对时事纷扰的牵挂与担忧，而少了份埋首书堆里的单纯与闲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流露出这样的情怀：“弟与诸兄说及，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多暇可以著述。”陈独秀在狱中曾写信给胡适，劝他放弃从政，说：“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然而，政治又怎能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在探望陈独秀时，胡适给他带去了许多书。他似乎有意让陈独秀利用坐牢这样的虽说是迫不得已但客观上可以使浮躁的心情安定下来的机会，实现他自己一时难以实现的成为一个纯粹的学问人的愿望。 但是，胡适还是希望陈独秀能够尽快出狱的。1937年8月，他在赴美前曾经在致信汪精卫时，提出请他出面。汪精卫倒也给面子，给胡适写信，说：“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 拿着汪精卫的信，胡适兴致勃勃又去探视陈独秀，并将汪信给他看。陈独秀对胡适的不遗余力，很是感激，由衷地说：“适之，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添麻烦。” 此时国内的抗日环境，已容不得蒋介石再在陈独秀身上花工夫，何况陈独秀也已吃了五年牢饭，算是报应过了。于是，蒋介石一点头，司法院长居正便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林森批复后，《中央日报》等报刊纷纷刊登“国府明令”，宣告陈独秀减刑。8月23日，陈独秀就被释放了。 出狱之后的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贫病交加。已经远赴美国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没有忘记这位老友，通过美国的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其实早在陈独秀出狱初期，胡适就请他参加“国防参议会”，但被他拒绝了。如今，生性孤傲的陈独秀再一次拒绝了胡适的好意，他写信给胡适，说：“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还是不去美国的好。” 1949年春，已经在美国当寓公的胡适在给《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一书作序言时说：“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同时，他在评价陈独秀的《我的根本意见》时，说：“陈独秀以为的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和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之自由。” 从胡适对陈独秀思想的这段分析中，便可以知道他何以始终将陈独秀视作他的朋友。对民主政治的追崇、对独裁政制的鄙视是他俩的共同点。 1959年10月，胡适在和友人谈话时，在重提北大那段如火岁月时说：“从前在北大时，人家把北大教授分作浙江派、安徽派，浙江的人才多，安徽只有陈独秀和我。”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拜见废帝，引来哗然一片 有人狭隘地以为高喊“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胡适是反孔的，非儒的。然而事实上，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对孔子是相当尊崇的。尽管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是主张民主自由、个性独立而反对封建礼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全面否定孔子以及孔子思想。甚至在有些时候，他的行为多少透露出传统孔学思想的印迹，因此呈现出矛盾的、不尽合理的表象。比如，他一方面推崇婚姻自由，一方面却又服从包办婚姻；他一方面反对愚孝，一方面却又因为“孝”字而在母亲面前放弃了个性解放。 对孔子的尊崇，必定使胡适的内心深处保留着一份传统。这份传统中，有孝，也有忠，自然也会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忠君尊王”的孔学思想。这也就不难解释他感动于末代皇帝溥仪的“召见”了。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接到小皇帝的召见电话（1） 胡适与溥仪，很显然的一对矛盾体：一个代表着民主，一个代表着封建。因此，当他俩见面的消息传出紫禁城之后，一片哗然，却不知民主的胡适在遭遇封建的旧皇帝时，居然有些惶惶然。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虽然并非无忧无虑，但也逍遥自在。在洋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红墙内的小皇帝对外界的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眼镜、电话、自行车。同时，他也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文化形势，知道了“新文化运动”（他称之为“白话文运动”），也就“认识”了胡适，读过《尝试集》，也读过《文存》。 有一天，他拨弄着刚刚安装好的电话，翻着电话号码本，玩儿心陡生，先将电话拨到了京剧演员杨小楼的家，学着京剧里的道白腔调问：“来者可是杨——小——楼呵？”然后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订餐，胡乱报了个地址。玩儿了一阵后，他就突然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什么腔调说话，随即一个电话打到胡适家。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22年5月17日 拜见废帝，引来哗然一片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 突然接到皇帝电话，胡适很愕然，不敢相信。 当时电话接通后，他听到的第一句问话是：“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胡适试图猜了一下，但觉无聊，便直接问：“你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哈哈哈”的笑声后，说：“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胡适自然愣了片刻，不知是继续追问，还是自语：“宣统？……是皇上？”小皇帝的声音干脆利落，也有一种居高临下之威言：“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电话断了，胡适捉摸了半天，还是不能确定，赶紧去问庄士敦，证实此事。 胡适与庄士敦的结识缘于他俩都是北京一个国际性团体“文友会”的会员。“文友会”由中、美、英、法、荷和苏联等国籍的人士组成，定期开会，讨论内容涉及政治、社会和文化。胡、庄曾经先后担任过该会会长。 溥仪给胡适打电话，只是玩笑。他让胡适“有空到宫里”，也只是随便一说。但在胡适看来，这是皇帝对他的“召见”，自不敢怠慢。他在进宫之前，先做了一番准备，向庄士敦了解了溥仪的近况。对此，他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1922年5月24日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庄士敦是很稳健的人，他教授宣统，成绩颇好；他颇能在暗中护持他，故宣统也很感激他。宫中人很忌庄士敦，故此次他想辞职，但宣统坚不肯放他走。 看得出来，对于皇帝的召见，胡适并不排斥。也看得出来，他对溥仪这个人很有兴趣，似乎很欣赏小皇帝的独立意识。不过，他到底是新派人士，在向庄士敦了解宫里的一般规矩时，也很担心会被迫三跪九叩，他自然不能接受，也顾及到传出去名声受损。直到确定小皇帝并不会让他磕头，而且他听说小皇帝脾气还好，就放了心，去了。 一个星期后，胡适如约走进了紫禁城。他在日记里记载了这次的会见过程。 1922年5月30日 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 …… 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接到小皇帝的召见电话（2） 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曾作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综观胡适日记，除了与特别的人（如蒋介石）进行的特别的交谈，一般情况下，他在日记里很少将某天与某人的交往记录得如此详尽。可见他对与皇帝的会见，还是很看重的。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说，紫禁城、皇帝总是带有很神秘的色彩。能够得以一见皇宫，已是幸事，何况还与曾经至高无上的帝王面对面，那更是难得的奇事了。这是一般人的心理。从这个角度上看，胡适的重视，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他的这篇日记与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的有关记述有所出入。在日记里，他说是溥仪派了一个太监去他家接的他。据溥仪回忆，当时他并没有将给胡适打电话一事放在心上，“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所以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 当新派的胡适与老旧的皇帝见面的消息传出后，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在宫中像炸了油锅似的。而在社会上，一样也是沸沸扬扬，甚至更有许多传闻，诸如“胡适为帝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等等。为正视听，胡适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刊登在《努力周报》上。文章中说： 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境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对于清廷的遗老们来说，胡适是“新”人，他们自然不能容忍他们尊贵的皇帝受到“污染”；对于身处共和体制下的人们来说，皇帝是封建的“旧”人，是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的，自然不能谅解胡适前往拜见的“奴性”行为。而对于胡适来说，按照他在文章中所说，他只是去见“一个人”，一个很寂寞的、很可怜的少年。 胡适在见过溥仪之后，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溥仪太寂寞了、太可怜了。但同时，他由庄士敦对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