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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 序
丁 东 序
朱元璋：历史的惯性
一个坐在龙椅上的农民。他用农民式的精明、周密和愚昧打造了一个自认为固若金汤的监狱式帝国。这个监狱不但关住了老百姓，也关住了官僚，甚至还关住他的直系子孙。
更为严重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人的头脑似乎还没有从他缔造的精神监狱中完全解脱出来。
龙爪上的泥土
初生鳞甲
炼就帝王心
龙椅上的农民
甲 均平天下
乙 构建乌托邦
丙 结网的蜘蛛
丁 思维格式化
朱棣：权力的奥秘
每一个篡位者都是雄心勃勃、精力充沛、充满主动出击精神的。因此，他们的出现往往会给历史带来一些血性和活力。
当然，他们弑君之后都会把手洗得干干净净，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纯洁无瑕的人。他们有充分的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精通权力的奥秘。
海瑞：偏执症患者
清官是中国贪渎文化制造出的一种病态文化现象。
从现有资料上，我们可以判断海瑞有强迫－强制型人格障碍。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海瑞先后娶了九个老婆，和每一个都不能琴瑟相和；为什么五岁的女儿吃了男仆的一块饼，就被他活活“赐死”。
魏忠贤：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爽快，重感情，多少又有点没心没肺，对人没多少戒心，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傻子”。
由社会最底层瞬时升到世界的制高点，这个“傻子”一时有点头晕目眩。俯视自己脚下的芸芸众生，一股大政治家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踌躇满志，一定要励精图治，把这个帝国治理得海晏河清，让这些百姓苍生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张献忠：在劫难逃
有时他也对自己无法抑制的嗜血欲望感到不解，只能根据自己的知识范围，自我解释为身负“收人”的使命。破坏这个世界，多年来是他唯一的快乐来源。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没有为这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是对旧制度的一次大修和保养，而不是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的进一步退化。
吴三桂：无处收留
第一次，他背叛了大明。第二次，他背叛了李自成。没想到，到了六十二岁白发盈巅之际，他还要第三次反叛。难道，反叛竟然是自己的宿命？
六十二岁的吴三桂渐渐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的心头，自己的一生有可能以彻彻底底的悲剧收场。在历史大情节中摸爬滚打了一生的吴三桂，在晚年发觉了自己一生奋斗的荒唐可笑。
郑成功：血液里的海水
这个异国出生的海盗之子，性格中一直燃烧着明亮的“少年性”。
郑成功的不投降，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看来，都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他这根大木，终于没有撑起明王朝的天空。然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识时务”的“俊杰”出现得太多了，这些人聪明得让人郁闷，理智得让人心灰。只有郑成功的出现，才让历史阅读者稍稍舒一口气。
后记 历史比小说更好看
总 序丁 东（1）
序
丁 东
张宏杰居葫芦岛，我住北京，两地不过四小时的车程。然而，我们首次见面，居然是在大洋对岸的异国。
那是去年的初冬，我到美国东海岸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提前两天来到大学城普林斯顿，准备和一对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伉俪同行。在他们家的客厅里，我见到一个剃光头戴眼镜的年轻人，主人介绍，是参加同一会议的张宏杰，辽宁人，学者，作家。女主人特别补充，历史随笔写得很棒。
我在国内知识界的朋友不算少，然而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当然，如今被称为作家、学者的人太多了，不知张宏杰水准如何。
我们都是第一次访美，对这片大陆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承蒙主人好意，驱车带我们一起游览普林斯顿大学。这所在全美名列前茅的著名学府，已有二百五十年历史，比美国的历史还要悠久。我们一起参观了爬满常青藤的开放式校园，浏览了罗列各洲艺术珍品的校美术馆，拜访了爱因斯坦工作过的那座看起来十分普通的高级研究所。印象最深的，研究所前面竟有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我们在爱因斯坦经常散步的这片横七竖八躺着自然死亡的巨树的森林里徜徉。那天正逢美国大选揭晓，布什胜了克里，这自然成了我们议论的话题。张宏杰话语不多，只言片语却颇有主见。后来，在学者伉俪家的餐厅，我们又屡屡讨论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历史，这个小伙子对历史的思考又一次给我留下印象。他对“文革”中的积极参加者，在反思批判之余，能抱有同情之理解，这在他的同龄人中是很少见到的。会议结束后，我又和他结伴游纽约，游尼亚加拉大瀑布。一路走，一路聊。知道了他曾经去韩国旅游了一次，写了一本《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在中韩两国同时出版。这次来美国，他有一个想法，想在美国打几天工，体验一下在美华人的酸甜苦辣，回去后再写一本有关美国的书。他还真找了一位在美国的远房亲戚帮助联系，但由于他打算待在美国的时间太短，最终没有成功。通过此事，我感到这个年轻人写作的勤奋。
回国不久，我收到他寄来的一本历史随笔集。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此书文笔生动流畅，时有思想闪光。掩卷时，我已经理解了他为什么受到那对学者夫妇的器重。尤其是那位女主人，本身就是文章好手，她对宏杰，格外惺惺相惜。我对宏杰，也因这本书顿起相识恨晚之感。
后来，宏杰来北京，我们又见过几面，并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社会科学论坛》。该刊的编辑说，刊物排印时，印刷厂的普通职工都被张宏杰的作品吸引住了，告诉他，整本刊物就数张宏杰这篇文章好看。我想，不是其他学者的文章不好，而是张宏杰的文笔更有亲和力。刊物印出后，被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的执行主编冯克力看到，他马上给《社会科学论坛》主编赵虹打电话，问：张宏杰在哪里，怎么联系？这件小事，又一次证明了张宏杰文字的魅力。
今年春天，张宏杰告诉我，他又完成了几篇关于明代人物的文章，想单独编一本书，问我找哪家出版社比较好。张宏杰打算把他的新书命名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在书中，他描绘了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里的七个不同角色：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监魏忠贤、清官海瑞、叛臣吴三桂、忠臣郑成功和造反者张献忠。这七个人的画像合在一起，大致形成了大明王朝的轮廓。我把他的选题介绍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刘瑞琳女士。刘瑞琳是一位既有眼光又讲效率的编辑，看过稿子，当即表示欣赏。张宏杰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几年的出版物也有上佳印象，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总 序丁 东（2）
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学读的就是历史系。不过学的是历史，当时却热心于读小说。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历史教科书太枯燥了，看得到的史学专著也太乏味了。大多是对一些僵硬教条的解释和附会。想看有趣的书，只好到专业以外去寻找。而当时的小说，正是“伤痕文学”的高潮期，对我当然更具吸引力。后来，偶然读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才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原来史学著作也可以写得兴味盎然。但马上又想，能写得如此妙趣横生，由于黄仁宇是旅居美国的华人史学家，故作品可以汪洋恣肆。我们这边的学者囿于统一的思维模式，只会用同一种教训人的腔调面对读者，例外者凤毛麟角。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史学界逐渐摆脱了教条的束缚，恢复了反思历史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尤其是近几年，出现了吴思等一批非学院派的史坛高手。他们的出现足以证明：把历史写活，不是司马迁等古代大师的专利，也不是黄仁宇、唐德刚等海外学者的专利，身居中国内地的当代学者，也可以拥有同样的智慧和能力。
张宏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浮出水面的一位新人。他就读于东北财经大学，学的是投资经济管理，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葫芦岛分行。到今天为止，他的本职还是建行的一名客户经理，写作方式完全是业余。他研究历史，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纯粹是出于兴趣。未在中国的大学接受史学专业训练，倒成了他的优势。我在历史课上被灌输了满脑子格式化了的教条，他却没有框框，也不受学院派行文规范的约束。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心灵和直觉与古人对话，用自己的生活感受去体会古人的喜怒哀乐。他也吸收中外史学的思想成果，但杂取各家，为我所用，而非顶礼膜拜，独尊一术。西哲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说到底是今人对过去的理解和感悟。史料的挖掘和考辨，不是张宏杰的长项，也不是他着力的重点。他的兴趣，在于以一个当代人的眼光，去感受历史人物所处的复杂环境，以“同情之理解”揣度他们隐秘的内心世界。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贼子乱臣，在张宏杰笔下，都由冰冷的史料，变成了鲜活的形象，让我们直接感受古人的智慧、权谋、无奈、残暴和血腥。吴思和我是一代人，他读史不论多么深刻与老辣，我都不会惊讶。而张宏杰今年只有三十三岁，如此年轻，品读历史的目光却如此老到，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史学的当代性，我觉得还有一层意味，就是从历史中读出现实。温故而知新，这正是读史的乐趣所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本来，古人和今人的区别，远远小于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你可以感觉古代中国是当今中国的影子，也可以感觉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亲身体会了太多的甘苦炎凉，更容易看懂历史上的进退兴亡。这种研究历史的现实感，也有力地拉近了宏杰的文字和一般读者的心理距离。
总 序丁 东（3）
这里不妨从张宏杰的书中试举几例：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发给农民“明白卡”，让农民明白自己应该负担的内容。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明创造，早在清代就已经想出了这个办法。这个“明白卡”在那时叫作“钱粮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告诉百姓们上缴钱粮的定数，以防官吏蒙骗，私下多收。
这两年，全国许多地方的街头都建起了这样的宣传牌，内容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明代，各地村头街口即都建有六谕卧碑，内容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天下百姓规定的“道德规范二十四字”：“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文化大革命”时，人称毛主席语录为“宝书”，全国兴起了背毛主席语录的热潮，各地纷纷召开讲用会。早在明代，朱元璋的语录式作品《大诰》就已经成为《毛主席语录》出现前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被称颂为“臣民之至宝”。朱元璋曾命令全国人手一册《大诰》，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间学《大诰》先进分子，“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迹似于曾国藩的湘军军歌，《北京的金山上》旋律取自歌颂神佛的乐曲，这种文化惰性强大，有时候确乎使我对自己身处何地，身在何时，感到恍然。
宏杰说，数年前，史学家戴逸教授读了他的作品，曾表示愿意做他的博导，收他做关门弟子。但他惮于学习外语要付出无谓的精力和时间，没有及时呼应。近年来，随着对历史探索的深入，这种在银行系统进行业余写作的生活方式终于使他感觉到了限制。他和我谈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