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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我非常肯定。十二年来，他的声音一直不断在我的耳边浮现，不可能我听不出来。而且，我还看到了疤痕。”
“他胳膊上的那块疤痕吗？”
“对，就在手腕上面一点，当时在开庭，他拼命拉劳斯尔德·卢比奥。”她终于可以把眼睛投向他，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和绝望。“是他。我知道。我不知道的只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钱伯斯医生坐在那里，想了很久；思洁也利用这短暂的沉默来稳定情绪。终于，他说：“哦，如果真是他，从某个角度来说，应该说是个好消息。你现在知道他是谁了，身在何处。有些问题终于可以划上句号了。毕竟这么多年了。我想在纽约他应该会被判很重的刑，但是——”
她在那时打断他，“纽约不可能会判他的刑了。”
“思洁，这十二年来你受尽折磨，你现在不想把这人送上法庭了吗？没有理由为这个感到羞耻的。也没有理由把这事再继续隐瞒下去。你办案的时候不也鼓励过受害者——”
她摇头，“哦，我真想亲手把他送上法庭。我真想啊。想到这个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但是，案子有一个有效期限，我这个案子7年前就过期了。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吗？他曾经强暴过我，折磨过我，甚至企图杀了我，但是他永远不会因此而受到审判了。”她双臂环抱，两只手分别放在两个手肘上，她深深弯下腰，身体倾向在小腹上，仿佛在保护它，“他不能被送上法庭了，不管用什么办法都不行。”
钱伯斯医生坐在那里没有动，手依然放在嘴上，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你肯定吗？思洁，你和纽约的有关部门联络过没有？”
“以前办理我的案子的两个警探一个死了，一个退休了。现在已经由旧案小组管了，但是当时又没有嫌疑人，也没有拘捕过谁。”
“那么你怎么知道就一筹莫展了呢？”
“我打过电话，皇后县地区司法办公室、引渡部门，还有一位检察官，都告诉我这已经不可能了。其实我本来知道案子是有有效期限的，但当时我就是……就是没有想到。我当时认出了他，但是根本没有想到却拿他毫无办法。简直可以说是毫无办法。”眼泪又一次泛滥。
整个房间又陷入沉默之中。和钱伯斯医生打交道十年来，她第一次发现他不知该说些什么。最后，他终于说话了，声音很低沉：“没关系，思洁，总有办法的。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这正是我想请问您的。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我想把他扔进油锅里去煎熬。我想把他送进地狱。不仅是为我，也为了被他杀害的11个女人，还有不知多少个曾经被他摧残过的女人。我想亲手把他送上电椅，这个想法有什么错？”
“没错，”钱伯斯安静地说，“这个想法没错。这是一种感情，一种正义的感情。”
“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把他送回纽约，告诉那里所有的人，他就是那个变态的混蛋，然后看着他被送进监狱。我会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去死吧！你这个杂种！你没有把我打倒。和你的新室友打个招呼吧，因为你可要在这里住上二十年呢，他会是你在这二十年里唯一能够谈话的人！’”她抬起头看着钱伯斯医生，眼里有一种乞求回答的眼神。“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了。为这一天，我整整等了他妈的十二年啊。他还夺走了我的，他还夺走了我的……”
“唉，思洁，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不过他杀害了11个女人，他恐怕不能轻易从这样的罪名里逃脱吧。”
“是，但这也是我矛盾的一个方面。我知道我不能做他的公诉人，但是如果我告诉泰格勒的话，这案子就会交到巡回法庭手里，到时候很可能落到一个刚从法律学校毕业出来的什么也不懂的傻瓜手里，而我却没有办法，有可能还败诉，眼睁睁看着当初残害我的人没事人似地离开。”
“克洛，要有信心，我们正在积极地调查，希望不久就会拘捕嫌疑人。感谢你继续配合我们的工作。”这话又一次在她耳边响起。
“总会有办法的。比如说，泰格勒可以把这案子交到第十七或者第十五巡回法庭手里啊。”第十七巡回法庭是布罗沃德县的，第十五巡回法庭是棕榈滩的。
“这不是泰格勒说了算的。交到谁手里完全就是碰运气，但是我不愿意冒险。我不能去冒险。连环杀人案有多复杂您是清楚的。尤其是这件案子，十具尸体躺在那里，嫌疑人没有招认，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目前，我们的证据只能表明他与一具尸体有关。他还没有被起诉与其他九桩谋杀有关。太复杂了，一不小心很容易就会出错。”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关心的只是你，非常关心。我知道你很坚强，可能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女人，但是一个人，不管他性格有多坚强，信念有多坚定，都不能起诉曾经那么残忍地伤害过他的人。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不肯放手。”
“也许吧，除非有一个切实可靠的办法，一个我可以相信的办法。”
“要不把这案子转给你们办公室的其他公诉人？罗斯·哈里斯如何？她也很厉害，擅长DNA测试和司法鉴定。”
“我怎么才能把这案子转给别人，而周围的人又不追根究底地问个不休呢？特别是现在已经到了案件的后期阶段了。请您告诉我！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当时是多么想接手这件案子——他妈的，我为它花了近一年的工夫！我检查过每一具浮肿、残损的尸体，会见过每个死者的亲属，看过每一张解剖照片，读过每一份实验室报告，亲手签发了每一张搜查证——我非常了解案情。我突然向办公室和媒体宣布说我不想干了，结果会怎样？除非我是癌症晚期，身边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会放弃的，即使真到癌症晚期，我说不定都不会放弃。
然后我就会被许多‘为什么’、‘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这类问题淹没。媒体那些人就会不断地挖掘、挖掘、挖掘，来满足世人的好奇心。有人会查出强暴那件事，然后纸包不住火，一切都传播开来，案子最终还是交到巡回法庭的某个生手手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事情弄砸，看着曾经强暴我的人，杀害10个妇女的连环杀手——班特林逃脱法律的制裁。而且这一切我都只能坐在家里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因为我被剥夺了律师资格，再也不是一名律师了。所以我只要能得到一个保证，保证他逃不开法网恢恢，保证他会为他犯下的滔天大罪付出应有的代价，钱伯斯医生，您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我怎么做。没有人、没有人可以给我这样的保证。所以如果这件案子败诉了，我是应该承担责任的人，谢谢您。别人我谁也不怪。”
“思洁，你都在说些什么呀？”她看得出他在小心地选择下一个问题，“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想干什么？”
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听着时钟“滴答”、“滴答”地走过。
她的话听起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语气也很坚决，仿佛是她想到了一个主意，要说出来试验一下，但是却很喜欢这个想法。“我要在21天内完成起诉，要不就得在21天内做一份重罪报告。不管是哪种方法，所有的证人都要到我这里来做个陈述，我还要收集各种报告，还要重新检查所有的证据……”她顿了顿，语气似乎更加坚决了，“现在要换人可能真的太迟了。我最少要把起诉这个阶段的事做完，然后我就带罗斯·哈里斯或谁一起慢慢熟悉案情，和我一起上法庭。如果一切顺利，时机成熟，我就自然而然地把案子交给她，然后悄然退出，托词生病什么的。当然，那时是我对她有信心的时候，相信她能把一切都做好的时候。”
“你就不怕办公室里其他人起疑心了吗？”
“班特林在法庭上集中精力关心自己能不能逃脱制裁，没有认出我来。真是个莫大的讽刺！想着他对我做过的一切，当时他在法庭上几乎都没往我这里看过一眼。”她平静地接着说：“他可能和许多女人上过床，到最后自己都数不清了。她们的面目在他脑子里都已经一团模糊。而且天知道，现在和以前相比，我的变化有多大。”她的苦笑简直有些扭曲，她把头发卡到耳朵后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曾经做过些什么。如果到最后事情曝光了，我就可以推说我不能确信那个人是他。可以推说我不知道他不能再在纽约审判了。所以这并不是我借口没认出来而牺牲自己的案子。而是我在纽约永远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案子推上法庭了。”她的话斩钉截铁。
“思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抛开那些明显的伦理方面的问题不谈，你真的认为在精神方面你可以支撑着去起诉这个人吗？听着他曾经怎样折磨过那些被害者，一面想着他曾经怎样虐待过自己，每一天都可能听到新的残忍的作案细节，看到新的犯罪现场相片，你能受得了吗？”钱伯斯医生摇着头说。
“我知道他对那些被害者做了什么。我亲眼看到过。是的，您说得没错，这对我的确是一种考验，我不知道自己将会怎样去面对。但不管怎么说我都要熬到自己确信他逃不掉了的那一天。我要知道他每一分钟在什么地方。”
“那你的执法证件怎么办？把冲突维持在法庭之外？”
“只有我自己知道有冲突。没人可以证明我知道会有冲突。我必须得承认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就是强暴我的那个人。但是如果我否认的话，就什么事也没有，一样过自己的生活。”她停了一下，思考了另一个刚才就应考虑到的问题，然后平静地说：“钱伯斯医生，这样做会不会让您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呢？您是不是需要向有关方面报告一下？”
作为一个医生，他的职责让他必须向警方隐瞒病人犯罪的打算。病人所说的一切都不可以往外透露。思洁隐瞒这样一个冲突，应该说是从伦理上违背了道德准则，做了律师不该做的事，但这不是犯罪。
“不会的，思洁，你想做的事情并不是犯罪。在这房间里，我们说的所有话都是绝对保密的。没有往外说的必要。但是就我个人而言，的确不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不是个好办法，不管你作为一个精神上需要帮助的病人还是一位职业律师。”
她细细地咀嚼他说的话。“钱伯斯医生，我需要找回能控制自己生活的那种感觉。您不是经常这么跟我说的吗？”
“是啊，是啊，我说过。”
“那么这是我的机会啊，我现在正在控制着呢。不是纽约那两个疲惫不堪的警探在控制，不是巡回法庭的某个白痴，不是‘小丑’，也不是‘丘比特’。”
她稍微停留了一会儿，拿起手袋准备离开。眼泪流过了，她声音里的那种绝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愤怒。“是我。我在控制，我有这个能力。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那个混蛋把我的能力再夺走。”
然后她转身，把给了她神志清楚的整洁的蓝黄花相间的办公室留在身后。出门的时候安静地冲艾斯特勒挥手告别。
第三部分 可怕的梦境第31节 他喜欢她身上的这一切
“您好，医疗检测办公室。”
“多米尼克·法尔科奈提特别警探和曼尼·阿尔维雷兹警探想见乔·内尔森医生。我们预约的时间是一点半。”
“对，内尔森医生正在大厅里等两位呢。”
医疗检测中心的大门拦路杆升起，多米尼克驶离了繁忙的第十四大街，发动“旁蒂克”车入内，在“警车专用泊位”处找了个空位停下，正好对着红砖砌成的两层楼建筑的前门，旁边停的是一辆黑色的新型殡仪车。
曼尼坐在副驾驶座上，他慢慢打开车门，下到停车场上。他们从佛罗里达司法厅迈阿密办公室的专案组本部来，到医疗检测中心的路上，他异乎寻常地安静。他见多米尼克没有立即跟着下车，探进车里问道：“多米，你不一起进去吗？”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
“要的。老熊，你等我一会儿，我到里面来找你。我现在必须先打个电话。”多米尼克拿出手机握在手里，他的样子很明显是在等曼尼走开后再拨号码。
曼尼·阿尔维雷兹看了看面前两层楼的红砖建筑，扮了个鬼脸。他最不喜欢来的地方就是医疗检测医师的办公室。他做了十六年的杀人案件警探，见过上百具尸体，对很多东西都麻木了，但每次到这里来他都感到反胃。不是地下室里冷藏的尸体让他不舒服，他可以在犯罪现场对着尸体一看就是一天，而且不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