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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9月，305家银行关闭了；10月份总数达到了522家，胡佛终于认识到“来自国外的打击”使他为结束危机所做的种种努力刚见成效就遭到彻底失败。统计表上的失业数字猛增到1500万，实际可能高达1700万，占了整个劳动大军的1/4。农产品价格几乎降到最低点，在1929年的业已跌价的基础上又下跌了60％。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格由崩溃前的87亿美元暴跌到1933年的19亿美元。同一时期的国家收入，比以前大约减少了一半。在工业停滞的同时，大批银行倒闭，估计有多达1万家银行关了大门，吞掉了小额存户的存款，使千家万户濒于死亡的边缘。
面对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胡佛总统辗转不眠，吃睡不宁，夜间只能睡上二三个小时，由于劳累和发愁眼睛熬红了，但他无法扭转这一严重的局面。他已意气消沉。雕刻家格曾·博格勒姆说：“如果你把一朵玫瑰花放在胡佛手里，花也会枯萎。”抱怨、咒骂、愤怒到处皆是，整个美国乱成一团。
胡佛的威望、信誉彻底垮台了。曾几何时，他身穿大礼服，乘坐新式福特车，驰向宾夕法尼亚大街白宫时，沿路看到的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广告牌，心头一阵高兴，玩味着他将在就职典礼上发表的宏论：美国到处是机会，只要你能抓住它！他竟敢许愿，在他领导下，美国每个家庭的“车库里将有一辆汽车，揭开锅就有一只鸡”。他大言不惭地吹嘘：“今天我们美国人比以往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更接近于最后战胜贫困。”
在共和党政府的鼓励下，由金融巨头操纵的证券交易市场，吸引了各阶层人民。汽车司机、店员、主妇、小业主、学生，都成了证券市场的主顾。他们受到这样的宣传：买股票就能赚钱，早买早赚，不买就是让别人赚。有一位富豪向一心发财的人们献策，他说：“一个人一周储存15美元，用来购买好的股票，在20年内他就会拥有8万美元。”当时的报上刊登了许多这样的报道：一个理发师购买通用汽车股票赚了5万美元。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在美国钢铁公司股票上赚得10万美元。其实他并没有得到现钞，只是手中的股票不断升值，几倍几十倍，越是上涨就越不肯抛出。市面上的股票不够应付了，工业、公用事业、铁路和银行就“像制造肥皂块那样”赶紧制造新股票上市。从1925年1月1日到1929年10月，列入纽约证券交易所价目表上的股票，从4434亿股，增加到10亿股以上。甚至发生这种情况，一些大公司把自己的股票当作现金发给工人，却大受欢迎。人们见面时，不谈别的，只谈股票。许多新发行的面值较小的股票，都到了小投资者和小投机者手中。他们对这些股票所代表的厂家的情况毫无所知，一味等着股票涨价。一心想发财，一心想发大财，成了当时美国社会几乎普遍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疯狂症”。
胡佛是美国白宫里最后一位“标准的自由派”，是政府不应干预市场学说的最后一位捍卫者。他认为，这次萧条是欧洲经济崩溃的产物，而“不是国内弊政的结果”。因此，胡佛主张采取自然调节的政策，让危机自然而然地过去。他反对联邦政府干预经济，以保持“美国个性”。对待经济危机，他有几个赞成和不赞成，即：赞成援助大企业、大银行，不赞成援助失业工人，以免培养“懒汉”；赞成举办联邦需要的公共工程，但不是以安排失业者为目的；赞成贷款，不赞成赠款；赞成以救济款买饲料喂牲口，不赞成把救济款用来救济农民；赞成由私人和当地办一些救济活动，不赞成联邦来办，以避免联邦“集权”。
有人问胡佛，为什么体面的人也在街头设摊卖苹果？他回答说：“种苹果不如卖苹果赚钱，所以大家都去卖苹果。”总统先生的妙答，被舆论称为对失业问题的“难以置信的反应”。在胡佛政策思想的指导下，受惠最多的是大银行、铁路和保险公司。因此他所办的复兴金融公司得到了“富人赈济所”的诨名。
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像胡佛那样受到老百姓讽刺、憎恶的。仅在1932年一年间，被地方执法官从被抵押而逾期未赎的住宅中赶走的家庭达273万个，到1933年有100万个家庭无家可归。这些人住在大城市近郊的荒地上用破铁皮、纸板和粗麻布搭起来的窝棚中。窝棚称为“胡佛别墅”，窝棚区名为“胡佛村”；失业者手中拿的破口袋叫做“胡佛袋”，在公园长凳上过夜的流浪者身上盖的旧报纸叫做“胡佛毯”。当时美国需要救济的家庭和个人数以千万计，人民群众强烈不满。有的地方出现了有暴力色彩的抗议运动，首先发难的是农业地区。衣阿华州的奶农，为反对州政府对牲畜强迫进行结核菌检验而大动干戈的短促的“奶牛之战”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挥舞着棍棒的农民，把派去监督这次检验的政府代表打得抱头鼠窜，只是在动用了州国民警卫队并施放了催泪弹之后才被镇压下去。另外一些农民组成“农民休假联合会”，他们停止到城市出卖农产品，举行“农业罢工”以示抗议。他们唱道：
让我们来个“农民休假”，
让我们休息一下歇歇身！
我们品尝自己的火腿、鸡蛋和面粉，
让他们去啃他们的银和金。
1932年春夏之季，更有两万多名退伍军人和失业者从西海岸向华盛顿进军，要求立即取得原定1945年才发给的补偿金。因此，美国舆论惊呼：连农民、退伍军人这些保守的阶层都对国家的现状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国家的出路何在？
当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还没有力量领导革命斗争的形势下，人民只能在现行政治制度下，从共和党和民主党中选一个来领导联邦政府，并帮助人民渡过危机。在1930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优势已经丧失了，在参议院的多数也减少到了最低限度。1932年是总统选举年。共和党推不出新候选人，仍由胡佛应战。民主党在角逐提名的几个人中，罗斯福年资最浅，但他从1930年连任纽约州州长后，就着手拉拢民主党的代表，顺应民心，为问鼎白宫打基础。
针对经济危机给人民带来的灾难，1931年，罗斯福亲自向议会发表演说，提出了一个后来成为新政基本概念的主题。他宣称政府的职责在于减轻公民的苦难，增进他们的福利。“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相反。他说：“国家对公民所负的义务乃是仆人对其主人所负的义务。人民创立了国家；人民一致同意让国家继续生存下去。国家的义务之一就是要照顾那些在逆境下如无别人帮助即难以为生的公民……政府必须给这些不幸的公民以援助，不是做为一桩慈善事业，而是做为一种社会义务。”
罗斯福指出，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机构无力承担加给它们的重荷，因此他建议由州拨给临时紧急救济署2000万美元，此款用增加州的所得税的办法筹集。但是这笔钱不用于发放救济品。这个机构的首要任务是给失业者提供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则应给穷困者提供衣食住。救济款的发放应由地方官员在州的三人委员会和一名执行主任的指导下进行。与此同时，罗斯福还对胡佛不重视救济难民提出批评。他说，“总统的政策似乎是借款10亿余美元支付当前的财政赤字，这使我不安。这样做只会把周期性失业的重担推到后代人身上。”这样一来，反对党不敢再反对他的建议，因此这一计划未作重大修改就通过了。罗斯福由于这件事而在全国声威大振，人人称赞这位州长在对付失业的后果方面出力最多，态度最积极。
第三部分 问鼎白宫第14节 问鼎白宫（2）
在罗斯福的积极倡议下，1931年年底，纽约州在全美国48个州中，最早成立了临时紧急救济署。由协助罗斯福筹集竞选资金的杰西·斯特劳斯任署长，哈里·霍普金斯担任执行主任，具体负责这一计划的实施。他从私人福利机构招募了一批能干的工作人员，对最严重的灾难发起进攻。但是这个任务非常艰巨。1932年初，纽约州至少有150万失业者，而且人数还在逐日增加。不久，救济署就得向全州大约10％的家庭提供救济，每月平均大致23元。救济金额虽说微不足道，但饥饿现象总算得到了控制，而且比起其他地区的标准来，这里的救济还算是慷慨大方的。人们很快就看到2000万美元的救济款太少；1932年3月，罗斯福要求增拨救济款项，他说，不应让任何人“无衣、无食、无住，不准饿死一个人”。并决定发行3000万美元的公债。形势的严重性迫使罗斯福放弃了自己过去像杰斐逊那样对赤字财政所抱的厌恶之感。他承认：“在此非常时期，我认为应当采取本来不应考虑的非常手段。”他还修正了自己对各州权利的信念，赞成瓦格纳参议员提出的，尚待国会批准的关于由联邦提供7。5亿美元失业救济金的建议。
在新的一年开始时，罗斯福就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意图。在争取获得提名的斗争中，罗斯福遭到一些有力量、有影响的人物的反对。其中有民主党元老艾尔·史密斯，他曾是罗斯福在政界的提携人；众议院议长约翰·加纳和曾在威尔逊政府中担任过陆军部长的牛顿·贝克。史密斯等人则得到在舆论界颇具声望的沃尔特·李普曼的支持。李普曼从罗斯福争取提名开始，就对他进行尖锐攻击。李普曼藐视地说，罗斯福不过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童子军而已，充其量是个举止文雅的人。他不具备担任总统的任何重要品质，但却非常想当总统”。李普曼认为罗斯福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和试验者，一个没有任何理论上的指路明灯的人。这一判断有重大失误，罗斯福在担任总统的12年中证明了他不愧为美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总统。
面对这些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罗斯福必须用事实说明他不是一个急功近利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作为纽约州的州长，他所关心的的确偏重经济萧条的影响；现在，他必须看得更远，提出对付动乱的根源以及减轻动乱后果的对策和方针。他的智囊团的任务就是要为进行这种调整提供理论根据。他们的作用不是替州长思考，而是提供选择方案。照莫利的说法，罗斯福对于新的创见非常乐于接受，但有时他也觉得，这些教授们由于急于把国家做为试验自己理论的实验室而走得太快太远。罗斯福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贸然超越民意过远，确是一种鲁莽行动。比如，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曾用自己的主张和激情唤醒美国人，但从未当选为总统。聪明一点的做法，更有政治远见的做法，是先获得提名和当选，暂不宣布可能引起争议的主张，以便有时间对选民进行教育。
罗斯福智囊团的第一个成果是莫利草拟并由罗斯福在4月7日向全国广播的10分钟的讲话。虽然这次讲话是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持下发表的，但这位候选人为了有利于自己，提出了一项积极计划，旨在消除自由派对其改革主张所抱有的疑虑。他以具有预兆性的语言，驳斥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派提出的“涓涓细流”建议，而要求采取一种“由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做起的，把信心再次放在经济金字塔底层那些被忘却的人们身上的复兴计划”。他呼吁把复兴金融公司的一部分资金借给面临破产的小商人、农民和房主，这一切都将是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关于“被忘却的人们”的讲话，不仅刻划了由于萧条而陷于经济困境中的千百万人的生动形象，而且是在竞选运动中争取代表的关键时刻发表的。讲话对中西部和南部各州的农民起着激烈作用，那里正在召开代表大会和举行预选。纽约州长成了受苦者和被剥夺者的众望所归的人物，并获得了南部和西部各州未曾宣誓效忠本州候选人的大部分代表的支持。
1932年6月的最后几天，民主党人兴高采烈地从四面八方云集芝加哥，他们确信下一届美国总统将由民主党人来担任。在同一个城市里，共和党人召开了给人以凄惨之感的全国代表大会，怏怏然再次提名胡佛为候选人，这就打消了民主党人的一切疑虑和担心。但在民主党内部，为总统候选人问题，各派之间却进行着明争暗斗。“无冕之王”李普曼千方百计地拆罗斯福的台，大力支持贝克。李普曼在专栏文章中攻击罗斯福“头脑很不清醒，目标很不明确，采取的方法不是开门见山”。艾尔·史密斯则声嘶力竭地宣称：“对于坚持煽动国内劳动民众以阶级对抗和贫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