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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行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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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骑自行车寻访西南各民族民间艺术时,我在云南逗留的时间最长。那里有二十六个独有原住民族,其中访问不同彝族支系也最多,诸如黑彝“诺苏泼”(彝语译音)、红彝“阿罗”、白彝“白椤椤”、甘彝“葛泼”、水田彝“腊鲁”、撒尼“撒尼泼”等等。    
      彝族共有三十多个支系,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二百多个县、乡,总人口近五百万人,说彝语,但有六大方言区,彼此间通话比较困难,有的根本不能交流。但在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融的环境中,彝族却能使用相邻的两种以上的民族语言。这也许与历史上发生的战争、移民、屯田、戍边有关,各分支间不断地迁徙、融合而形成此种状况。毕摩文是彝族主要通用的文字之一。“诺苏泼”意为“尚黑色的人”,也有彝族主体的意思。    
      楚雄彝族自治州是我在云南设定的重点访问地区。按照计划,我首先选择了禄丰县最北部的一个偏远山乡——高峰区(1984年时,行政划分称“乡”为“区”)。那里主要聚居着甘彝和红彝两个支系。由于地处高寒山区(平均海拔2800米),往来交通不便,因此,这里民俗民风浓郁,还保留着口弦曲、月琴调、跳脚舞、笛子舞等传统乐舞和独特的服饰、民居,是非去不可的地方。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出门就爬坡”。这是当地老百姓挂在嘴边上的口头禅。    
      1984年6月的一天清晨,我骑车离开了禄丰县城,在一条岔路口,我向一位卖瓜果的中年人打听道儿。    
      “要去高峰啊!从这条土路一直向北,全是爬山道哟!”    
      “有多远?”    
      “大概一百多里。”    
      “路好走吗?”我问道。    
      “山高路陡,中间没有人烟,原来只是马帮走的路,你推着车上去,骑得快也要天黑才能到。”    
      谢了卖瓜人,心里虽有些发怵,但还是硬着头皮上路了。    
      艳阳高照。爬上一个高坡,就能骑上车子趁着一段不长的下坡或缓坡,靠惯性冲上一阵,直到骑不动再下来推行。晌午过后,饿了,吃饼干,带的三大壶水已喝了一壶半。越是心急赶路,越是出岔子,自行车轮胎接连两次被带刺的树枝和尖石子扎破。补胎对我来说不是难事,随身带的工具和气筒样样齐备,但耽误了不少时间。群山连绵无尽头,尽管山川俊美,风光怡人,我却无心观景。一路荒凉得不见一个人影,使我心里越加发毛。偶尔一群小鸟儿从头顶飞过,无奈的我都要大喊一句:“喂!慢点儿飞,咱们做个伴吧!”小鸟儿们头也不回地远走高飞了。    
      山里的太阳落得早,这条弯曲的小路绵延地伸向看不到边的尽头。高峰区你在哪里?我心里不住地念叨着。眼见天色暗了下来,路已在眼前变得模糊不清。“不能盲走,会有很多危险。”想着,就寻视四周,想找个合适的位置住下。恰巧不远的山坡上有一个废弃的人字形茅草棚。我爬上那个山坡一看,是一个废弃很久的草棚,里面散发着沤草的湿霉味,顶棚的茅草已被风吹、雨淋和日晒侵蚀得千疮百孔。不知是哪位先人搭建的,是守林,还是放牧用?我已不再探究。能在这荒山野岭中,有这么个破草棚做伴,我心已足矣!    
      我将自行车当作门,拉开自制睡袋和衣躺下。为让自己悄悄地、安全地掩藏在这陌生的夜色中,而不招来不该来的东西,我既不敢用手电筒,也不敢生火做饭,心想着神不知、鬼不觉地度过这个孤独的夜晚。    
      那是一个使人畏惧的伸手不见五指的蛮荒之夜,乌云遮住了所有的星光,绵延起伏的山峦悄然无声地隐没在无边的黑暗中。耳边山风把松林刮得哨子般的声响紧一阵松一阵,被汗水湿透的衣衫紧贴着皮肤。一阵山风吹来,不觉打了一个寒战。肉体的孤独和灵魂的孤独一下子袭上心头。经验告诉我,这种孤独综合征若在特定时空同时出现,将对一个人产生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精神压迫,绝望的情绪会弥漫整个心灵。此时我正处在这样一种情绪状态中。我微闭双眼,尽力搜索着过去一切美好的事情:一大碗红烧肉;一段令人前仰后合的笑话;一位动人的姑娘风情的眸子……    
      孤独,有时会使人意识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它拥有孕育、唤醒和刺激自我原创力的无穷力量,成为心灵家园中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正如耳聋造成孤独的贝多芬、戈雅的艺术想像力;同样,班扬的《天路历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波伊提乌斯的《哲学好慰藉》等等,都因孤独带给他们超然的创造灵感,才有这不朽的作品留与后人。然而此时的我遭遇的是特殊环境下的综合孤独,它是和恐怖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我几乎受不了这种孤独的巨大压迫,我想爆发,狂躁得像一头困兽。但还是强制自己,强制自己接受这荒僻中面对的一切现实。    
      不知何时,带着哨子的山风停止了,随之而来的是死一般的寂静,犹如置身于巨大的空洞之中。起初,我还本能地憋着粗气,支着两只耳朵全神贯注地倾听周围可能发出的一切声响,稍有动静,就会引起我极度的紧张。但时间久了,神经便开始麻痹,加之一整天的奔波劳累,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    
      午夜时分,我被一阵紧似一阵的“呼哧”“呼哧”声惊醒,四下一看,有绿色的寒光在草棚周围游动。“妈呀!”我本能地感到遭遇了狼群。来者不善,有的已经用爪子在扒草棚。如此近距离的与野兽在荒野里相遇,意味着什么?我不敢想下去。但不能坐着等死啊!我顺手抄起身边的一根木棒,冲出了草棚。黑夜中,我被眼睛发着寒光的狼团团围住,耳边是它们发出的恐怖的嚎叫。求生的欲望使我力大无比,我挥起木棒奋力旋转着身体,抵挡着它们的左突右扑、前后夹击。突然,“叭”的一声,我打中一只狼的头部,随着连声的“嗷”“嗷”叫声,我手中的木棒也断成了两节。这下激起了它们更大的反扑。几只狼更加凶猛地轮番攻击我,狼嘴几次就要咬到我的脖子了,我的手臂和后背都已受伤。生死关头,情急之中,我左手碰到了腰间的闪光灯。这一下子提示了我。我迅速打开闪光灯开关,几秒钟之后按动按钮,“刷!”一束强烈的白色闪光,撕破漆黑夜空直刺狼群的眼睛。奇迹出现了,狼群齐刷刷地溃散下去,野生狼哪里见过这种“武器”,我不停地按着闪光灯按钮,口中狂喊着、尖叫着:“来吧!狗日的!有种就来啊!”体内的那种“胜利者”的情绪在迅速膨胀着。可是,狼群却停在了四五十米处不跑了,显然它们是在相持,在抗衡,它们不停地嚎叫,似乎并不想就此罢休。眼看着绿色的寒光又在慢慢靠近,恐惧再次袭上心头,那种“胜利者”的膨胀感立刻跌落谷底。    
      “火!”狼怕火。猛然间,我扯倒草棚,用打火机点燃。火熊熊地燃烧着,我一边密切注视狼群动向,一边找来更多棍棒以备搏斗,准备要打一场人狼大战。狼群在不远处徘徊着,焦躁不安,绿色的眼睛像幽灵一样不停地游动。在深夜,没有哪一种声音比狼群的嚎叫更凄厉、更阴森、更可怕。    
      之后它们再没有对我发动攻击。火,真的起了作用。双方在高度警惕的对峙中,持续了一夜,直至黎明到来时它们才消失在山林里。这一夜,是我有生以来最惊惧、最难熬的漫长之夜。    
    


第一部分云贵高原被劫记

      对于生长在平原上的我来说,一攀上云贵高原,就感到天上的云朵伸手可及。曾经只能在地图上看到的地貌特征,如今已在自己的脚下,心里常常生出一种天人合一,梦里雾中的感觉。    
      1984年盛夏,我在贵州省兴义县兴义乡参加了一个布依族的婚礼。次日天亮启程,要骑自行车翻越一条单程三十多公里的山岭。晌午,头顶的太阳就像一个巨大的火球,烤得我浑身焦热难当,我忍着饥渴在蜿蜒的盘山道上一弯又一弯地向上攀登,从早上到现在已足足走了近七个小时,还没有见到山丫口的影子。每当看到一个山头,就兴奋得以为到了山顶,可转过这个山弯之后,道路又延伸到更高的山峰,正应了那句话: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随着盘旋而上的山路,砂石路两侧的森林也随着海拔的不断上升而变得茂密起来。豆大的汗珠顺着下额流淌着,短裤背心在高温下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为了上坡路更轻松些,我左手握住车把,身体呈四十五度角,整个上身几乎趴在自行车后部的行李上(这样可以和自行车保持一个整体),一步一步向上推,心里不停地念叨:山再高总有顶,水再长总有源……    
      越往上走越僻静,既见不到山民,也看不到村舍。山风吹得大片山林左右摇晃着。昨天还听说这里的野兽时常出来伤人。心里正在警觉着犯嘀咕时,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大喝:“站住,不要动!”腰间立刻被两把锋利的尖刀顶住了,我本能地用左手握住车闸,停在坡道上不敢动。    
      “要死还是要活?”对方叫着。    
      我强压着惊恐,带着有些发抖的声音回答:“要活!”    
      “那快把车架好转过来。”转过身我才看清面前站着的两个打劫人。这是两个赤裸着上身、个头并不很高的年轻人,黝黑的皮肤,一看便知是当地人。他们各自手握一把土造的锋利钢刀,透过一层衣服,刀尖已抵住我的腹部,略有痛感。我立刻举起双手,努力用一种平缓的口气说:“你们需要什么就自己拿吧。”在我走上这条路之前,就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作为原则之一来遵守:遇到拦路打劫者,除了性命之外,要啥给啥。因此,我的神情较为镇定,绝没有丝毫抗拒的信息传递给对方。看到我的态度,两个年轻人放松地把钢刀插进了裤腰带里,腾出手来翻找我行李中他们感兴趣的“战利品”,同时索要我身上的照相机、录音机、中山牌手表、全国通用粮票和几十元现金。我十分配合,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正当其中的一位在把玩相机时,我忽然想起,相机内有我拍摄的布依族婚礼组照。    
      “我想把胶卷拿下来,相机送给你们。”    
      “不要动!”他们同时拔出尖刀对着我吼。“快把胶卷扯出来!”另一个抢过相机,真的被他打开了后盖。那可是我的心血啊!我体内的血一下冲上脑门,心想:拼了!但嘴里却违心地说:“不要了!不要了!”他们重新把钢刀插回了腰间,继而摆弄起了录音机……时机到了!我冷不防抓起放在车把上的环形锁,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向离我最近的一个砸去,只听“哇”的一声,被击中头部的家伙滚向路基的斜坡。说时迟,那时快,另一个摔下录音机抽出尖刀向我胸窝刺来,我本能地一闪,刀尖划破我的左手背没有刺中,惯性使他绊到我的左腿跌倒在路坡上,他手上的刀也摔飞了。我顺势一个跨步骑在他身上,挥起拳头左右开弓,拼命地猛捶对方的两腮部位。他赤裸的上身像泥鳅一样的湿滑,我们在斜坡上翻来滚去地厮打着。最后,我终于再次翻上来抓住他的头发,向下面的石块磕去,一下、两下、三下……他终于喘着粗气不动了。另一个滚落在十几米处斜坡下的还在昏迷着。我跑回自行车那儿拿来绳子,以最快的速度将两人手脚捆死,扎牢。此时,我像泥巴一样瘫倒在地上,虚脱了。紧张、恐惧、搏斗、获胜,短短的几分钟,我经历了不是生就是死的一个个瞬间。假如没有打中第一个,假如那一刀刺进我的左胸膛,假如……我越想越后怕,浑身竟抖了起来。看着受伤的手在流血,寻思怎么一点儿也不痛呢?    
      过了一会儿,我慢慢恢复了体力,发现两人的头上、脸上仍在流血,赶紧拿出云南白药替他们止血包扎。此时他们的神志也开始清醒,慌忙跪在地上连喊饶命(大凡拦路抢劫的人,除贪婪物欲之外,没有不怕死的)。我问其抢劫原因,其中一个说道:“我们在山下就开始跟着你,看你孤单一人,身上又背有很多好东西,我们想抢来换钱玩耍,没想到……”    
      在这荒山野岭,如何处置他们呢?想了一下,最后决定将二人的双手固定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让他们推着我的自行车至山顶丫口(人自卫意识的天然反应)。    
      此时已近黄昏,我将他们两人背靠背绑在一棵树上,以便让他们能自行解开绳索逃生。之后,我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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