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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多
上海人的这种理性无疑是一种“实用理性”。它是基于实用价值并为实用服务的。这就使上海人能获得更多的实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务和关系都泛实用化，则理性也就会变成算计。这也正是上海人颇遭物议之处。上海人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事都讲实用、讲实惠、讲合算不合算，包括接人待物。比方说交朋友。北京人多半看感觉。如果感觉好，对脾气，那么，不管你是什么人，也能成为“哥们”。上海人则多半会要讲实惠，即要看交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则交，甚至不惜鞍前马后。如果没用，则多半会客客气气把你打发
不过北京人也犯不着因此就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气、市侩、算计、不仗义、不可交（其实并不尽然）吧，又碍你什么事 上海人又没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实，北京人对上海人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似乎主要是基于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依照这种概念，人与人是有差等的。这个差等，就是“士农工商”。北京是土农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这本身就有高下之别。士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当中，地位最低的是贩。北京冠盖如云而上海小贩成堆，北京当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员“待见”职员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广州（一个更是市场的“市”）那样，悄没声地躲在天荒地远自说自话，倒也罢 可上海偏偏又成了“大上海”，处处都和北京较劲，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心里有点那个。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大致能弄清北京人霸气的来历
八 官气与痞气
北京人的霸气，说穿了就是官气。
读者如有兴趣，不妨读读龙应台的《吵架》一文。这篇文章原载1993年10月31日《文汇报》的“笔会”版，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转载，现在收在《啊，上海男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这本书一共四辑，即上海、北京、星洲、思路。《啊，上海男人》是“上海”那一辑的核心，《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是“星洲”那一辑的核心，而北京这一辑的核心竟是《吵架》。
尤应台的确没法不吵架。
按照龙应台自己的说法，她这个因“生气”而出名的中国人，动身之前就一再告诫自己“到了北京不要生气”，因为至少有三条理由告诉她不能生气不该生气而且不必生气。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到北京，北京人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使她不得不起而应战。“你！”一个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这时人潮正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手指穿过人群直指龙应台：“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牵着孩子的手，尤应台乖乖地挤过去，只觉得那个女人说话的声调、气势，就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龙应台想。“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字。尤应台递上证件，那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了下来。可是，龙应台的孩子，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
这一架好歹没吵起来，但后来，尤应台终于忍无可忍。
问题是，检疫口的那个女人，为什么偏偏要和龙应台过不去？也不为什么，就因为她是中国人，而她乘坐的是德航班机。于是，那女人便轻而易举地把她从一群白人中挑出来
是中国人就可以凶，这就是那个女人的逻辑。
那么，后来为什么又像泄了气的球 因为龙应台虽然是中国人，却又是“台湾同胞”。要对“台湾同胞”也颐指气使凶神恶煞，得到两岸和平统一之后。现在，谅她还不敢！
不难设想，如果龙应台“有幸一是一位“大陆同胞一，后面还将受到什么样的“礼遇”。这种“礼遇一我们在北京可是受得多了，以至于一位读者写信给《北京晚报》说，龙应台这“气”生得实在不值当。因为这些事情咱们早就司空见惯，想气都气不起来。这位读者还说，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想当什么“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但照我看来，这位读者真是“痴心妄想”。当街坊邻居？当熟人朋友？没门儿！
为什么没门儿？因为她是“官”呀！而且是“检查官”。要想“官儿”同你当街坊邻居熟人朋友，除非你也是官。或许有人会说，那个女人其实也不算什么官。是不算什么官，可她有权是不是？有权就行 她既然有权决定你通过还是通不过，走过去还是停下来，那她就有资格在你面前耍态度抖威风。没听说过“不怕官，就怕管” 管，有时候比“官”还厉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来了，她也会这样。除非官大得可以坐专机，或者可以走特别通道，否则，就算你有个县团级、司局级的职务官衔，也得听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给我过来！”只有对“台湾同胞”她没办法。因为她这个“官”，暂时还管不到“台湾同胞”的头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湾同胞”，不但立马威风不起来，而且那同胞还有权把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或许还会有人问：好吧，就算她是官、她有权吧，也用不着那么凶呀？这你就不懂 像她那样的“弼马温”，不凶，怎么显出是个人物来？要不，怎么叫“拿着鸡毛当令箭”
那么，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 也是官么？当然不是。可他们是“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不但是“官商”，而且那“官”还是“京官”。有句话说：“广东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下级，都是小地方人。”这就叫“长安的和尚潼关的将”。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见官高三级”。（图十五）
官气流落到市井，就变成了痞气。
什么是官气？说到底，官气就是骄虎之气。骄，因为是官，高人一等；虚，则多因底气不足。为什么底气不足 因为官们自己也知道，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都要吃饭穿衣拉屎放屁。如果不是头上这顶乌纱帽，他和平民百姓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为了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就必须摆谱。比方说，出门时鸣锣开道，打出“严肃回避”的牌子等等。
痞气亦然，也是骄虚之气，只不过骄不足而虚有余。因为痞子比官员更没有资格骄人。但为面子故，又不能不骄。结果，摆谱就变成了耍赖。
事实上，正如座山雕的时代“兵匪一家”，王朝时代的北京城也“官痞不分”。朝廷里固然有“韦小宝”，市井中也不乏“高行内”。“高衙内”仗势欺人，靠的是官威，摆的是官谱；“韦小宝”官运亨通，则无非因为油嘴滑舌外加死皮赖脸。封建社会的官场作为最肮脏龌龊的地方，从来就不乏病气，只不过多有遮掩而已。一旦沦为平民，不必遮掩，那痞气便暴露无遗
所以，北京“官商”中态度恶劣者“霸”，“私商”中态度恶劣者“痞”。比如龙应台在“官商”地盘里（首都机场）体验到的便是霸气，在“私商”地面上（日坛市场）体验到的则是痞气。不过表现虽不同，性质却一样，即都是蛮横无理。而且，这种蛮横无理心理内容也是一样的，即都是因处于权力中心而产生的对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视：你算老几？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你又能怎么着？如果你不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直接表现为霸道；如果你还真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会转化为赖皮。不要以为耍赖就是服输。它的深层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里：我连自己都不放在眼里了，你又算什么东西？
这其实又是封建社会的官场病毒。封建社会的官场斗争，从来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赖”的。表面上的认输服软，是为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报仇雪恨。而长期的“奴化教育”，则养成了不以作践自己（比如自称奴才自打耳光）为耻的变态心理。因此，北京城内不但有着精忠报国的凛然正气，慷慨赴难的燕赵侠骨，忧国忧民的志士情怀，雍容华贵的大家风范，平和恬谈的贵族气度，温柔敦厚的京都民风，也有骄虚的官气和鄙俗的痞气。事实上，只有那些远离城市的地方才会有纯朴的道德，但却又不会有雍容气度和开阔眼界。
当然，痞气更多的是一种市井气。因为市井小民无权无势，没什么本钱与人抗争，也没有多少能力保护自己。为了求得老小平安，也为了找个心理平衡，他们不能不学会世故和圆滑，甚至学会损人和耍赖。北京的平民比谁都清楚“硬抗不如软磨”的道理，也深知嬉皮笑脸有时比义正词严更管用。久而久之，无奈就变成了无赖，圆滑就变成了油滑。同时，粗犷和粗糙也变成了粗鲁和粗俗。再加上北京人的能说会道，就构成了痞气。
痞气本是一种病态：一牌之积名曰痞气。一旦在北京，它又是一种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讳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阳台上看见街上自行车带人，会高声唱道：“自己车，自己骑，不许公驴带母驴。”遇到这种情况，上海的家长会把孩子叫回来，训道：“关侬啥事体！”北京的家长则会不无欣赏地笑骂一句：“丫挺的！”
因此，北京人的痞气甚至能“上升”为艺术，比如红极一时的“痞子文学一就是。这种文学的产生，除这里不能细说的时代原因外，与北京城的城市特征也不无关系。即：一，北京本来就是一个大雅大俗的城市，再俗的东西，在这里也有容身之地；二，北京的大气和厚重，使任何东西都能在这里得到升华；三，北京人本来就多少有点欣赏痞气，如果痞得有味道还有内涵，那就更能大行其道。杨宪益先生诗云：“痞儿走运称王朔，浪子回头笑范曾。”不管我们对这两个人作何评价（本书无意褒贬），都可以肯定他们只会出在北京。
如果说，官气在朝痞气在野，那么，又有官气又有痞气的，就在朝野之间。
这个介乎朝野之间的所在，就是学术界。
北京的学术界无疑是全中国最优秀的。北京有国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有全国最好的高等学府，那里精英辈出，泰斗云集；有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那里馆藏丰富，积累深厚；有国家出版社、国家电视台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能为学术成果的发表提供最好的园地；何况北京位居中央，居高临下，四通八达，消息灵通，发言权威，总能得风气之先，居全国之首。北京的学术界，不能不优秀。事实上，中国最权威的学术成果出在北京，中国最杰出的学术人才出在北京，“五四”以来一直被全国视为楷模的学术传统也出在北京。
然而，北京的学术界并不是世外桃源。它同样未能免俗地有着官气和痞气。
鲁迅先生说过：“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京派”与“海派”》）所以，北京学术界历来就有“近官”甚至“进官”的传统，而于今尤甚。如果说，过去北京学术界尚有“高士”，那么，时下则颇多一官迷”。表现之一，便是特别热衷于操作各类学会协会。为学术交流故，成立学会，展开讨论，从来就是必要的。可惜，不少人的心思，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做法，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沛公”者何？学会协会中会长理事之类“一官半职”是也。先师吴林伯教授曾总结概括各类学术讨论会的四项任务，曰“封官、办刊、会餐、爬山”，于是它便往往变成一种为少数人蟾宫折桂提供舞台，为多数人公费旅游提供机会的活动。所以，每到学会换届之时，你便总能听到一些喊喊喳喳的声音，看见一些上窜下跳的影子，而这些声音和影子，又多有京味。当然，说有此念头的只是北京学人，是冤枉的；说北京学人只有这种念头，也是冤枉的。他们的标的，可能并非区区理事，而是“学界的领袖地位或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凌宇（从“京派”与“海派”之争说起））。
我十分赞成学者科学家参政议政，甚至并不反对“学而优则仕”。官总要有人做。做官并不丢人，就像做工、种田、教书、做买卖并不丢人一样。但，“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学就该言学，不能吃着碗里想着锅里，更不能做着学者却想着摆官谱过官瘾。然而北京学术界却真有这样的人，我就曾亲眼目睹。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区某民营书店里偶遇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