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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棍的同类是冷饮。那时候品种也很单调，无非汽水、酸梅汤、酸奶三种。北冰洋汽水一毛五，冰川汽水一毛，酸梅汤一毛，酸奶一毛五。有的孩子或不耐烦，或渴急了，或嫌不痛快，拒绝用吸管喝汽水，而是对嘴吹。慢慢练出了对加了苏打的汽水的适应力。90年代有一年夏天和同事孟超上街，渴了。他不吃冰棍，非要喝汽水。记得售货员掏出汽水，他付钱后，一仰脖，零钱还没找回来，瓶子已经空了。这是我亲眼所见，把售货员也看呆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糖
糖，也是孩子常惦记的零食。
糖的品种很多，最便宜的是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牛奶糖二分一块），包装和味道都不能细品，反正吃起来有甜味，可以零售，甚至适应孩子的经济条件，以零售为主。那时小商店的柜台上，一般都摆着几个卧式玻璃瓶子，盛着各色零售糖，瓶口朝里。一些孩子以身试法，趁售货员不备，钩手伸进去抓几块，屡屡得手。我的朋友孟君就干过这事。当然，更多的时候是花钱买。孩子或捡，或从给家里买东西的余额里“截留 ”，或家长给点零用钱，或是申请来的专款，总之，兜里会经常有几枚论分数的硬币，干不了别的事情的时候，就买水果糖吃。有个朋友还记得最多一次花两毛钱买了二十块水果糖，装了半兜子，吃了一阵子。当然，孩子如果手里有更多的能支配的钱，就不再青睐水果糖了。一位在万寿路总后院里长大的孩子告诉我，他和另一个孩子有一次在马路边捡了两块钱，当然不会交给警察叔叔，他们就去翠微路商场买东西吃，买了什么，已记不起来了，但肯定不会是水果糖，否则不必如此长途跋涉。据他说，他们去了若干趟，钱太多了，一次根本花不完。两块钱，要真买水果糖，那就是200块，一天两块，够吃三个月了。赵福琪上小学一年级时，也捡过两块钱，他在学校（实验一小）附近的和平门大街路东一个小铺里全买了伊拉克蜜枣，售货员是一老头，开始以为听错了，问他：“是买两毛的吧？”福琪把票子亮了出来，答：“不，买两块钱的。”当年，伊拉克蜜枣大概四五毛一斤，两块钱蜜枣，老头用铁皮杆秤整称了两回。福琪张开身上的兜，根本盛不下，索性全倒进书包里。他吃了一路，也不过几斤蜜枣的多少分之一，剩下的大部分不敢带回家，索性倒进了护城河里。
糖也是一种家庭待客的常规食品。家里买糖，都是论斤，至少论两，不会论块买。一般商店里的杂拌糖，是按比例把若干种水果糖、奶糖、酥糖等掺和起来出售，看起来品种丰富，价钱便宜，一块二一斤，但显得有点大众化，不上档次，当中玻璃纸包装的，也就是点缀一下，且赶上什么算什么，顾客没有选择的余地。讲究点的人家，不买杂拌糖，他们会到大食品店如西单十字路口把西北角的食品商场或崇文门井冈山食品店，去有选择地搭配，北京的虾酥、巧克力，山东的高粱饴，上海的黄油球、大白兔和米老鼠奶糖都受欢迎。当年在大商场或大食品店买东西，天天排队，逢年过节，更是长队没边，即如张秉贵这样“一把抓”的优秀售货员，从早忙到晚，也难缓解排长队的势头。后来，上海奶糖在北京的市场上已轻易见不到，北京人到上海出差，首选商品就是服装和奶糖，一如东北人在北京采购猪肉。再后来，大概已经接近改革开放的时候，三里河那条街上，开了一家专营上海奶糖的商店，一时火爆。
有些孩子吃糖，是沾了得病的光。流行的说法是糖有助于医疗肝炎。而肝炎是一种传染病，为数相当多的北京孩子得过这种病，养病和恢复的时候，给孩子吃糖既是一种待遇，又有助于康复，家长自然配合，渐成习惯。病愈之后，家中糖罐或糖盒子里，便很少有空的时候。当然，一天吃几块，家长是要过问的。我的一个朋友，家里四个孩子，其父为四级工程师。他们家的糖盒子放在带锁的壁橱里，但钥匙放在不带锁的抽屉里。他有时候趁家长上班自己在家的当口，从抽屉里翻出钥匙捅开壁橱门锁，偷着拿糖吃。有一次作案间，其母借工间操时间回了趟家（他住的院子也是机关与宿舍一体），慌乱中他在壁橱里摒住呼吸，一动不动，待母亲走后才长出了一口气，有种历险的感觉。有时家长察觉到糖果看减，问起来都不承认。他一直以为只有自己偷吃过，几十年以后，兄弟姐妹聊天，他提起这件事，才知道他的姐姐和妹妹，也都干过。有个高我一级的同学，当年曾与人合伙，夜里撬过军院的一个小卖部，进去后看着满屋子好吃的，竟一时无所适从，不知道拿哪样好了。后来偷出来糖、点心和水果罐头，俩人不敢把东西带回家，就在游泳池边上一坐，狠吃了一通。此案至今未破。
有几种北京孩子常吃的特色糖，值得一提。一种是关东糖，棍状，麦芽做的，表面铺着一层滑石粉那样的白粉。初冬上市，吃起来先硬后粘，味甜但不骺得慌，有嚼头。这种糖可以论斤买，也可以论根零售。孩子花自己的钱，往往是买一两根，拿纸一包，边走边吃。一种是粽子糖，即状如粽子的褐色硬糖，大概也是一分钱一块，买多了就上秤，味道似较水果糖厚重，多半是含着吃。还有一种带把的水果糖，圆形，有糖纸，像吃冰棍那样嘬着吃。这种糖把较冰棍棍细一些，和毛衣针差不多。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点心
包装品零食，几分钱可以买到的，还有各种糖豆（玻璃纸）、甜米花（玻璃纸）、大米花（四分）、玉米花（三分）、果丹皮（玻璃纸）。散装的有鸡蛋卷（五分）、山楂糕、什锦果脯、杏话酶、牛肉干等。这些东西都不经吃，不能像吃饭那样狼吞虎咽，而是慢慢品着吃。吃大米花，通常是撕去长方形包装中的一个角，往手心倒出几粒，送进嘴里；玉米花则一个一个地吃。有的孩子爱把玉米花抛起来，状若乒乓球运动员的高抛发球，然后用嘴去接。
收粮票的食品，一般归于点心类。最普通的点心是饼干，最普通的饼干是散装的动物饼干，四毛八一斤，收六两粮票，零售一两粮票八分钱。每块饼干是一种动物的图案，像金鱼、兔子、大象、长脖鹿、猴子之类。这种廉价和散装的饼干其实是冲着孩子去的，可以说，当年对动物饼干感到陌生的北京孩子，几乎没有。我曾测试过不下十个当年的北京孩子，考题是动物饼干的价格，有答八分钱一两的，有答四毛八一斤的，都是脱口而出，无一例外。其他饼干带包装，价钱贵出去不少。最常见的是一种长方形饼干，边是曲线型，包装也是长方形，一包二两粮票，有几十片。更好的盛在铁桶或铁盒子里的饼干，属于高级货，一般人家不去问津。江米条、排叉、桃酥、蛋糕、萨其马等也属于普通的点心，商店里常年摆着，但对寻常人家的孩子而言，仍无异于一种陈列品，能三天两头享用它们的孩子，是不太多的。小时候都爱感冒发烧，儿童医院的大厅里，有个食品小卖部，那里的点心卖得快，可见，一般孩子只有生病期间，才有机会吃到点心。
零食说到最后，是早点。早饭尽管在一日三餐之列，但毕竟不是正餐，在外面吃早点，与家里做的是两回事，姑且当零食说。
有相当数量的家庭，经常从外面买早点，孩子上小学高年级以后，也常独自在外面吃早饭。除了以经营早点为主的小吃店，带正餐的饭馆也卖早点。六七十年代，饭馆里的早点，主食以油饼为主，六分钱一个，收一两粮票，议价油饼（不要粮票）八分一个，糖油饼九分。其他还有炸糕（八分）、糖火烧（七分）、麻花（六分）、豆沙火烧（六分）、芝麻火烧（五分）、螺丝转（六分）等等。可以特别提提的，是一种稍大些的椒盐火烧，俗称大火烧，六分一个，收二两粮票。稀的只有豆浆，白浆二分钱一大碗，糖浆四分。油饼是现炸的，饭量大的孩子，买一个油饼，用大火烧一夹，再喝一碗糖浆，这就类似于南方人所谓“大饼油条”的吃法，算下来一毛六分钱。当年的北京孩子，如今下岗的，当小职员混饭吃的，当大老板的，当省长市长部长的，当名人的，干什么的都有，在什么地方干的都有，差别是不用说了，但有一点，小时候恐怕都是喝豆浆吃油饼长起来的。注释
① 苏小林《我的父亲苏静将军》，载《老照片》第22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② 李南央《“阔家主”的孩子》，载《老照片》第32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③ 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④ 施文心、葛佳《都赶上了》，华艺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⑤ 资中筠《特殊年代的童趣》，载《万象》2003年8月号。
⑥⑨ 倾倾《逝去的美味》，载《读者》2003年第8期。
⑦ 邓云乡《秋水湖山》，东方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
⑧ 章含之《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昨天的时尚
时尚，顾名思义，是指一个时期里的社会风尚，不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一种时尚一旦过时，意味着它自身的现实价值的大贬，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价值——回味的价值，则很可能长时间地存在下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年的军帽，如今只能在民工堆里还看得见有人戴，但提起当年的军帽及与军帽相关的故事，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北京孩子，都会为之再心动一次。
“文革”前，孩子的衣服，品种并不算单调，尤其是女孩。北京孩子可以翻出小时候的相册看看，他们的打扮，即使以今天的审美眼光来挑剔，也说不上落伍。后来，服饰装束被染上政治色彩，进入了全民色款单调的服装时代，孩子自然不能例外。
孩子小时候，穿衣服不由自己，家长买什么穿什么。男孩好说，60年代前期，冬天都戴人造革面栽绒里的坦克帽或空军帽，上面镶着有机玻璃眼镜，平时作样子，起风时可以翻下来挡风。春秋天多戴海军帽或大檐帽，扛着肩章。夏天穿印着图案的白色或黄色跨栏背心。府绸白或格衬衫和明兜灯心绒外罩也一直流行。球鞋是男孩惟一渴望得到的东西。球鞋分矮腰和高腰两种，有米黄、深蓝、暗红、咖啡等颜色。两年前，在一个聚会上，有人穿着一种正流行着的球鞋，有位1952年出生的北京孩子见后神色异样地说：“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穿过的吗？一模一样！怎么又转回来了？”他叹道，时尚看来也未必有去无回，轮回是一种能渗透到生活的末梢的人生道理。
女孩的打扮则很难尽数了，用“花枝招展”一词来概括，并不过分。夏天，花裙子配带襻的皮鞋加浅色袜子，为最流行的装束。
上面说的，是“文革”前十岁上下的孩子的时尚装束，只能算是这个话题的一个片面的前奏。这些孩子长大几岁以后，进入轰轰烈烈的时代，穿着之风也为之一变。穿戴这个话题，说起来是有点复杂的，因为有男女、年龄、季节和从头到脚之分，只能一样一样地慢慢梳理。
栽绒帽子、军帽
冬天，北京男孩都戴栽绒棉帽子。款式略有区别，大致分三种。一种为褐色条绒面平顶，一种为褐色条绒面瓜皮顶，一种为军绿色布面瓜皮顶。最时髦的是第一种。帽子里面要加一个白色衬帽，有的就缝在帽子上，一年拆洗一次，白色变成了黑色。戴法也有讲究，大冷天，不到滴水成冰的份上，从不把两边护耳的舌头翻下来，不仅如此，固定耳舌头的，不是那两根带子，而是一对别钩，带子当年称“飘带”，名副其实，要让它永远飘着。有的孩子不慎把飘带弄皱巴了，得马上过水抹平，甚至要用土熨斗熨一下，还看不过去，就得换新的。这种褐色丝绸飘带，大商店里专门有售。有时候孩子顶风踏雪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