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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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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大院的女孩除了嫉妒就是羡慕,她们顶多弄到一两件,还不知得费多大的劲。那也不过是点缀一下以求不致落伍而已。嫉妒这些被“武装”起来的女孩的,并非只有弄不到军装的地方大院的女孩,甚而还有一些地方院里的男孩。曾听熟人回忆说,一年冬天雪后,二炮后勤部院里的两个女孩,骑车到附近某地方大院楼下的商店买东西,皆着棉军服、蓝裤子,脚穿五眼条绒塑料底棉鞋,围拉毛围脖,戴着口罩。她们被在楼顶上打雪仗的几个男孩发现,遂满腹妒意地一齐冲两人起哄大叫:“圈子!(意为女流氓)圈子!”并朝她们头顶乱拽雪球。想不到此二女竟不失军人子女的血气,绕过商店就进了单元门,直奔楼顶而来。结果是吓得这帮男孩惟恐跑不动,四下逃散,有两个腿慢的孩子被当场抓获,挨了一顿臭揍,脖子里塞满了他们自己攒好的雪球。    
    “九一三”事件以后,也就是70年代前期,“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出现了些许变化。这时候,两个兜的女式军上衣依旧为少女所青睐,但已经不再独领风骚。女孩穿着上的款式和花色出现了余地有限的变化。如夏天各种图案的长短袖的确良翻领衬衫,松紧带人造棉裙子,冬季各种颜色的中式棉袄外罩,春秋两季花格子外套等,开始装扮北京的女孩。到了70年代中期,也就是“文革”后期,女孩中开始流行一种衬领,即看上去是一件衬衣,实际是一个领子,套在毛衣或外罩里面,把领子翻在外面。衬领自然较衬衣便宜得多,颜色也是多样的。家长给孩子一买就是若干件,可以三天两头地换换,既不失为一种修饰,也显得衣裳多,富有变化,其实是既蒙不了自己,也蒙不了别人,因为北京的女孩几乎人人如此,大家心照不宣罢了。但裤子则依然以蓝、灰色调为主,且样式无变化可言,都是则面开口的那种标准款型,面料为棉布、的确良或的确良咔叽布(简称“的卡”),看上去有种肥打扮的意思。至于连衣裙之类,依然属于奇装异服。即使是普通松紧带裙子,多好看,也只能在家穿穿,敢穿裙子上学,要有点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有个70年代在铁二中上学的孩子说,她曾经鼓足了勇气,和另一个同学把裙子穿到教室,立刻鹤立鸡群,被当作怪物对待,她还能硬撑着,同伴不堪指指点点,课没上完就哭着回了家。    
    当年的女孩子不戴任何饰物,若硬提装饰,恐怕除了假领子,就是毛衣的颜色和花色了。那时毛线走俏,论两卖,收取工业券。混纺毛线给人以搀假的感觉。家家无论男女老少,身上的毛衣差不多都是自家织的,女孩无论出身贵贱,一般从小学起就开始学打毛衣,每家都有一堆竹子的或金属的毛衣针,还有用一根细塑料管连接两根毛衣针的所谓“元宝”针。毛衣的色彩和编织花样,是能让少女展示爱美天性的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办公室、公共汽车、公园、电影院……凡公众场所,织毛衣的妇女随处可见。当年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吕大渝回忆说:“那时,只要开会,女士们几乎人手一件‘毛活儿’。过冬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新毛线、旧毛线以及五颜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线维系的烂毛线,拆了织,织了拆。”高手是大可以引此为自豪并招徕学艺者无数。手巧的男士当中,也不乏一些能织毛衣者。上了中学的女孩,把正织的毛衣塞在书包里,带到学校偷着打,被老师没收而引起纠纷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不是个例。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襻鞋、猪皮鞋、塑料凉鞋

    六七十年代,女孩与男孩一样,以穿布鞋为主。最常见的是白塑料底黑边条绒面襻鞋,最时髦的是白塑料底白边布面襻鞋,冬天更一样,都是白塑料底黑边条绒面五眼棉鞋,不分男女。他如轮胎底或纳出来的布底都不入流。如今餐厅服务员及舞蹈演员的工作用鞋,即黑色绒面棕色模压塑料底襻鞋,当年也有,是大人穿的,孩子穿它,看上去有点怪异。只有生活相对困难或姊妹成堆的家庭的孩子才穿这种鞋,显然是捡大人的旧鞋而省得给孩子买了。总之,除了带不带襻这一男女之间的原则性区别,穿鞋的时尚标准,男孩女孩差不多。其实女孩中也不乏穿懒汉鞋者,或者说,懒汉鞋当时是一款不分男女的鞋。球鞋同样男女不分,像所谓“军球”、白球鞋、回力,都不乏女孩穿它们,而且可谓不减风韵。夏天,男女孩子穿鞋的区别最分明。女孩都穿带襻的塑料凉鞋,款式大同小异,颜色较之男孩的黑棕两色,要丰富许多,但大体还是以黑色为主旋律。审美的标准是可以转换的,当年的女孩,凉鞋和丝袜子一道穿,是一种时尚和上档次的体现,现在还如此打扮,则显得有点跟不上趟了。如今一到夏天,入时的女孩或厚打扮(厚袜子加运动鞋),或光脚穿拖凉鞋,即便穿高跟襻带凉鞋,也不能穿袜子,真是乾坤颠倒了。    
    到了“文革”后期,中学生里,开始有追逐时尚的女孩穿皮鞋。穿皮鞋是否入时,取决于皮鞋的来历。属于自己的,款式和成色都是新的,一般是猪皮平跟的襻鞋或丁字鞋,一看就是专门做给学生穿的;一些女孩拣家长的皮鞋穿,则是另一回事,与入时无关,甚至效果相反,家长让孩子穿它,也是一种无奈。冬天,还流行过一种鞋襻在脚脖子上绕一圈,绕到脚后跟系襻的平跟靴子,女孩穿它,看上去并不美。整个“文革 ”期间,高跟鞋一直绝迹,它和烫发、口红、连衣裙一道,对那些风华正茂的少女来说,只是一个概念或一种念想,没有人敢付诸实践,用它们来装扮自己。    
    以上装束,差不多概括了六七十年代女孩的日常梳妆打扮。倘要勾画一个时髦女孩的具体形象,不出这样的装束:春秋两季,上绿(女式军装)下蓝或上蓝下绿,衬衣领子翻在外边,梳短发或刷子,穿黑色布面白边白塑料底襻鞋或条绒面黑边白塑料底懒汉鞋,骑26线闸女车;冬天则四个兜的冬装军上衣,围拉毛围脖,戴口罩,穿黑色条绒面白塑料底五眼棉鞋,一提裤子要露出毛裤裤腿。    
    大体如此。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打群架—茬架

    打群架曾是一种社会时尚,一种半大孩子普遍参与的活动,说起来会让今天的同龄孩子感到莫名其妙,当年,确是如此。    
    茬架    
    “文革”初期,北京的中小学“停课闹革命”达近三个学期(1966年6月…1967年底)。孩子扎堆活动,多以宿舍院为单位。院子的称谓多是周围通晓的单位简称,如空军大院、轻工部、七机部、军科(军事科学院)、三部(总参三部)、计委(国家计委)、设计院、钢院等等。名头最大的是“国务院”(即国务院宿舍,位于西便门),有的简称用宿舍所在门牌地址,如新老302(广播事业局宿舍)、三号(月坛南街3号,华北局宿舍)、某区(如和平里七区、三里河三区、百万庄酉区,皆为中央国家机关宿舍)等。胡同则依旧称化简,如八条、西堂子等。这些简称,在方圆数里的圈子内有效。那时北京城外,某个地段,会座落若干院子。如复兴路沿街是一色的军队院子,颐和园周边有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总参三部、中央党校、中调部、西苑医院、北大等单位的宿舍,北蜂窝一带有铁道部、新华社、四机部、有色金属研究院、京西宾馆等单位的宿舍,东大桥一带有纺织部、外交部、农业部等单位的宿舍。月坛地区机关最多,有个顺口溜说:“二三六九中,全城来办公!” 当中的“三”,即指月坛地区的三里河,那里三部一委一院,有小国务院之称,这个地段的机关宿舍院,前面已经提到过,不必重复了。    
    打群架之风,是大气候所致。停课以后,上了中学的孩子无正事可干,且精力和火气正旺,属于没事滋事的年纪。瞎折腾、疯玩、“闹革命” 之外,就着“横扫一切”的社会风尚,孩子之间群殴之风的兴起,便在所难免。导火索很容易形成,因琐事产生的摩擦,因争风吃醋(所谓“ 拍婆子”)引发的恩怨,因这个院的孩子多看了那个院的孩子一眼(所谓“犯照”),都会酿成院和院之间的“战争”态势,甚至两院结下宿怨,“战争”时起时落;有如巴以关系那样。有时候混战的规模更大,出现“三国演义”甚至“战国七雄”的局面。打架的前奏,有不少孩子常用的形容术语,如“叫茬呗”、“挡横”、“犯各”、“乍刺”、“装丫的”、“执拗”、“来劲”等等。粗话如“装什么丫的”,在孩子圈里常听得见。    
    当年孩子打架,讲究“阵势”,即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十个八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院和另一个院的事情,或者说是一群人或一片人之间的事情,是所以谓之“群架”。打群架是有规矩的,事先要“茬架”,又称约架,双方派员商定时间、地点,一般选择在不收门票的小公园、学校操场或某个隐蔽的街道。八一湖土堆一带,即那时候的打架“胜地”之一。约定完成,接下来是分头去纠集人,韩信点兵,越多越好。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甚至数百人,机关规模大,宿舍院子大,楼多,自然在人数上占便宜。     
    “文革”初期,“参战”的孩子多为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出生的年龄段。一遇“战事”,经常是院里适龄孩子总动员,倾巢而动,岁数小点的也尾随去长见识。人群中有好战分子,有跟着哄的,也有不得已而被裹胁去的。届时浩浩荡荡,骑车的,走着的,骑车带人的,有时候一长溜坐在马路牙子上,能排出小半站地,不时有人过来发烟、冰棍和汽水。个个都揣着家伙——菜刀、三棱刮刀、钢丝锁(又称棍锁、弹簧锁,一种自行车锁)、铁链子、板砖等等。我认识不少老三届的北京孩子,如今都顶着各种名目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头衔,举止文质彬彬,当初概不例外地被充为“群架”堆里的一员。有一名牌大学教授,当年家住宣武区某院,常参与这类“活动”。他告诉我,他们院和外院茬架,一般约在宣武公园,他属于凑热闹跟着哄的一族,从不带利器,顶多从家中厨房里偷出一根擀面杖,塞在袖口里面,一则壮胆,二来防身。他参与了多起群架,但既没打过别人,也没挨过打。    
    其实,这种“群架”极少演成真枪真刀地浴血奋战的场面,人纠集得越多,越容易让“战事”流产,否则,便很难解释“茬架”频频,恶性流血事故却不多见这样一个当年的事实。那时把能折腾的一般孩子惹不起的名声在外的孩子称为“狂主”或“顽主”。打群架后来形成一个规律,阵势摆开后,双方营垒里总会有几个“顽主”彼此熟悉,甚至称兄道弟,继而由他们出来调停,把纠纷摆平,结局千篇一律—双方挑事的孩子握手言和。有时候双方招人竟约到同一个“顽主”头上,一场恶战转为友情聚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就有这样一个场面,影片是依据王朔的作品改编的,王朔本人就在片中充当了一回摆平一场战端的“顽主”的角色。两伙子人马后来杀到莫斯科餐厅,干杯畅饮。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打群架—顽主

    “茬架”规模的“大战”一般打不起来,突发性事件导致的“局部摩擦”则时有发生。板砖“花”人,刀子捅人的事例虽不普遍,却也难免。架打多了,就涌现出一批“声威”播至十里八里以外的“名院”和“名人”。也比出了某一地段中,哪个院厉害,哪个院。     
    比如60年代后期,西长安街沿线的机关大院,二炮和国务院宿舍相对“拔份”,老302(广播事业局宿舍)就差点意思,全总和汽车局(一机部宿舍)也不行。再往西数,空军大院和海军大院,里面的孩子成长在兵营中,得传他们工农红军或八路军、解放军家长们的基因,穿着也划一而扎眼,折腾起来差不多能惊动北京城的西半拉。再往西,一溜军队院子,数铁道兵最厉害。和平里的机关宿舍区中,是化工大院最“牛逼” 。那时院与院之间,就似国与国之间,有一、二、三世界之分。两拨不相识的孩子在大街上、公园里或冰场上相互“当横”,呛呛起来,必得互问:“哪院的?”人单势薄的一方若想避免祸端,要么背靠一个厉害的提起来能让对方胆寒至少发怵的院子,要么就得有人壮着胆子出面作外交努力,提对方院里“顽主”的外号或小名,说些“和你们院郭三、小建没的说”之类的软话,一般能化干戈为玉帛,否则难逃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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