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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太太细细瘦瘦的，中等个，黄黑的面容，戴副旧白边眼镜，给人的印象是全部的智慧都集中在那对镜片后面。沙哑的声调，宽容的微笑，讲课时手中常夹着支香烟，抑扬而从容的声音便随着那冉冉散开的轻烟布满教室。那时，学校里还没有如今升学竞争中的严酷气氛，相当多的同学于学习二字持可有可无的态度，因此教室中时起时伏的噪音就成了任课教师及倾心向学的学生们之大忌。但在程老师未尝紧束纪律的课堂上，所有的学生都是延颈张目、全神贯注，生恐漏听了半个字的架式。我有时不解，到底老太太的课程中什么东西那么强烈地吸引了大家？许久后才悟出，是她那近乎自我陶醉的精神。当她沉醉于所谈诗文时，微开着双眼，旁若无人，念念有词；忽而觉来，又以热切的目光扫视大家，征询回馈；当她介绍某家某作品时，腔调抑扬，手势联翩，似乎那名家是她的知旧，又仿佛她是那作品中的角色。一个老师，如果不仅仅是在传授知识，而是将自己的专业当作生命展给学生们读与看，其成功必是毋庸置疑的。
好像是转入文科班不久，迫于家庭及亲朋舆论的压力，我在痛苦盘桓多日后，又找到校方请求转回理科班。那天早晨，听了我的倾诉，教导主任表示愿意研究研究，但当天上午还要我回文科班听课，中午给我答复。而上午的课正是语文！我至今仍记得，那次课的内容是一篇古文《唐雎不辱使命》，程老师在讲授唐雎以“布衣之怒”对抗强势的“天子之怒”时的神态，我现在只要闭上双目，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因而当日中午定夺的结果自不言而喻了。
程老师的授课内容是博而杂的，并不限于课本。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歌赋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敏感。一次课上谈到李、杜诗之比较，二十余年前的中国，由于某些政治思潮的影响，是将李白看得神圣于杜甫的。记得她提起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扬李抑杜时，不以为然地讲，文学作品的优劣应因时、地、角度的不同而具体地观察，不能笼统而论。她举了李白的《古风》和杜甫的《咏怀》做比较，李诗结以“吾亦澹荡人，拂衣同此调”，杜诗则结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她说：“二首均是咏志之作，杜甫借他人身世言己志，而李则直白说出，从纯文学的角度看，究竟孰高孰下，不是一目可以了然吗？”又一次，在讲授字词巧用时，她引用了温庭筠的“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给我们展现了将红豆、骰子和入骨相思这一词语自然地衔接起来的无穷妙趣。这类看似枝枝蔓蔓的散谈，在变幻不歇的今日世界诸贤目中，也许不屑措意。但它在二十年前，对一群脑中空空、嗷嗷待哺的少年学子而言，不啻久旱后的甘露。
听程老师的课，能时时感受到宽松与有趣的气氛，使人不论严冬抑盛夏都如沐春风。常见的高考复习是学生必于考洋题海中沉浮喘息，程老师却从未强迫我们背记一词半句，她只是将必知的语法现象和生字词义不厌其烦地在课上重复，而且每次都有有趣的故事糅杂其间，而同学们在其乐融融之中便达耳熟能详的地步。就在最紧张阶段，她竟于课上绘声绘色地大讲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和苏联电影。我先以为她不过是要松弛大家紧绷的神经，后来才知她是在传授我们叙述事件的技巧。而这种生动的方法使人一生都不会忘记。
程老师对教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热爱。她不单能在教学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学习之余也能处处以她独到的智慧给学生影响，所以印象中的她是个极聪明的长者。临近毕业的一次新年联欢会上，师生一起游戏为乐，她总是能在看似漫不经心之际赢得胜利，全场无人能比。我至今都不知她是怎样一下子准确抓住游戏中的致胜原则的。
教师中的程老师总是执著而不失风趣，悠然而又神采飞扬的。而生活中呢？她有没有常人说的“另一面”呢？我想绝对有的。当她走出教室，或周边无人相对时，常能见到她面色凝重、目光散滞地凭窗而立，手中仍夹着那支烟，只是任其自燃，绝不送到嘴边。我那时虽属少不省事一族，但远远望着她孑然落寞的身影，也感到一种被强电击中似的心灵上的震颤。多年后，才听一位了解她的朋友讲到，她果然身世凄苦，生活无助。我想，她定是以粉笔生涯和年轻学子为自己惟一的精神支柱，离开了四方的黑板与讲台，她会脆弱至崩溃的。
教室外的老师又是怎样的，这是我们在对她五体投地般佩服之余，存于心中的一点好奇。毕业前曾与同学一道登她家拜望，当时她全家与人挤住在一套旧式单元房中，室中除了大堆的书籍外，并无几件家具，聊天时学生们坐在各式的椅子里，老师就坐在床边。至今不能忘怀的是，当在座的同学提到她家所在地区马上要有市政拆迁，估计她家会有相当改善时，她立即忘情地大笑起来，如一个灿烂而纯真的孩童！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操场
我记不起是何时始立了决心从事文史的，但那段时日春风般的浸润必定是透入我的骨子里了。这个专业不能给我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实惠，但它给我的又太多太多，非笔墨所能形容。我自心底感谢上苍使我有机会忝列程老师门墙。毕业后本应时常拜望，以增再沐春风之惠。而我赋性疏懒，又一事无成，究未动此念头。直到去夏，才在朋友催促下，以不成器作品托其奉献过去。朋友返时，带来的竟是程老师已于前年辞世的噩耗。我的脑中顿时一片空白，虽似乎隔了重洋，又隔了时间，已失闻讯大悲的气氛。但我日前还在盘算着，老师见文如见人，当感些许欣慰。一下子便至如此，真正尝到了天人永隔的滋味，到了欲悲失觉，欲歌失音的地步。
程老师并非那种教育思想家，或为一山之首的教育大师，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标准教师。而正是这标准两字，奠定了她在我心目中的蜡烛形象。我自从教后，总不自觉地以老师为则，企图将老师的恩惠推及于年轻的学子们。德能不足，但我尽了力。而近二年来，因各种缘故蹭蹬于北美。我自知此生也许不能再返回那半米见方的讲台了。但我对天发誓，如有来生，我必会重操此业。因为我脑际永远萦回着的，是程老师从容又飞扬的神采，陶醉其中的语调和那副智慧而宽容的微笑。
愿此文化作不绝如缕的轻烟，飘至程老师在天之灵的居所，以弥补我痛失的叩拜之机。
操场
中学的操场，本是用于上体育课、出操、开运动会以及下课后的体育活动的。像点样的学校，都有一个400米跑道的标准操场，中间是一个足球场，在跑道外面，横侧面对着开球点的位置，有一个水泥搭的竖着旗杆的主席台，倘主席台后面还有一壁墙，上面一定有毛泽东手书体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孩子，对操场的印象，恐怕并不仅仅是体育活动，甚至是不以体育活动为主。因为那时学生拎着椅子到操场开会，是三天两头的事情。
“文革”初期，操场天天用来开批斗会和批判会，学生有一段时间看到的情景是，今天揪出一个，明天揪出一个，从校长到普通老师，各路“ 牛鬼蛇神”轮番上台。我的一个同事是65中老高一学生，他亲眼看见隔壁的景山学校校长，有如清朝的“凌迟”犯人一般，双臂伸展，被大绑在操场上（姿势不同于常见的“喷气式”），一个曾在一部轰动全国的儿童片中充作主角的该校学生，从厕所弄来一桶粪便，兜头倒在校长的脑袋上。那时，校外的一些“走资派”乃至刑事犯罪分子，也时常被拉到操场上批斗和宣判，学生则要充当观众。“文革”中后期，斗人的场面少了，但配合一浪接一浪的运动大潮，声讨“封资修”之类的批判会还时常出现在操场上。有时还要开更大规模的联校批判会，操场局促的学校的学生，常被要求从家里自带小板凳或马扎，整队出发，汇集到操场大的学校。1976年3月8日，北京四中的操场上，就开过一个有一万二千人参加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六个学校的学生代表发言，当时的团区委书记也到会发言。
除去批判会，其他一些经常性或特殊性的活动，也常在操场操办。如请先进人物做报告，学习老三篇讲用大会，红卫兵大队成立大会，庆祝五一、七一、十一，庆祝人造卫星上天、氢弹爆炸、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万吨水压机制造成功，欢送去郊区或外地插队的毕业生，等等。1976年9 月15日，各校毛主席追悼会的分会场，也设在操场上。
操场上的活动，有时还伴有文艺演出，或者是专门的文艺汇演，演出者一般是学校的宣传队，由音乐老师负责排练或做导演。其他课任老师里有一技之长的，也可借机露一手。我们学校的操场很小，没有主席台，对着操场的教学楼大门口台阶之上的平台，就动辄起着主席台的作用，逢演出，它就成了舞台。我们年级有一个班的班主任，外号“缩脖坛子”，典出何处，已经没有印象了。她能拉拉手风琴，常在演出时为宣传队伴奏。她家住在操场后面的一个居民楼的四层，窗户对着教学楼。后来不知哪个同学先发现，一遇她出场，其丈夫必趴在家里的窗户上通过望远镜眺望，这个信息在同学中迅速传开。以后再有演出节目的活动，她登台时，操场上必有学生扭过头去，视线转向她家的窗户，不明真相的老师和同学也跟着这些学生瞎看，以为那座楼里出了什么事情。
注释
①北京市中小学试用课本《语文》第十册，1970年7月第二版。
②北京市中小学试用课本《算术》第十册，1970年7月第二版。
③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载《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④北京市中学试用教材《语文》（初中一年级），北京出版社1968年4月第一版。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课外活动
孩子的课外活动，任何时期都少不了。“文革”以前，北京市部分中小学实行二部制，宿舍区大多设有“少年之家”，腾出一两间屋子，置办一些文体娱乐用品，供孩子打发课余时间和寒暑假，有时也排演节目。“少年之家”是那时主要的课外活动场所之一。此外家长所在机关经常组织带孩子参加的活动，如春游、游泳、看戏、国庆观礼。我们院不少孩子曾在人民大会堂和毛泽东同场看过《东方红》。那时家家攒一摞节目单，诸如《代代红》、《夺印》、几个样板戏之类，后来都包了书皮。1966年以后的十年，国家处在“史无前例”的特殊时期，孩子经历的课外活动，比起以前和以后，要不一样得多，也“丰富”得多。有些活动，是一时性的；有些活动，持续的时间长一些；还有些活动，贯穿于那“十年”的始终。
上公共汽车念毛主席语录，是“文革”初期流行于小学生之间的一种自发的课外活动，名曰“宣传毛泽东思想”。它与中学生的串联同步，持续时间不长，也就几个月，但声势极大，成为当年北京市的一景。加入这项活动的，多为小学三四年级同学（偶有高年级同学参加），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宣传小组，尽量红卫兵（当时还没有红小兵一说）打扮——军装、武装带、球鞋、红袖标、像章，实在做不到，也无所谓。然后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到公共汽车上诵读。他们通常是就近选一个公共汽车总站，下午过去，先学学雷锋——打扫汽车站及车内的卫生。傍晚下班前后，趁乘客高峰时段上车宣传，跟着司售人员跑一个来回，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车票自然免了。那时毛泽东的语录，称“最高指示 ”，或“最新指示”，装订为64开暗红色斜纹的塑料本，又称“红宝书”。宣传小组成员站在汽车尾端，以“最高指示”或“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开头，自第一页起，依次轮流朗读。三四年级的孩子，多弄不大懂毛泽东的这些话以及说这些话的背景，不过是机械地过一遍眼睛和嘴而已，读错了字，闹出笑话，都难免，乘客不会追究。这样的活动，形式重于内容，但造势的意义不可低估，至少显示，连公共汽车这样的交通工具上，都能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毛泽东思想的力量无处不在；还意味着，即使连十来岁的小学生，都具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意识。这些孩子并不容易，一趟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