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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没有住宅，没有房屋。如果你们自己动手建造，你们就会有一个窝。那里也没有水，周围的水井里病菌滋生：有霍乱菌、痢疾菌、伤寒菌等。但如果你们自己掘井，你们可以找到水源。”
看来，这个“新祖国”是块美好的地方啊！可艾希曼在受审时说，此事没过多久就遭到纳粹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的阻挠。弗兰克跑到柏林告状说，这块土地是“属于他”。迁徙工作因而遇到障碍：弗兰克想独自解决犹太人问题，他不愿意犹太人进入他的辖区，到达波兰的犹太人应立即驱逐出去。
他们确实被驱逐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1940 年4 月13 日起，几万犹太人被遣返到德国和奥地利。在被遣返回维也纳的犹太人档案中可以看到“从职业培训中心返回。。”等字句。
为了给犹太人找到一块生存之地，艾希曼又作了第三次尝试。他提出了“马达加斯加方案”：把4百万犹太人从欧洲流放到非洲东南海岸附近的马达加斯加岛。这个法属岛屿面积为36。 4227 万平方公里，土地贫瘠。岛上住着447万土著人。这一设想起初是由外交部提出的，并呈报了海德里希。
1940年6月18日，希特勒对墨索里尼宣称他“可能在马达加斯加建立一个犹太国。”
在入侵苏联前一年中，艾希曼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实施这一计划。然而，除了艾希曼和几个小人物外，真正对“马达加斯加方案”感兴趣的人寥寥无几。该方案只不过是块招牌而已。事实上，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此时正盘算着消灭欧洲的犹太人。无论排犹主义者怎样紧跟希特勒的思想，无论他们是多么有诚意，他们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希特勒的要求。因此现在必须使他们明白，只有全部消灭欧洲的犹太人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除此以外，任何特别立法、任何犹太区都不足以解决问题。这样，在一年后，当宣布“马达加斯加方案”“已经过时”之时，人们在思想上已经适应了新阶段。既然没有任何一块土地可以容纳犹太人，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将他们消灭。
但“巴巴罗沙”行动（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扰乱了德国反犹主义政策的执行。随着武装部队进军苏联，希特勒命令特别人绝小组（盖世太保特别行动队）负责“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领袖人物（由于荒谬的混淆，他们一贯被视作苏联的犹太人）。这就向实施“从肉体上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政策又推进了一步。此项政策是何时确定的呢？在纽伦堡法庭上，有人出示了戈林在1941年7月31日给海德里希的一项书面指示。他这样写道：“我授予你全权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以便最后解决在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问题。。”
在法庭上戈林狡辩说，“最后解决”并不一定意味着是“消灭”或“灭绝”。
后来，纽伦堡法庭在审理其它案件，特别是威廉街一案和纳粹组织（党卫军、保安情报处、盖世太保。。）各案时，发现了一批新的材料，尤其是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记录。但这一奇怪记录的正式译文，无论是法文本还是英文、俄文本都违背原意。例如， Die Zuruckdrangung der Judenaus dem…lebens raumdes deutschen Volkes，其本意是：“把犹太人从德国人的生存空间撵出去”。但却被译为“把犹太人消灭在德国人的生存空间”。
事实上，对于犹太人问题，在德国各部门似乎存在着两派意见：“激进派”（最后占了上风）拒绝拖延等待，认为只有从肉体上消灭才能解决；“温和派”则倾向于在进行交易以前先使犹太人“冬眠”起来。推行灭绝政策的最高权势人物希姆莱有时也不得不对“温和派”的反对态度作出让步。
海因里希·缪勒于1942年12月写道：应把凡是其亲属在美国有影响的这些犹太人都关进一个特别集中营，让其活下去。。这些犹太人是我们的宝贵人质。我打算留1万人。
然而，奇怪得很，从所有缴获的文件和公布的证词看，盖世太保似乎并不是这旷古未有的罪行的策划者，而只是执行者。“最后解决”（其含义是灭绝）这一主意既不是出自希姆莱也不是源于海德里希，而很可能是戈培尔博士的创造。盖世太保曾对纳粹党粗暴的反犹主义，尤其是对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反犹主义提出异议。《黑色团》于1935年6月5日撰文写道：“这是一种低级的反犹主义，它只能损害我们及德国的声誉。”
但大规模屠杀各类囚犯（此外还有突击队在东方占领区对斯拉夫人的杀害）仍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而且恰恰是由盖世太保于1942年在各集中营执行的。1941年11月，希姆莱对他的按摩师费立克斯·哀斯顿说：
“我知道最后解决措施将带来的痛苦，但美国人过去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他们消灭了只要求在自己故土上生存的印第安人。伟大的悲剧就是踩着尸体开创新的生活道路。土地只有在经过净化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我正肩负着这个沉重的责任。”
这种所谓的“责任”，最具体的表现在集中营中，而奥斯威辛就是一个血腥的见证。
奥斯威辛，由三十三个集中营所组成。全营分为三大区：
奥斯威辛Ⅰ号——主营。行政机构是盖世太保中心，为德军服务的军用经济企业部位于这里。
奥斯成辛Ⅱ号，官方称是比克瑙。其主要任务是，在毒气室中进行大规模屠杀。它包括几个较小的集中营：布达的农业营、加梅泽的养禽营、赖斯科的蔬菜营和一些化学实验室。奥斯威辛Ⅲ号，亦称布纳，是建筑和生人造胶和汽油的大型企业。它也包括几个较小的集中营，负责挖煤和生产水泥。
奥斯威辛Ⅰ号营于1940年春天创建。同年，5月20日，来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第一批盖世太保分子和卡保来到这里。
1945年战争结束后，全世界有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都在询问：“我们的爸爸、妈妈、姐妹、妻儿、丈夫和兄弟在哪里？”
他们只知道，在1942、 1943 和1944 年，他们的亲人被送到东方，送到波兰的某个地方去了。一些人是从“比克瑙劳动营”得知亲人们最后的消息的。
比克瑙集中营位于奥斯威辛西边两公里处。
法西斯分子为他们最大的死亡工厂、虐杀数百万人之处选择了一个怎样的地点呢？
比克瑙位于沼泽地带，气候恶劣。死神在那里到处向人们窥伺。疟疾、伤寒、痢疾和其它疾病无情地折磨着早已奄奄一息的身躯。高烧病人无休止地受着干渴的折磨。而在比克瑙没有饮用水，到处都排立着警告牌：“严禁饮用”。但，无论是健康人，还是病人都不得不饮用这种不宜饮用的水。在酷暑和干旱季节，黑压压一片蚊虫包围着比克瑙，连飞鸟都要逃离这个地方，似乎感到在这片死寂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比克瑙集中营计有二十五万名犯人。它建筑在原先是宁静的农村的土地上，而现在那里成了一座巨大的奴隶城堡，周围都是铁丝网。在这座城堡里，囚徒们要耗尽所有的体力和心力。随后。他们就被送进焚尸场。比克瑙有四座焚尸场。它占地面积约两平方公里。分为下述几个部分：
营房，即关押犯人的地方。一些由东而西的公路将它分为三个区（BI， B Ⅱ和BⅢ）。 BI 区包括两个营，建于1941 年。BⅡ区有七个营，每个营里有二万名以下的犯人，从1944 年夏天起BⅡ区关押了二万六千名匈牙利妇女，BⅢ区于1944年始建，本是准备用于消灭战俘的，没有全部完工。
焚尸场——集中营里的主要建筑，总共有四座，编号是I、Ⅱ、Ⅲ、Ⅳ。焚尸场里有26座焚尸炉和8间毒气室。在最大的Ⅰ、Ⅱ号焚尸场里，毒气室建于地下，而在Ⅲ、Ⅳ号焚尸场里则在地上。
淋俗消毒站，位于Ⅱ、Ⅲ号焚尸场之间。那些被认为有劳动能力，而不送毒气室的人们从军事列车上下来就被直接送到那里。人们走进消毒室，而从里面出来就成了奴隶。
农业院，在这里劳动的都是妇女和儿童。
清除站，一座圆形建筑，位于Ⅱ号焚尸场和消毒之间。焚尸秽物在这里烘干和储存，以便用作农业肥料。
从上面的简短描述可以看出，比克瑙集中营和所有其它的集中营有着极大的不同。这是一个杀人集中营，一个屠杀东欧各国居民的法西斯中心。一切都证明，比克瑙正是一座巨大的死亡工厂。
开到比克瑙的每一列火车都是精心策划的。法西斯分子在被占领的国家中组织了所谓的招募局，搞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们鼓吹向东方移民，首先诱骗犹太籍居民到那里去。而德国人在每一个国家都根据当地的条件以不同的方法行事。例如，在希腊和荷兰，他们发放到新土地和庄园去的应募证。为此，“移民们”要把自己的全部家产都交给纳粹分子。而在比克瑙等待“移民们”的却是骇人听闻的意外遭遇。只是到这时人们才开始明白，他们受骗了，被抢劫一空，让阴谋带到了一个谁也不能重返家园的地方。
1947 年，在对奥斯威辛集中营长官鲁道夫·盖斯的华沙审讯中，证人们指出，而且被告本人也承认，奥斯威辛集中营按其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铁路的布置，都是选作消灭首先是苏联战俘和犹太居民，其次是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中心的。
32046 号犯人、威廉·尤尔科维奇医生讲述说；
1942 年5 月，我开始在奥斯威辛的监狱医院里工作，并在那里待了两年半，所以，我对犯人生活的物质、卫生、心理条件、死亡情况以及纳粹治疗方法的实质了解得很清楚。
在奥斯威辛的医院里，病人被分为两个组。那些在纳粹医上看来，或者是无法医活、或者是虚弱到恢复健康需要太多时间的病人，划属第一组；那些可经过短暂治疗能回营和干活的人，列入第二组。
第一组病人被扒光衣服，赶进20 和21 号囚舍间的场地。再从那里一个个地赶进20 号囚舍。党卫军医生在一间专门的小屋子里，给他们往心脏部位注射酚剂，结果，几秒钟，最多一分钟，犯人就死亡。这是一种不需要花大本钱杀害人的极迅速的方法。两名担当护理工作的犯人把尸体堆码起来。。
医生对病人从不诊断。他瞧着脱得精光的犯人，凭最初的印象，就判定他们是适合治疗，还是处死。
囚犯们害怕生病，因为他们十分清楚纳粹医生要拿什么样的人进行酚剂‘治疗’。令人感兴趣的是，犯人们认为这样死去是可耻的，而宁愿在试图逃跑中捐躯。
用酚剂杀死的主要是犹太人，其次是俄国人和乌克兰人。对于杀害其他民族的犯人很少使用酚剂。
1943 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区内，建立了一个生物武器研究所，负责人是盖世太保分子维贝尔。他是一个年轻的医生，热心于‘科学’研究，为了自己的试验不择手段地利用人肉和人血。在这个实验机构工作的有一些捷克犯人：布尔诺人托巴舍克教授、布拉格人雅诺什博士和马科维奇卡博士、科恩博士、彼特尔舍克和我。实验室的条件可以进行各种反应（细菌学的、血清学的和血液学的）和从事多项实验。
在这个机构的围墙内，人们利用人肉来作细菌的培养基。人肉到焚尸场领取，那里每天从各营区运来大量的尸体。实验用血从病人身上，或从刚刚被枪杀的犯人身上抽取，在集中营里，永远能弄到大量的人肉和人血，而这一切又都是厚颜无耻地悄悄进行的。
肮脏和饥饿，肉体和精神的摧残，悲惨的生活和永无出头之日的处境，常常使犯人很快坠入集中营里称之为‘穆斯林’的状态之中。‘穆斯林状态’，这是集中营里绝望和恐怖的情景：犯人们极度衰弱，疲惫不堪，只剩下皮包骨头，失却了力量，勉强能挪动脚步，穿一身破布片，浑身是虱子，被慢性胃病折磨得十分痛楚，眼睛塌陷。‘穆斯林状态’威胁着所有的犯人，因为谁也不知道，他能否逃脱一个被强劲的风暴所卷走的人的命运。这样的命运对于已经习惯于集中营生活变幻无常的老囚犯来说，是没有什么威胁的，但对于新犯人，它却是可怕的。
到1944 年夏天，在奥斯威辛，每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都发现有传染病。那时，医院里既无隔离室，又没有药品。如果说这种灾难般的状况得到某些改善的话，那只是由于犯人们自己想法搞来了必需数量的药品和医疗器具。大多数犯人医生利用他们所经手的药品，对治疗犯人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
我们得以保护了许多犯人的生命。我们不仅医治好病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