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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从“狼穴”归来的刺客显得很轻松、兴奋和如释重负。他安慰同谋们说：“按常情判断，希特勒已死无疑。”五点钟以后，班德勒街的所有进出口都已被封锁，只有持施陶芬贝格亲自签发的桔黄色通行证的人方可进出这座建筑物。
五点三十分，密谋分子向武装部队各部发了一份由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签署的电报：“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去世。一个由对前线情况一无所知的党魁们组成的伤夭害理的集团，企图利用眼前的形势向正在浴血奋战的前线将士从背后插上一刀，同时力图攫取权力以达到营私的目的。在这一危急关头，帝国政府决定实行军事管制，以维护法制，井委托我以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
和以往一样，在巴黎的冯·克卢格元帅还有动摇，存在设法疏远叛乱分子。但是现在他说：“历史的钟声已经响。”他建议参谋们立即开始同英美谈判西线停火的问题。当他后来收到凯特尔的“元首安然无恙”的电报后，他又再次改变腔调。但是已经大晚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早已替他采取了行动，已发出了逮捕在巴黎的一千二百名党卫队员和保安处人员的命令。整个行动只用了几个小时。历史学家威廉·冯·施拉姆写道：“二十二点三十分，第一警卫团突击队征服了盖世太保。这样，这一行动实际上已经无法再取消了。如果这一行动在最后时刻被取消，那么这在德国历史上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事实首次清楚他说明了陆军和国家秘密警察之间的对立程度，同时也说明，那些恐怖制度的高级干部自己被抓后也不那么坚强。他们那么喜欢对手无寸铁的人使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而今这种办法也被用到他们头上来了。到午夜时，在巴黎的街头就再也看不见黑色领章了。”
在柏林，施陶芬贝格要求弗罗姆上将公开加入叛乱。
“我已和凯特尔通过电话，”这位后备军司令答道，“希特勒没有死。”
“凯特尔在撤谎！”施陶芬贝格上校说。
“施陶芬贝格伯爵，”上将说，“行刺已经失败了，你立即自杀吧。”
这时，奥尔市里希特也敦促这位后备军司令行动起来。但是善于骑墙的弗罗姆宣布逮捕在场的军官。
“你已经逮捕不了我们了，”奥尔布里希特反唇以对，“你是在自欺欺人，现在是由我们来逮捕你。”
弗罗姆和奥尔布里希特扭打起来，上将占了上峰。施陶芬贝格不得不去劝架，但是脸上挨了一记耳光。奥尔布里希特和施陶芬贝格不得不拔出手枪。弗罗姆被制服，卸下枪后被拖到他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屋子里。
在巴黎，逮捕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在柏林的班德勒街，侧乎也一切顺利；在燕提树下大街的城防部队，冯·哈泽将军尤为大胆。
雷默尔少校已开始封锁政府大楼，用冲锋枪和机关枪装备的部队已出现在总理府周围，并在继续向政府各部进发。雷默尔和施陶芬贝格一样，也是一个战功赫赫的军官，在前线作战时曾多次负伤，这是这两位校官之间唯一相同的情况，此外，两人在出身、教育、智惫和道德上都绝然不同。雷默尔少校习惯于执行命令，不提任何问题，英勇无畏，处在骁勇和呆头呆脑之间。
雷默尔忠实地追随希待勒，但是军人的教条“命令就是命令”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处，所以他一定会服从冯·哈泽中将的反对希特勒的命令。
雷默尔的民社党指导员汉斯·哈根中尉（也在宣传部担任工作）怀疑希恃勒己在党卫队发动的叛乱中遇刺的说法，于是乘摩托车到戈培尔那里去打听真实情况。
这时，雷默尔营长也接到去宣传部逮捕戈培尔的命令。临走前他对副官说：“现在是要我的脑袋了。”
戈培尔的宣传部里一片混乱，施佩尔正好也在那里。部长正站在他的办公桌旁汗流满面地打电话。戈培尔知道，波茨坦和其他邦的驻军部队正在向首都挺进，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政变已经开始。他最后的希望是，但愿广播电台还没有被叛乱分子占领。
雷默尔少校（哈根称他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军官”）一进门，戈堵尔就开门开山地要他好好想想他对希特勒的效忠宣誓。
“但是元首现在已经死了。”少校说。
“元首还健在。”宣传部长反驳说，“几分钟之前我还和他通过电话。”
雷默尔又说，只有他能亲自听到元首的说话声，他才会相信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
当时在场的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雷默尔感到庆幸，但仍似信非信地瞧着我们发愣。这时戈培尔要雷默尔注意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注意已落在他肩上的历史重任。戈培尔说，命运很少为一个人提供这样的良机，利用它或者抛开它，现在就看他自己了。这时见到雷默尔的人，见到他听了这番话后所发生的变化的人，都知道戈培尔已经获胜。但是这位宣传部长这时又使出了他的绝招，他说：‘我现在要同元首通话，您也可以在电话上同他谈谈。元首会给您下达命令的，这样不就撤销了您的将军下的命令了吗？’戈培尔用稍带讽刺的口吻结束了他的话。然后，他叫通了拉斯滕堡的电话。宣传部的电话总机有一条直通希特勒大本营专线。不一会儿，希特勒接了电话。戈培尔把情况稍作介绍后，就把听筒交给了这位少校。雷默尔立即听出这是传说已经死去的希特勒的声音，他手里拿着听筒，不由地马上立正。我们只听他不断重复地说：‘是，我的希特勒。。是！’随后，戈培尔接过听筒，希特勒把谈话的结果告诉了他：这位少校已经受命接替哈泽，执行将在柏林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同时，要他服从戈培尔的一切指示。唯一一条幸而保全的电话线，导致了起事的最终失败。戈培尔继而采取反措施，命令警卫营全体人员到他住宅的花园集结待命。”
雷默尔少校当即被提升为上校，并开始着手镇压将军们的暴动。他首先撤回了警卫营，该营在班德勒街的士兵已经在傍晚晚些时候撤退。与此同时，广播电台也报告，元首将对德国人民发表讲话。
接着放进行曲。
在巴黎，牢房已经关满了人，但是此刻冯·克卢格陆军元帅却请求他的军官说：“先生们，请别把我牵扯进去！”
这一天还有一些意外的偶然事件。最翠众望的陆军领袖隆美尔元帅（即使他不是7 月20 日事件的同谋，也是一个知情人）三天前在一次低空扫射中负了重伤，现在正躺在陆军医院里不能动弹。他的声望本来足以使民众投入到这场总起义中去。
曾经解救过墨索里尼的党卫队少校奥托·斯科采尼要去维也纳，火车刚要开动时他获悉希特勒又度过了一次暗算，并立即表示愿意听从调遣。这个身高两米的人去拜访中央保安局。保安处驻外部主任瓦尔特·舍伦贝格告诉他，局势非常严重。约翰·托兰写道，“他脸色苍白，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支手枪。他作了一个戏剧性的手势说，‘如果他们来，我就在这里自卫。’他的神色很古怪，斯科采尼差点儿笑出声来。他建议舍伦贝格把手枪拿开，以防不小心伤害自己。”
接着，舍伦贝格也开始介入。他乘车去城郊的一座党卫队学校，要求给予增援。傍晚晚些时候，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命令他立即去班德勒街支援雷默尔，警卫营已经包围了这幢大楼。
希特勒的广播讲话一直还未开始，在巴黎，党卫队头目全被抓获；在维也纳和布拉格，密谋集团的余党也在活动；在班德勒街，非叛乱军官起先静观了一夭，当他们嗅到哪一方将会胜利后，也拿起了武器。
其中八人，拿着冲锋枪和手榴弹闯进了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这位将军企图阻挡，这时施陶芬贝格走进房间，这些军官立即调转枪口向他打出一排子弹。
施陶芬贝格受了伤，急忙退到旁边一间房间。后来，他、贝克、奥尔布里希特和其他密谋分子一起被拉到已被反政变分子救出的弗罗姆上将面前。
“诸位先生，”这位后备军司令说，其实他还不知道他已被凯特尔解职，其职务已由党卫队全国领袖代替，“现在，我要以你们今天下午对待我的办法来对待你们。”
他命令他们放下武器。
“我是你以前的上级，”贝克上将答道，“你不能这样要求我。”这位原来为抗议希特动而退职的前总参谋长伸手去摸手枪。
弗罗姆抢先开了枪，但子弹只擦伤了贝克的头皮。“请给这位老先生帮帮忙。”弗罗姆命令两名解救他的军官。但是他们拒绝执行命令。贝克倒在椅子上，呻吟着，流着血。这时弗罗姆上将以自封的临时军事法庭庭长的身份对这些密谋分子说，你们可以给家属写一封简短的诀别信。
弗罗姆去自己的办公室，不到五分钟他又回来宣布他的命令：“一个由我组建的临时军事法庭现在以元首的名义宣布判决，判处总参谋部的冯·默茨上校、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他指了指施陶芬贝格，“还有这个我不愿意再提他名字的上校和冯·哈夫滕中尉死刑。”
施陶芬贝格对企图以此保全自己的弗罗姆极为愤恨，他表示愿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说，所有其他人只是作为他的士兵执行他的命令而已。弗罗姆暗示了一下房门，被判刑者捆绑着一个接一个默默地从他身旁走过。在此期间，贝克第二次开枪自杀，但又未击中，一名上士把他拖到走廓上，在他颈上加了一枪。
处决是在班德勒街的院子里进行的。奥尔布里希特第一个死，施陶芬贝格排在第二，但是枪响时他的副官冯·哈夫腾上前挡住了子弹，所以施陶芬贝格第三个死，死时高呼德国万岁的口号，零点三十二分，默茨也被按军法处决，身材魁伟的弗罗姆上将站在班德勒街大楼的阴影之中。他作了一个简短而有力的讲话，他说，“感谢天意拯救了元首的宝贵生命。”三呼“胜利万岁”后，他离开了这个凄楚的现场，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拟了一封电报交给班德勒街的通讯中心，电报说：“不负责任的将军们的叛乱已被平定，全部首领已遭枪决。”
弗罗姆接着去戈培尔处，戈培尔将他逮捕。他对自己同事的态度并未给他带来什么优待， 1945 年3 月他也被枪决。
在死者被运往舍内贝格的巴特海姆教堂公墓安葬时，时钟正敲午夜一点。广播电台传出了希特勒的声音。
“德国的男女同志们！”希特勒声嘶力竭他说，“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次对我策划并进行暗杀行动了。我今天对你们讲话，第一是为了使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安然无恙：第二是为了使你们了解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罪行，由一些野心勃勃、不负责任的同时又是愚昧无知的军官组成了一个很小的集团，台谋杀害我以及与我一起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领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来自十一个机构的四百名国家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组成了一个“七月二十日事件特别委员会”，无情地清洗各军参谋部。第一批受害者中无一人生还，施陶芬贝格及其朋友的尸体，根据希姆莱的命令被火化，骨灰被胡乱撒在农田里。戈林甚至建议把骨灰撒在臭水沟里，因为农田对他们来说太干净了。
大部分害怕受到死亡耻辱的人，虽然有同纳粹制度打交道的经验，但这次却无法预料等待他们的是何等样的命运。直到后来他们才认识到，还不如当初也被按军法处决为好。
“圣巴托罗缪之夜”又开始了。逮捕的浪潮此起彼伏。迫害者们根据偶然发现的军事谍报局的文件，拘留了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和奥斯特少将。在巴黎，那些刚刚逮捕了党卫队首领的军官们在拉斐尔饭店惊悉，柏林暴动已告失败，德国驻法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自己反而落入了他为希特勒的打手们设置的圈套。在这一危急关头，军官们想出了一个应急措施。他们和两名被捕要人，党卫队高级军官和警察首领卡尔·奥贝格和党卫队保安处头目赫尔穆特·克诺亨博士谈判。
两人被带出监狱，调停人奥托·阿贝茨大使打断一开始的交锋说：“在柏林，一切都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这里是法国。诺曼底战役正在激烈进行，这里的所有德国人必须精诚团结。”于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抓人的和被抓的达成了协议，联合反对希姆莱和国家中央保安局。所以巴黎密谋分子的处境相比之下要好一些。
当然，冯·克卢格陆军元帅后来罢免了施蒂尔普纳格尔的职务，并要他去柏林汇报情况。途中，他去看了凡尔登北部的马斯河古战场，他让司机开车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