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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到警察局，控告他们的党内法官布赫及其助手。埃米尔·丹蔡森于1932 年10 月以主谋暗杀罪被判六个月徒刑。布赫和霍恩的卫队免予处分。
对于冲锋队势力的壮大，戈林比希特勒和布赫更为忧虑。冲锋队控制着城市和乡村，掌握着真正的权力。他们似乎认为，争名逐利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广泛地发展队员。新队员中有许多是老社会主义分子，甚至还有共产党人。这些人之所以加入冲锋队，是想借此向人们表明他们已和过去决裂，也是想在将来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惯于寻衅的罗姆公开说：“我认为，在共产党人中，尤其在‘老红色战士，中，有许多优秀战士。”
在谈到冲锋队的某些队伍时，戈林不无道理地指出：“他们称得上是牛排式的冲锋队：外褐内红。”在普鲁士，罗姆的冲锋队到处“扫荡”，根本不把戈林的警察放在眼里。一队队褐衫队员在城市和村镇的街道巡逻，肆意行凶，抓人，甚至杀人，而警察只能袖手旁观，既不能阻止，也不能干涉。他们时常闯入民宅抢劫，发泄个人私怨。这些冲锋队员曾为纳粹得势立下汗马功劳，难道他们没有这种权利吗？
不久，他们便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式的行动了。他们开始干起绑架、凶杀之类的勾当来。他们常常把人劫持到地窖或树林里杀死。对其部下的这种暴虐行为。罗姆很是赞赏，他一再表示对他们的感激敬佩之情：“褐衫营曾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学校。。冲锋队为它的最高领袖希特勒取得政权开辟了道路。”
因希特勒和戈林的反对，罗姆不得不在1933 年7 月31 日提醒他的冲锋队员要守某些法纪。但他是怎样说的呢：
“我竭力在各方面维护和保证冲锋队作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部队的权益。。我同样以我的责任保护冲锋队仅仅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一切越轨行动。在此情况下，假如某一个敌对组织杀害一个冲锋队员，作为受害者的上级领导就有权处死该组织的12 名成员以作抵偿。
这样做是得到元首许可的。它应在极短的时间内按军法执行。
然而我获悉一些确属罕见的情况，冲锋队的某些成员——我不愿称他为冲锋队队员，因为他们不配这一称号——犯下了前所未闻的暴行。其中有些纯属报私仇、非法劫持、抢劫、盗窃和掠夺。”
罗姆对这些“败坏冲锋队声誉的人”十分恼怒。他扬言“如果那些负有责任的冲锋队领袖对此麻木不仁或不进行无情的干预，他们将被立即处死。”
尽管鲁道夫·狄尔斯一再撺掇，戈林对与冲锋队为敌还是犹豫不决。
狄尔斯收到许多报告。这些报告证实了冲锋队对其敌人采取的暴力行动的严重性。一夭，他意外地闯进了冲锋队监禁犯人的几个地下室，他出来时心里就一清二楚了。受害者饥肠辘辘，脸面浮肿，四肢被打断，遍体鳞伤，而且已经受到感染。狄尔斯设法避开监狱看守，成功地用警车救出了几个人。他对戈林说道：“那些囚犯两眼无神、呆头呆脑，如同一些可笑的玩偶。他们一个紧挨一个地坐在警车凳子上。看到这些地狱的逃犯，警察们十分惊愕，一个个哑然失色。”
谈到在冲锋队的另一座监狱—乌珀塔尔要塞—目睹的情景时，狄尔斯说：“那些站在我面前的囚犯满脸伤痕，伤斑五颜六色，有黄的、有青的、有紫的，没有一点人样。我仿佛遇到了幽灵，顿觉毛骨悚然。”
在这次察访时，柏林冲锋队的一个领导人恩斯特和他的随从身着簇新的制服，胸前和衣领上挂满闪闪发光的新旧勋章，又说又笑地走进这间阴森可怖的牢房，一看见狄尔斯，恩斯特便咆哮起来：“你们，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狄尔斯险些锒铛入狱。但恩斯特知道，狄尔斯是戈林的得力助手，因而不敢随意处置他。狄尔斯被放出后，便到戈林那里去告状。这位名义上的盖世太保首脑终于同意“扫荡”冲锋队的监狱。狄尔斯劲头十足，立即组织筹划这次行动，经过一番周折，关闭了冲锋队在松南堡、巴宁、柯尼斯武斯特豪森、乌柏塔尔、克马等地私设的监狱，使不少囚犯获释。
从此，罗姆与戈林和狄尔斯之间便结下不解之仇。然而，在嗜好同性恋的冒险家和普鲁士暴君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的同时，第三帝国的二号人物发现，在他面前正在出现一个新的对手。这个新对手虽不如罗姆势力大，但却同样危险，他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
反冲锋队的斗争愈演愈烈，但秘密警察头子有时暗自感到这样作战考虑过于欠周。因为同冲锋队的矛盾愈是尖锐，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徒也愈加悄悄地渗入到普鲁士的戈林地盘。狄尔斯预感到，威胁着戈林在普鲁士的独裁统治的更大危险来自黑色集团。狄尔斯说：“党卫队即将进行的出击，比明火执仗的冲锋队更为居心叵测和考虑周密。”他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他已经在给党卫队制造了障碍。
党卫队对秘密警察头子抢走了被它抓到的一个俘虏耿耿于怀，这个俘虏曾经是它手中掌握的一发重磅炮弹：1931 年的冲锋队叛逆者瓦尔特·施滕内斯上尉。看来他已经注定必死无疑；但经过狄尔斯向戈林陈述利害，引起戈林对这个前冲锋队领袖的关注。戈林要求对方支出施滕内斯——于是上尉被关进了秘密警察的监狱。戈林在纳粹上台前的一次失败，是和施滕内斯的名字分不开的。这位前冲锋队司令在1931 年并非没有兴趣再度出任冲锋队领导，同施滕内斯串通一气，密谋反对慕尼黑冲锋队的领导；他至少曾向柏林冲锋队保证过，在慕尼黑代表它的利益。
当时，施滕内斯感到身受党卫队的威胁，斗争的矛头也已针对着希姆莱的党卫队。1931 年10 月10 日，接近施滕内斯的《每周实况》战报报道：“戈林主动声明，从现在起他将全力促使这一混乱局面的结束。他还断言。。他也无惧于把党卫队全国领油希姆莱拉下马。”后来戈林也被反对派冲锋队员誉之为希姆莱的敌人，因为在施滕内斯暴动后，《每周实况》还报道说“戈林是力不从心，未能说到做到。”现在，这位普鲁士总理一心想弥补自己在1931 年未能做到的事情。他指示狄尔斯保护施滕内斯，以防党卫队对施滕内斯下手。1938 年秋，在施滕内斯妻子和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工作的某德国军训教官的帮助下，狄尔斯让这个前党卫队的阶下囚从荷兰边界越境潜逃。瓦尔特施滕内斯后来晋升为当时的中国国家首脑蒋介石的卫队长。不过，在同党卫队较量中取得这样的胜利是罕见的。多数情况下狄尔斯都一无所获。他始终未能砸开柏林党卫队刑房所在地的哥伦比亚大楼；他指挥的反殴打运动的另一个目标，即帕彭堡党卫队秘密集中营，也是在希特勒听了狄尔斯的报告后命令陆军部队炮兵“毫不留情地摧毁”这个营地及其全部坚持顽抗的党卫队时，才算被攻了下来。
一种无可辩驳的事实使这个秘密警察头子深感不安，即党卫队员既有戈林阵营的人，也有希姆莱阵营的人。这些人还能有几天忠于戈林的普鲁士呢？普鲁士警察头子、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品格，尽管有其个人原因没有参加希姆莱阵营，但他背后也有林派来的人监视。狄尔斯首先是怀疑脸色淡黄的刑事参议阿·奈比和身材细长的秘密警察陪审官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前者是秘密警察中为数不多的纳粹党员之一，后者专好向奈比打小报告。
奈比的野心在同行中是无人不晓的。“他有朝一日会变成大人物，要不就被绞死”，刑事警官利贝曼·冯·宗南贝格曾对他作出这样的预言。奈比身为秘密警察的行政负责人，爱听这样的传闻，即据说是他创造了一句名言：“没有信念，只有权变。”“不过奈比先生，这句话怎么可能是您说的呢？这是巴尔扎克作品中那个狱中囚犯伏脱冷说的呀！”一个熟谙文学的听众这样反问道。奈比的回答是：“您一定很清楚，他＇狱中囚犯伏脱＇后来当上了巴黎刑事警察局长。”可是通向这个职务的道路被鲁道夫·狄尔斯堵死了，德意志民族党的逃兵吉斯维乌斯鼓励他的朋友奈比反对顶头上司狄尔斯，因为他具有刚够中学毕业生水平的奈比所缺少的一切：学识、大资产阶级出身、牢固的社会地位和一股毫不在乎的劲儿，对此连戈林也有时为之感到愕然。有一次戈林大声对他说：“狄尔斯，我警告您，您是想同时脚踏两条船！”狄尔斯听了只是莞尔一笑，答道：“秘密警察头儿必须同时脚踏所有的船，总理先生。”
奈比认为恰恰是这种“无原则性”证明狄尔斯有可能实际上是个暗藏的共产党人，他的朋友吉斯维乌斯又给这种怪诞想法添油加酱。“对狄尔斯这个反复无常、轻率行事的家伙。。我可以放心大胆地斗，”吉斯维乌斯写道。这两个朋友收集了控告狄尔斯的材料，并劝说头脑简单的达吕格相信红色狄尔斯的幽灵在徘徊。希姆莱的竞争者达吕格的眼睛偶尔也还算是明亮的，他对奈比和吉斯维乌斯说：“你们还想前门驱狼后门引虎吗？”但他不知道，奈比——估计还有吉斯维乌斯——早已与虎挂上了钩。希姆莱对于对于戈林的每一着棋都一清二楚。10 月初，他认为戈林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他可以开始冲击普鲁士要塞了。
就在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向希特勒呈请将党卫队保安处和党卫队机关从慕尼黑迁往柏林的同时，达吕格的老搭档赫伯特·帕克布施带领党卫队队员冲进了秘密警察头子的住宅。狄尔斯太太被关在卧室里，接着帕克布施撬开了党卫队对手的书桌。但狄尔斯的妻子还是设法及时打电话找到了丈夫。几分钟后，鲁道夫·狄尔斯领着动物园警察局的一队警察，匆匆忙忙赶回波茨坦街自己的住宅。帕克布施抬头一看，仿佛是撞见了一个幽灵。他还没有握好解下的执勤手枪，就被警察抓住，并被带走了。
但是秘密警察头子的胜利没有保持多久。库特·达吕格就出场了，他向戈林说明帕克布施“缺乏纪律性”，而狄尔斯阴谋反对柏林党卫队，嫌疑重大。戈林感到对自己手下的警察头子看错了人，这个人叫他太猜不透了。他释放了帕克布施。狄尔斯吃一堑长一智，明白戈林并不想同党卫队拼到底。当秘密警察头子两星期后获悉，警察和党卫队奉戈林之命包围了他的机关，他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到国外，在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观望等待。
这时，戈林挨过了党卫队的攻击这一关，慕尼黑党卫队机关迁往柏林一事被希特勒制止了；党卫队全国领袖得到的只是一点小小的安慰：他可以在施普雷河畔建立一个保安处机关。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老朋友赫尔曼·贝伦茨博士搬到了柏林艾兴林荫大道。贝伦茨是基尔一家旅店老板的儿子，海军中尉海德里希早先曾常常在他那里下榻，暂欠房钱。贝伦茨建立了东部大区保安处，而海德里希的另一名心腹，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海因茨·约斯特，当上了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派驻秘密警察处的代表。
希姆菜打进戈林帝国的突破口并不很深。戈林告知刚回国的秘密警察头子说：“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决不会到柏林来。”希姆莱甚至不得不同戈林握手言欢，同时并对党卫队敌手狄尔斯抚慰了一番。1933 年11 月9 日这天使鲁道夫·狄尔斯博士荣幸地穿上了党卫队旗队长的制服。但是，党卫队头目们在这个最奇怪的党卫队队员的人事表上记下了他们的看法：此人圆滑，“不坦率”，自私自利。
希姆莱向戈林的警察帝国发动的第二次冲击失败了。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反普鲁士总督的盟友主动提出为党卫队全国领袖出力：威廉·弗立克博士的中央内政部（RMDI），1933 年11 月12 日国会大选后，国家改革派弗立克决定，连德国各邦的最后一点主权也必须予以取消。各邦仅仅作为行政单位行使由柏林控制的管理权。内政部当权的中央集权派、前地方政府领导人尼古拉和部务主任梅迪库斯，设计了一套国家的管理办法，规定中央应有权对各邦政府发布指示。国家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警察。过去的警察主管权完全分属德国的十六个邦，有关警察的组织、任务、职权范围，概由各邦自行掌握，中央内政部只是进行一般性监督，至多不过通过国家对各邦警察的财政资助能施加一点影响。
但是弗立克博士手下的中央集权派，在他们的计划中写进了关键性的条款，规定各邦的主权即包括警察主管权全部都划归中央政府。换言之，中央内政部要求自己掌握德国所有的警察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