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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佩服毛泽东的才智学识，毛泽东喜欢贺子珍的俏丽坚强。毛泽东把贺子珍调到身边工作——担任秘书。从此，贺子珍的职务是“毛委员的秘书”。在那炮火纷飞、戎马倥偬的年月，爱苗居然悄悄在两人心头滋长。据东方出版社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贺氏三姐妹》一书称，为毛泽东和贺子珍做大媒的是袁文才的夫人谢梅香见《贺氏三姐妹》，第一百二十五页。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的日期、地点，各种说法不一。
据谭政的回忆文章《难忘的井冈山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中说：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五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讲得更具体一点，是夏幽区的塘边村。那时，贺子珍率工作队到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住在一位老婆婆家。没多久，毛泽东也带一些战士来到塘边进行分配土地试点。他俩和中共永新县委的刘真、胡波一起召开许多次群众座谈会，毛泽东提问，贺子珍记录。毛泽东在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永新调查》。毛泽东在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来天。
毛泽东来到塘边村的日期，谭政只说了个大概。当时在中共夏幽特别支部工作的徐正芝的回忆，则讲得很具体：“一九二八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毛司令率红军来到我们塘边村。”徐正芝：《忆塘边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一九二八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即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
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一书说是“三打永新”之后，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塘边村“终于结合在一起了”。三打永新，是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由中共永新县党史办公室编印的《永新人民革命史》（一九八九年九月版），内中的《贺子珍》一文，则写道：“一九二八年五月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明丽，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茅坪洋桥湖的八角楼上结婚了。”虽然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的日子的各种说法稍有不同，但大体上都是说在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间。袁文才跟贺敏学、贺子珍有着亲切的友谊，又跟毛泽东建立了战斗友情，何况他是当地人，自然，由他出面请客，为毛泽东、贺子珍贺喜，是最合适不过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东方出版社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贺氏三姐妹》一书中，却有这么一段毛、贺之间“爱情描写”：毛泽东道：“谢谢你的一片心。”“难道说一个谢字就能表达了的吗？”“你让我怎么样？”“我让你看看我的心，有多爱你。”子珍终于鼓起勇气将“爱”字说出了口。毛泽东沉思良久说：“我知道你的心，我也知道你是位好同志，好姑娘，我也很爱你，因为……”“因为什么？”贺子珍追问。“因为我……”接着他说出自己的身世：“我已结婚，妻子还在家乡，路途遥远，杳无音信，再说那里是白区，也不知道她是死是活。”说着，毛泽东眼圈发红，低下了头。“你不要难过。天会晴的。”接着他们谈理想，谈明天的希望，越谈两个人的心越近，越谈越觉得志同道合。事隔不久，从家乡传来杨开慧英勇就义，被军阀何键杀害的消息。这一消息着实震惊了毛泽东……井冈山的天黑得早。在一个花好月圆的傍晚，大家围坐在一起，清茶一杯，袁文才夫妇又烧了几个菜，以水当酒，敬天敬地，共祝革命的成功。简单的婚礼，孕育着革命必胜的哲理。见《贺氏三姐妹》，第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五页。
这本《贺氏三姐妹》把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礼写成是在毛泽东得知杨开慧英勇就义之后举行的。这完全违背了起码的事实：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是在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间，当时杨开慧带着长子毛岸英正被军阀何键关押在长沙狱中。杨开慧是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被军阀何键枪决于长沙，年仅二十九岁。这时，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已经两年半！其实，历史毕竟是历史，大可不必为尊者讳。《贺氏三姐妹》一书为毛泽东粉饰，大可不必。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写道：
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结为革命伴侣。
同书第三百二十五页写道：
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
与毛泽东结婚后，贺子珍担任井冈山前敌委员会秘书，在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
在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之前，一九二八年春，朱德和二十五岁的伍若兰在湘南结婚。伍若兰是湖南耒阳县城南金兰村人，曾就读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任耒阳县妇联会主席。她参加湘南起义，跟朱德相识、相爱，结合在一起。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她跟朱德部队一起来到井冈山。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钦差大臣”瞎指挥 1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欢快！欢快！真畅！真畅！”胜利的歌儿，在井冈山传唱。歌声和笑声交织在一起。就在这时，两个“生意人”从安源出发，昼伏夜出，朝井冈山方向进发。他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绕过一道道哨卡，冒着生命危险，去井冈山做“生意”。从安源到井冈山，半途有一个莲花县。那是最难通过的一关。当他俩好不容易过了这道关，便分道而行，一个去永新县，一个去宁冈县。毛泽东正在永新，红军的大本营则在宁冈，两处都是做“生意”的重要去处。
那个朝永新进发的“生意人”，二十一岁。六月三十日黄昏时分，他到达永新城里，找到了毛泽东。他扯开衣服上的补丁，取出一卷纸。那纸看上去是白的，一经涂了药水，字就出现了。毛泽东皱着眉头，看了一遍。那是中共湖南省委在六月二十六日发出的两封指示信。其中一封给湘赣边界特委，全文如下——
湘赣边界特委：
省委决定四军（即红军第四军——引者注）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在同志中即纠正对红军的依赖观点。应积极提高群众的自信力与创造力。至要！至要！ 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其余的仍旧。
详见省委通告，并由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及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
此致
敬礼
湖南省委
六月二十六日
原来，那两位“生意人”，是奉中共湖南省委之命而来的。前往永新的，是“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即杜修经。前往宁冈的，便是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
杜修经又名杜辉义、杜非，湖南慈利县太乡太国村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在长沙负责学生联合会工作，此后，担任过中共湖南华容县委书记、醴陵县委书记。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杜修经是个“不懂事的学生娃子”。在一个月前，杜修经来过一次。可是，这“学生娃子”毕竟是“省委巡视员”，成了毛泽东的“上司”。杨开明比杜修经大两岁，湖南长沙县板仓村人。他是杨开慧的堂兄。杨开慧之父杨昌济和杨开明之父杨昌楷是亲兄弟。他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来宁冈之前，他是中共湖南省委秘书。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设在安源。省委书记是安源工人廖宝庭，但实际上是由常委林仲丹和贺昌负责。那两封指示信，便出自林仲丹之手。林仲丹即林育英，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俄学习，回国后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中共汉口市委书记。毛泽东最怕省委乱指挥，最怕“钦差大臣”满天飞。三月间，那位“钦差大臣”周鲁使他吃够了苦头，成了党外“民主人士”；此刻，又来了“钦差大臣”，要他“立即向湘南发展”，而且规定“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毛泽东看罢省委指示信，双眉紧锁。他已得到情报，打垮“江西两只羊”之后，敌人正在准备报复，发动第二次“会剿”，此刻怎能把主力调往湘南呢？在省委看来，调兵去湘南，简直像喝米汤那样容易，所以后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称之“诚乎其为喝米汤的省委也”。面对这“喝米汤的省委”，毛泽东自有主意。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了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传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意见，并说明这指示“不适宜”。朱德、陈毅、宛希先、刘真都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一下子就使天平倾斜，几乎无人支持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就连巡视员杜修经本人，也不得不最后在会上表示，省委指示“不适宜”。这样，毛泽东便以联席会议的名义，否定了“喝米汤的省委”的意见。会毕，毛泽东吩咐警卫员去买草纸。警卫员买来后，才知毛泽东要用药水在草纸上写密信。那信是七月四日写的，写给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写道：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钦差大臣”瞎指挥 2
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会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
毛泽东还写及，红军离开了井冈山，在湘南会“虎落平阳被犬欺”。信末的落款是“特委、军委”。发走了密信，毛泽东松了一口气，离开永新县城，到五十里外的永新田溪乡去做巩固根据地的工作。过了些日子，忽地传来惊人的消息：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离开井冈山，在朝湖南酃县进发，看样子要进军湘南！毛泽东急忙写了长达三页的信劝阻，交给江华（当时名叫黄琳）即刻送去。江华一天一夜跑了一百二十里，赶上了西进的队伍，送上毛泽东的信，要求他们返回宁冈。但是，无济于事。江华回来报告说，这两个团还是朝湘南去了。为什么这两个团会去湘南呢？原来，湖南省委的指示传出以后，在二十九团里产生强烈反响。二十九团是由湘南宜章暴动的农民所组成，农民思乡之心甚切。一听说要回湘南去，无不欢呼雀跃。杜修经一听说二十九团愿去湘南，正好可以执行湖南省委交给他的使命，当然给予支持。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鼓动着二十八团一起行动。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出席了两个团联合召开的干部会议。据杜修经回忆，会议“由朱德、陈毅主持，何长工、王尔琢、龚楚、胡少海等同志都参加了。会上提出要到湘南去，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这时，主要是二十九团受逃避斗争、欲回家乡思潮的影响，对当时敌情并不清楚，也没有考虑到边界党的路线的正确，群众基础好，怎么与敌周旋的有利条件，便冒然决定去湘南……”杜修经：《八月失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杜修经曾请示过特委书记杨开明。杨开明说：“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湘南之战，败得够惨：二十九团几乎全团覆灭，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百余人，并入了二十八团。不少二十九团士兵自由行动，跑回家乡宜章，遭到厄运。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部叛变投敌，使该团丢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
红四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听说袁崇全叛变，带着一个排追去。追到二营驻扎的镇子，已是黄昏时分。王尔琢一路奔，一路高声大喊：“不要打枪！不要打枪！我是你们的王团长，来叫你们回去的！”二营的兵士，都熟悉团长的声音。一听团长来了，都不再射击。营长袁崇全正在打麻将，听说王尔琢要召士兵们回红军，提起两枝驳壳枪冲了出去，砰！砰！袁崇全双枪齐鸣，王尔琢猝不及防，当即倒在血泊里！王尔琢当时二十五岁，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北伐时是东路军先遣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南昌起义。他在红四军中，是仅次于毛泽东、朱德、陈毅的第四号人物，竟死于叛徒之手！他死的时候留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