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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会议进入第二道议题，即下一步棋怎么走。来自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指令，理所当然地占上风，“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又一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在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毛泽东再一次陷于少数，陷于孤立。三月十七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起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以下简称《训令》），透露了“江口会议”的最终结果。
《训令》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
如果认为这次攻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后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为红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这么一来，毛泽东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他要受到“致命的打击”！《训令》写及“江口会议”作出的战略部署：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工农红军应当发展革命战争，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在江西红军应当扩大苏区，贯通赣江两岸的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地夺取这些城市，这样来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按照“江口会议”的这一部署，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把红军重新编为三个军团，即一、三、五军团，分为三路进发。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向赣江西岸出击，然后向北发展，称“西路军”。中路军为红一军团，任命林彪为总指挥，任命进入苏区不久的聂荣臻为政委，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从赣江东岸向北发展。
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萧劲光为政委，由朱德坐镇，在赣南苏区协调西路军和中路军。
毛泽东被分配在中路军，名曰“随军行动”。这时的毛泽东是政府主席，并无军职，但红一军团实际上就是原红一方面军，都是他的老部下。他“随军行动”，实际上成了总指挥——虽说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军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但毛泽东不顾这些。他在“江口会议”结束之后，便来到了红一军团。
毛泽东随红一军团出发，走到半路，他便说服了林彪和聂荣臻，改变了行军的方向：放弃原定北进计划，改为向东，朝闽西、闽南进军。据聂荣臻回忆，毛泽东是这样陈述自己的见解：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一百四十页，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毛泽东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东的有利，林彪和聂荣臻拥护他的主张，觉得应该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于是，经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同意，中路军改成了东路军，向东进军了。这么一来，东路军便掌握在毛泽东手中。他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又“导演”出一出不亚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新戏”来。这时，驻守闽西、闽南一带的是福建军阀、号称“闽西王”的张贞。
张贞是福建最南端的诏安县人。一九一八年，三十五岁的张贞趁着军阀混战，在闽南拉起一支“民军”，曰“福建靖国军”。由此起家。后来，他到北京陆军大学“镀金”，回到福建后便成了“福建自治军前敌司令”。名声虽好听，手下其实只有几支收编的土匪民军而已。北伐时，张贞成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那时，陈伯达成了他的秘书，佩少校军衔。一九二九年，蒋介石任命张贞为“福建省剿匪司令部司令”。
张贞的部队，其实是一支杂牌军，有一雅号曰“战无不败的‘豆腐军’”。可是，这位张贞“将军”偏又爱摆派头，曾规定漳州各商户每月必须缴“飞机捐”，凑齐七十万银元，向国外购了旧式油布练习机和侦察机各两架，运输机一架，开辟了机场。那飞机在漳州上空飞来飞去，十分神气。其实那飞机堪称“饭桶飞机”。一天，该师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吴光星搭乘侦察机，那飞机在半途中飞越龙门岭时，竟挂在松树上！书记长先生受伤不用说，那架飞机用了几十人拉、抬，才运上公路，最后用大卡车载回漳州修理。还有一次，张贞坐飞机由永定回漳州，家属早早在漳州机场迎候，却久久不见空中有飞机的影子。事后才知，“饭桶驾驶员”弄错方向，把飞机飞到广东潮州去了！
毛泽东选择了东进，选择了张贞的“豆腐军”为攻击目标，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专拣“豆腐”欺！果真，红一军团跟张贞部队在福建龙岩县一接触，首战便告捷，歼敌六百八十五名，一下子就攻占了龙岩县城。接着，毛泽东确定下一步目标：攻取闽南重镇、张贞老窝漳州。漳州的屏障是天宝山，张贞派了两个旅固守。在毛泽东指挥下，林彪、聂荣臻率部两天赶了一百五十多里。四月十九日，红军突袭天宝山，痛歼敌军。张贞闻讯，吓得赶紧点燃城中弹药库，然后抱头鼠窜，逃往厦门。这样，翌日漳州便落入红军之手，这一仗俘一千六百多人，缴枪两千三百多支。最为新奇的收获，要算是那两架不及飞走的侦察机，落入了红军手中。这样，红军算是有了空军——虽然那飞机非常蹩脚。毛泽东特地去参观了这两架双翅膀、机翼是油布做成的飞机。林彪和聂荣臻分别在飞机前拍照留念。其中的一架，后来由一个红军驾驶员驾驶，飞到瑞金，曾使红都为之轰动。
毛泽东住进漳州发电厂附近一所天主教堂的“洋房”里。他的警卫员拿起脸盆去打水，到处找不着水井，不由得埋怨“洋房”的主人怎么平常不洗脸。直至毛泽东领着警卫员到自来水龙头前，拧开了龙头，水哗哗流出，使警卫员大为惊讶，以至当脸盆里的水满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关上龙头——这些来自农村的红军战士们，还是头一回进入这样“阔气”的城市呢！毛泽东率红一军团东征，获得了大胜，又一次表明他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等。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经周恩来力争 毛泽东恢复总政委要职
就在毛泽东东征节节胜利的日子里，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却正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一篇代表中共临时中央的权威性文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三十七、第三十八期合刊上发表。这是一篇社论，题目很长，也很“鲜明”，即《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此文写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发表于同年四月二十五日。
作者何人？署名“洛甫”。“洛甫”，也就是张闻天，中共中央的一支笔。当时的他，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唱着“左”的高调。人毕竟是人，不是神。张闻天走过曲折的路，全然是可以理解的。值得赞许的是，一九九○年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全文收入了那篇社论的原文，毫不躲躲闪闪，文过饰非。文末，编者还为此文加了一段说明：
这是张闻天三十年代“左”倾错误的另一篇主要文章，一九四五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此文是继续和发挥了九一八事变以后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观点的文件之一。张闻天本人整风中对此文也作过检讨。这篇文章的主要错误在于根据共产国际对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系统地论述了当时中央“左”倾错误的纲领。《张闻天文集》，第一卷，第二百七十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张闻天写的社论，这样不点名地批判毛泽东：
很明显，中央区的同志在这里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做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这种观点，实际上同样是对于反对统治的过分的估计所产生……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一句话，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
张闻天此文，在批判毛泽东的同时，也点名批评了“中央职工部的仲篪同志”在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观点”。“仲篪”是谁？刘少奇也。
紧接着，五月二十日，通过发报机电键的嗒嗒声，从上海传来中共临时中央一份长长的指示电。译报员译出电文时，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因为这份电报，点了毛泽东的名。电报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指出，“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是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电报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这份电报，最清楚地表明了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如果毛泽东不转变立场，站到王明“左”倾路线这边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极大的危险”予以解决！正在“随军行动”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中共临时中央的这份电报。他仍忙于指挥作战，只是深感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作战诸多不便。五月二十九日，正在闽南的红一军团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千里回师赣南。原因是得知广东军阀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意欲进犯赣南。红一军团回师之后，也就不再成为“东路军”了。六月十七日，周恩来在汀州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作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牵涉到一个敏感的问题：谁任总政委？因为原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为朱德，总政委为毛泽东。这次恢复建制，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照理，应当也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朱毛红军”名震中国，便是因为朱是总司令，毛是总政委。可是，中共临时中央五月二十日的电报，使中共苏区中央局不敢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于是，采取了回避之策，即恢复建制时，不设总政委。
毛泽东依然被安排在第一军团“随军行动”。红军历来强调党的领导，红一方面军怎可不设总政委呢？中共苏区中央局曾提议周恩来任总政委，为周恩来所谢绝。周恩来深知，如果由他出任总政委，那就过分使毛泽东难堪，不如不设总政委。
七月中旬，周恩来赶赴前线，设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任弼时任代理书记（许多中共党史著作称代理书记为项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称代理书记为任弼时）。实际上，由于毛泽东“随军行动”，后方的政府工作由项英主持。项英也参与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工作。七月二十一日，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的周恩来，到达位于赣州之南的信丰县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在跟朱德、王稼祥交谈中，在跟毛泽东交谈中，都发觉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确实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