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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于贵州军阀，是不给一文军饷的。但贵州军阀自有财源——鸦片税。贵州军阀主张，有土必种，无烟不富”，“只准吸烟，不准嫖赌”。那年月，鸦片遍布贵州，甚至鸦片成了通用的货币！红军进贵州，买东西时，要么付银元，要么付鸦片！深咖啡色，像山东阿胶模样的鸦片块，成了银元、金条的代用品。种鸦片要付“种植税”，运鸦片过关卡要收“通关税”，吸鸦片要收“烟灯税”，开烟馆每灯收税三枚银元，在家吸鸦片每灯收税一枚银元……贵州兵以“双枪”出名，个个面黄肌瘦，如同张贞那“战无不败的豆腐兵”。得知红军入黔，王家烈心慌意乱，不仅手下的“双枪兵”不经打，而且还分为四派：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副军长犹国才盘踞盘江八属；副军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一带。虽说三位副军长口头上都称服从军长，实际上王家烈能直接调动的，只有他的嫡系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
蒋介石发来电报，要王家烈“严防赣匪入黔”，“黔军除巩固原防外……先择重要城镇，构筑碉堡，以防匪之突窜”。王家烈只得带着夫人万氏，驱车到贵阳东面平越县的马场坪，举行军事会议。王家烈手下的两员大将何知重、柏辉章，事先经万淑芬授计，对于委员长的命令反应冷淡。何知重冷笑道：“我还差士兵们一年多的军饷。如果蒋委员长给钱，我就打！”柏辉章则来软的，他说：“红军早已声言北上抗日，此次不过路过贵州而已，并没有直取贵阳的意思，何必跟他们硬拼？保住贵阳即可。”副军长侯之担的一席话，使满座皆惊。他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次红军由江西、湖南入黔，委员长早有明令，要我们阻击狠打，配合中央军消灭红军于黔中。我侯之担有四个旅共八团人，定当扼守黔北，决不许红军越过乌江、进入乌江以北一步！我愿立下军令状，与诸公共存亡！”王同星：《我所知道的王家烈》，《遵义文史资料》，第十四辑。既然侯之担如此表示效忠蒋委员长，王家烈也就顺水推舟，让侯之担去乌江抵挡红军。乌江，贵州最大的河流，又称黔江，流急浪高，一泻千里，比湘江要险峻得多。江宽约二百五十米，流速达每秒一米八，冰凉的水温在十摄氏度以下，两岸悬崖绝壁，侯之担声言：“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至于冒险来攻乌江，可能另走其他路线。”侯汉佑：《侯之担部防守乌江的溃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飞渡天险乌江
不料，红军行动神速，入黔之后势如破竹，连取剑河、黄平、台拱、余庆等十多座县城。一九三四年岁末之日，已到达乌江不远的瓮安县小镇猴场。猴场林木繁茂，乃猴子出没之地，故名猴场。在猴场，毛泽东被安排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和三间朝南的屋子。这是长征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似乎在表明，毛泽东的地位已经明显上升，虽说他的职务依旧，未曾调整。当中央纵队抵达猴场时，先头部队在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已经急行军前往乌江江边，着手抢渡乌江天险。
就在这节骨眼上，又发生新的风波：博古、李德对湘江之败，犹心有余悸。听说乌江比湘江险峻得多，主张不过乌江，再度提出与二、六军团会合。为了解决这番新的波动，一九三五年元旦，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开会，史称“猴场会议”。这一回，不费太多气力，就驳回了博古、李德的意见。会议通过了重要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一开头，就写得很明确：
由于我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跨进我们十二月十八日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遵义地带，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因此，政治局关于在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特有以下新的决定……
新的决定共七条。内中有一条：“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条，实际上就是宣告了“三人团”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结束。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使毛泽东有了过问军事的机会和权力，虽说这时的军权尚未完全掌握在他手中。不过，红军已经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行动：渡乌江，取遵义，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红军前锋一到乌江边，就传来敌情报告：在三个渡口，即江界河渡口、袁家渡、孙家渡，都有侯之担部队驻守，而且还筑了碉堡。前两个渡口各有两团兵马，孙家渡则驻了一个团和一个机炮营。看来，侯之担摆开阵势，确实要跟红军干一仗！那时，渡乌江要靠“蜈蚣筏”。那是用竹木编成的长筏，在湍急的江水中似蜈蚣般游动，得了“蜈蚣筏”之名。“侯家军”早已把“蜈蚣筏”全都拴在北岸。侯之担十分得意，以为“官兵勤劳不懈，扼险固守，可保无虞”。红军抵达江边，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布置红军上山砍竹，又向老乡借门板、木头，自己动手扎“蜈蚣筏”。
元旦凌晨四时，十八名红军战士在江边喝下烧酒，跃入江中。这时，“侯家军”尚在睡梦之中。红军战士如水中蛟龙，只用了十多分钟，便泅过凉入骨髓的乌江，攀上对岸的峭壁。泅渡成功之后，“蜈蚣筏”开始强渡。“侯家军”发觉了，江面上响起哒哒的机枪声。
这时，泅渡过江的十八名战士发起了攻势。红军的迫击炮又隔江而轰。“蜈蚣筏”载着一连战士，顺利过了江。“双枪兵”实在不经打，才一个多小时，便留下几十具尸体，溃逃了！红军利用“蜈蚣筏”渡江，渡过了一团人，在对岸站稳了脚跟。
刘伯承急调工兵营来到江边，下达了架浮桥的命令。因为没有浮桥，大军难以迅速过江。“架桥的全部器材只有黄竹、门板、木材、绳索。我们用三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上两根枕木。枕木上连接三四个桥桁，桥桁上铺门板，门板上又系横木，组成一节一节的门桥。”黄朝天：《乌江架桥》，《伟大的转折》，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就用这样的土办法，花费三十六个小时，浩浩乌江上便架起一座崭新的浮桥。天险乌江，被踩在红军脚下。
蒋介石接到王家烈的电报，知道红军已经突破乌江，大骂侯之担“剿共不力”，命他“戴罪立功”！蒋介石也深为自己白白布置了“口袋”，红军不来钻，感到惋惜。不过，蒋介石毕竟诡计多端，他命令薛岳率中央军星夜兼程，奔赴贵阳——其理由是为了“保卫贵阳”，实际上想借此一举夺取贵阳，端掉王家烈的老巢！这时，“小诸葛”白崇禧也不甘落后，同样觊觎贵阳，借口“追剿”红军，命桂军入黔，直奔贵阳。
蒋介石急了，发了电报给白崇禧，“制止桂军前进！”于是，薛岳的中央军，加速了前进步伐，沿贵龙大道直取贵阳。薛岳部队在道旁张贴大字标语：“不问匪窜方向如何，本军总以入贵阳为目的！”也就是说，不论红军朝什么地方打，中央军“总以入贵阳为目的”！王家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眼睁睁看着中央军开进了贵阳城，做了贵州的“太主席”。王家烈变得颇为狼狈：中央军反客为主，我出城进城均受他们盘查，处境异常难堪……王家烈：《阻截中央红军长征过黔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卷，第六十二辑。
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王家烈被迫下台，从此贵州落入蒋介石之手，贵州军阀统治时代结束了。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诈开城门智取遵义
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突破乌江天险之后，下一步就是直取遵义了。一月四日，当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的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刚刚率全团渡过水急浪高的乌江时，总参谋长刘伯承便命令他们作为前锋，向遵义急行军。
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红六团就推进到团溪镇。这个镇，离遵义只有九十里路。一月五日夜，红六团在团溪镇宿营。六日清早，红六团在一片黧黑中起床。就在这时，刘伯承一夜骑马躜行，赶抵红六团团部。刘伯承作了战前动员。他说：“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要求仗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他的这番话，开导了红六团指挥员们的脑筋，在“智取”上下工夫。在红六团中，担任前锋的是第一营。营长曾保堂和团参谋长唐振旁走在最前头。他们的身边，走着一位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家住团溪镇。昨夜，唐振旁在镇上找老百姓打听情况，找到了这位小伙子。小伙子原先在“侯家军”里当过兵，知道沿途情形。他说，离遵义城三十里路有个山口，“九响团”驻守在那里，只有过了这一关，才能进遵义。什么是“九响团”呢？原来，侯之担的这个团，上上下下都有一枝能够一梭九发的“九连珠”毛瑟枪，声称那山口“连鸟也飞不过去”！唐振旁请小伙子当向导，小伙子犹豫再三，总算答应了。贵州果真“天无三日晴”，一路走，一路下起冷雨来了。红六团在泥泞的山道上疾行。下午三时光景，来到那“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山口。一看，两面的山头各蹲着一座碉堡，形势的确险恶。红六团悄然包围了“九响团”。“九响团”还以为红军远在乌江呢！一阵枪响，慌作一团，
三下五除二，就被红军解除了武装。除了死的以外，二百多名俘虏畏缩在寒风细雨之中。第一营换上了“侯家军”的军装，带着十几个愿加入红军的俘虏，准备去遵义诈取城门。这时，刘伯承又冒雨骑马赶到。刘伯承对第一营作了战前讲话：“遵义城里有敌人一个师，听说我们过了乌江，军心在动摇。你们以一个营打敌人一个师，力量悬殊。但敌人是惊弓之鸟，一轰就跑。你们一定要有胜利的信心！同时，要多动脑筋，多用一点智慧。”曾保堂：《智取遵义城》，《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雨，越下越大。生怕打“九响团”时的枪声会走漏消息，红六团第一营马不停蹄，直奔遵义南门。雨夜，比往日更加昏黑。远远地望见一星灯光，知是南门已近在眼前。在南门附近布好掩护的机枪，曾保堂、唐振旁便带着穿了“九响团”的服装的一部分战士和俘虏，来到南门城墙之下。俘虏们用贵州土话喊开门。“哪一部分的？”城门上传来问话。“‘九响团’的！”被俘的“九响团”营长按照曾保堂的吩咐答道。“‘九响团’不去守山口，干什么？”“共军打过来啦！”“共军？共军不是还在乌江吗？”城门上传来惊讶的声音。那哨兵叫来了他的上司马排长。马排长拧开明亮的手电筒往下照，见一群水湿的穿“九响团”服装、挎“九连珠”的士兵，盘问了一通。那位被俘的营长，答得滴水不漏。于是，马排长下令打开城门。
城门开了，红军一拥而入。
开门的士兵问：“共军来了？”
红军用“九连珠”指着他的胸口：“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红军攻进了遵义城，一下子抓了几百名“侯家军”。
红军冲进了“侯家军”的军部，不见侯之担。一问，才知道侯之担在一月四日夜里，带着家眷往老家桐梓逃了。连“城防司令”侯汉佑，也从北门逃掉了。眼看着红六团已经占领了遵义，忽地又响起枪声。原来，遵义分新城和老城。红六团所占领的只是新城，枪声从老城响起。老城还驻守一个团的“侯家军”。再接再厉，红六团攻入老城，依然如入无人之境。“侯家军”不经打，举手投降了。这样，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凌晨，遵义全城都落入红军之手。侯之担先失乌江，又丢遵义，几天之内把黔北都丢了。一万多“侯家军”，损失了五六千人。蒋介石发电报，痛斥侯之担。原先想效忠于蒋委员长的他，此刻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在百般无奈之中，他只能丢下“侯家军”，只身逃往重庆。一月十八日，蒋介石命令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在重庆将侯之担“先行看管，听候查办”！王家烈既为侯之担的崩溃感到庆幸，从此贵州境内少一异己，但也未免兔死狐悲，震惊于侯之担前车之鉴。侯之担在重庆被拘当日，王家烈给黔军发出如下通电：奉电前因，查侯副军长，前此贻误戎机，经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