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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子明的被捕，使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遭到破坏。从此，中共中央上海局与瑞金失去了无线电联系。于是，在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也就失去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本来，王明通过无线电报“遥控”瑞金，这下子鞭长莫及了！李德对此事极为遗憾，他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写道：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这个问题（指与粤军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引者注）的无线电往来，是一年半中最后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李德所说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由此，王明无法再对中共中央发号施令，只能在莫斯科干着急。由此，博古、李德无法用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王明）这张王牌来压服毛泽东。由此，中国共产党在“同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由此，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一系列的会议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举行。由此，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地批判博古、李德，得以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削除军权。由此，中国共产党可以不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袖——张闻天接替了博古。
张闻天从“鸡鸣三省”的那个小村子起，实际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并没有这样的称谓。这是因为自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便不设总书记。博古的实际职务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只称“中共中央负总责”。张闻天接替他，因此也只称“中共中央负总责”。这在当时陈云的手稿中，就已写得很明白：“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此后，张闻天还曾公开发表启事，否认他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之称。那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武汉《新华日报》在第一版所载《张闻天（洛甫）启事》：广州《救亡日报》三月二十七日载有署名洛基者所写的所谓“张闻天论抗战诸问题”。洛基君指此稿为他在二月十二日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先生之谈话”，本人特郑重声明：
（一）该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记录内容未经本人看过，因此，本人对该谈话不负任何责任。
（二）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成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也就在那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里，在进行常委分工时，开始授予毛泽东以军权。陈云手稿中写及：“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表明毛泽东可以着手过问军事，虽说还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博古呢？他在失去中共中央负总责之职后，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委员职务。自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起，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冒雨倾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张闻天走马上任中共中央负总责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通过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二月五日在那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里刚开过常委会，翌日行军至扎西镇，又接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二月六日开至二月八日。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史称“扎西会议”。扎西是云南省东北部、赤水河上游的一个镇。从一九三六年起，那里设立威信县，县政府设在扎西镇。威信县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处，可谓“鸡鸣三省”之县。二月八日遵义会议的决议，在扎西会议上通过。正因为这样，决议的标题之下，醒目地标着“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只是由于最初找到的那个油印本，上面少了一横，印成“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造成莫大的历史的误会，使历史学家们徒费了许多脑筋。
扎西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至此，遵义会议才算最后完成。作为遵义会议的精髓的，是遵义会议决议。研究这份决议的三种不同的“归宿”，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它被收入《六大以来》一书（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文献。它被收入一九四八年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成了毛泽东著作，那也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它的核心思想是毛泽东的。
它又被收入一九九○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文集》，成了张闻天著作，这也还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它是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这三种不同的“归宿”，综合起来，倒是说出了一个意思：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和观点、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文献。如果要说得更准确些，就是以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为主，内中也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陈云、刘伯承等遵义会议出席者的贡献。
遵义会议决议共分十四节，长达一万三千余字，是在张闻天的“反报告”提纲的基础上写成的。由于遵义会议决议太长，不便于以电报发往各处，于是又由张闻天加以压缩，写成提纲式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发出。这一大纲与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完全一致，也表明遵义会议决议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通过的。
毛泽东很懂得策略，在遵义会议决议中，特地写上“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这样，大大减少了遵义会议的阻力。因为在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去否定一次中共中央全会的政治路线，显然是艰难的，组织手续上也不完备，所以毛泽东聪明地只限于军事路线的讨论，而且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把他们“轰下台”，同样达到了否定王明路线的目的。遵义会议决议刚一通过，就开始向基层传达。不过，传达时很注意对李德、博古点名的范围。如陈云手稿中所写：
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在团以上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也就是说，对李德的点名范围广，在全党范围内；而对博古的点名只限于“团以上干部”，因为博古毕竟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月十日，首次向团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是在扎西会馆门前的操场上进行的。那时，刚刚过了春节（正月初一是二月四日），阴冷的天下着蒙蒙细雨，可是干部们在雨中听得聚精会神，忘了冷也忘了雨。
作传达报告的是张闻天。像李维汉这样重要的中共高级干部，也是直至此时，才知道遵义会议的情况。如他所回忆：听完传达后，我才知道遵义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解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
我一听完传达，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完全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凯丰对遵义会议的错误态度。我发言后，凯丰自己站起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五十三至三百五十四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这时，坐在院子里的潘汉年，捣了捣坐在他一旁的刘英。消息灵通的潘汉年，知道刘英正与张闻天热恋。刘英颇为爽快，走上了台，指名道姓批评了凯丰。凯丰曾是她的上级。她批评了凯丰在共青团中央“总是宣传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如何如何正确”，并“强调客观困难，总是说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亲自指挥，又有德国顾问，又有一百万大军，好像反‘围剿’失败不是战略方向和军事指挥的错误”。刘英回忆道：我批评之后，凯丰接着上台讲话，说：“刘英同志批评正确，我接受。我用那样的思想去影响同志，是不对的。”态度很诚恳。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四十一期。这样的传达进行了好多次。不光是张闻天进行传达，毛泽东、周恩来、陈云也作传达报告，这使遵义会议决议贯彻到全党、全军。
历经烽火弹雨而被保存下来的红军日记，成了珍贵的原始文献。当时任少共国际师师长的彭绍辉，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记道：晚上军团直属队开排以上干部会，由毛主席报告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即遵义会议决议——引者注）。毛主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单纯防御路线，短促突击，分兵把口，不让敌人进占苏区一寸土地等，都是错误的。而“反攻”以来（指长征以来——引者注）这个错误还在发展，变成了退却逃跑，叫做“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跑”，也是错误的。我听了这个报告非常高兴，许多过去有怀疑、不清楚的问题，得到了明确的答案。
彭绍辉：《长征日记》，《遵义会议纪念馆馆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萧锋在他的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则写道：听完传达后，分组讨论了两天。广大干部对机会主义者错误指挥造成的损失很不满，有的气得直冒火。上级指出，主要是总结经验，不要过多责备个人。我们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苏维埃的红旗，克服困难，搞好创建黔滇川边苏区的工作，执行北上抗日方针。
萧锋：《长征日记》，第四十八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红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中写及，常委分工，毛泽东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虽然规定了“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只是“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是这意味着毛泽东恢复了对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尽管在名义上还不是最高指挥权。虽然“朱周”为“最高军事首长”，由于朱德是毛泽东的老搭档，周恩来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尤其是周恩来很赏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因此居于“帮助者”地位的毛泽东，实际上已成为红军主帅。世上没有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而毛泽东恰恰在他“复出”后的第一仗中指挥失误，使得对他甚高的呼声顿时跌落下来！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行军。被压抑了两年零三个月的激情，此刻爆发了。他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一半是由于求胜心切，一半是由于情报错误，因此毛泽东首战失利。一月下旬，毛泽东坐镇离土城不远处的青杠陂村指挥。他的两侧，站着周恩来和朱德。土城是贵州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小镇。据侦察，驻守那里的是“双枪”黔军，不过两千多人。谁知一交手，对方的火力甚强，人马众多。毛泽东这时才得知准确的情报：对方是川军，是总指挥潘文华麾下的一万兵马！土城一战，红军到底死伤多少，未见于红军文献。不过，从川军总指挥潘文华一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的三份电报中，可以略知一些战况，只是照国民党当时的惯例总把红军称为“匪”，而且往往对死伤数字加以夸大：
“缴获步枪二千余支”，“俘匪参谋长一员”，“毙匪团长欧阳君一员”（二十八日电）。
“往复冲锋数十次，匪我伤亡甚大”，“激战至晚，匪受创颇巨”（二十九日电）。
“追击至土城河，匪隔河向我发射，并将浮桥拆毁。现仍相持中。此役计毙匪二千余，当夺获山炮一门，迫击炮二门，步枪无算”（二十九日电）。
事隔二十一年后，毛泽东对土城之败，仍记忆犹新。一九五六年九月，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历数他的“真错”时，提及“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党的文献》，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