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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二十一年后，毛泽东对土城之败，仍记忆犹新。一九五六年九月，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历数他的“真错”时，提及“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当时，毛泽东曾试图打入四川，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土城战役，使毛泽东尝到川军的“辣味”，于是改为向西进入云南扎西，举行扎西会议。首战失败，影响了毛泽东在军队内的威信。不过，毛泽东毕竟是高明的战略家。他在扎西会议上提出了“回兵黔北”的方针，认为还是黔军易打，黔北空虚，这一意见为大家所接受。“吃一堑，长一智。”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于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渡赤水，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八个团，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接着，又痛击敌吴奇伟增援部队。这一仗，总共歼敌二十个团，成为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
遵义战役的大胜利，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毛泽东在军内的威信迅速“回升”。蒋介石深为震惊，并于三月二日由南昌飞往重庆“督剿”，大骂王家烈无能。遵义大胜，使毛泽东改变了原来“帮助者”的地位，正儿八经地得到重要的军职。那是三月四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电报原文如下：
（火急）林聂彭杨董李罗蔡：
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
朱周王
四日十八时
电报抬头所写的是各军团长及政委，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
末尾的“朱周王”，即朱德、周恩来、王稼祥。
这个电报，正式恢复了宁都会议所撤销的毛泽东的军职，表明了毛泽东从此重掌军权。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翌日，前敌司令部报务员们发电报时，末尾署“朱毛”或“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新的“三人团”—毛泽东 周恩来 王稼祥
几天之后，从前敌司令部发出的电报，末尾忽地只署“朱”，没有“毛”了！
这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不是刚刚被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委吗？
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毛泽东“掼纱帽”了！
事情发生在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后的第六日——三月十日。导火线是来自一军团的一份电报。三月十日凌晨一时，一军团给在贵州苟坝的前敌司令部发来电报，抬头写着“（万急）朱主席”，末尾署“林聂”。那时，朱德发给各军团的命令，总是写军团长和政委两人名字，因此各军团给朱德的电报也总署军团长、政委的名字。“林聂”，即林彪、聂荣臻。那份电报，主要是林彪的意思。
林彪在凌晨一时给朱德发来“万急”的电报，是因为他提出重要的新建议：“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林彪在电报中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五个行动方案。打鼓新场，简称“新场”，今日贵州金沙县的县城，当年是一个大镇。进攻打鼓新场，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因此朱德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看，召开紧急会议加以讨论。
屋子里坐了近二十个人，讨论林彪的电报。自从遵义会议上批判了李德“独断专横”之后，张闻天很注意“发扬民主”，事事要找一堆人开会讨论，依据多数意见行事。这一回开会讨论，大家都觉得林彪的电报可行，赞成他的建议，唯独毛泽东一人反对。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理由：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费侃如：《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党史通讯》，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于是，张闻天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采用林彪的建议——张闻天曾再三讲自己不懂军事，他只能按多数意见去办。
毛泽东深知打鼓新场不可打。他急了，抛出了“杀手锏”：“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张闻天一见毛泽东撂挑子，也急了，说道：“你不干，就不干吧！”“好，我不干！”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
毛泽东原以为他一走，众人会改变主意。不料，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众人竟通过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另外，拟出了给林彪的电报，同意他的方案。
周恩来是当事人，曾很详尽地描述了后来的故事：
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某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周恩来又一次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遵义会议决议，“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所以由他最后拍板。周恩来“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也就扭转了乾坤！既然周恩来在三月十一日一早的会议上“把大家说服了”，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取消了，毛泽东也就复职了——从他“掼纱帽”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未超过二十四小时！“打鼓新场风波”引起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二十来人讨论来讨论去。毛泽东以为，批判李德、博古，不能把“三人团”也否定掉。“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还是需要的。过去的毛病在于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错误，不是“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错了。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张闻天也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理，因为这些天把他折腾得够呛。他不懂军事，可是却要不断地主持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按多数人意见去办。天天要打仗，天天这么讨论，怎么行呢？于是，在三月十一日，先是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不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
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指黔军犹国材旅——引者注）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指鲁道源旅——引者注）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指安恩溥、龚顺璧两旅——引者注）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十二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指周浑元的第二纵队及川军——引者注）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
朱德的电报，申明了毛泽东所阐述的不可攻打打鼓新场的理由，而且事实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发出了朱德的电报之后，下一个议题就是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重组“三人团”的建议。讨论时，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博古五常委均在场。虽然不过事隔一天，情况却截然不同，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三月十二日，新的“三人团”在贵州苟坝宣告成立，即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新的“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从此，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首长。虽然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但朱德受新的“三人团”领导。历史学家为了区别于原“三人团”，把新成立的“三人团”称为“新三人团”。在长征时期，打仗就是一切，军事压倒一切。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
不过，人们通常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说成是遵义会议。其实，这里所说的遵义会议是广义的，即前有发展过程，后有完善过程：遵义会议前的发展过程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后的完善过程是“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直至苟坝成立“新三人团”。正因为这样，关于毛泽东和遵义会议的关系，有着各种评价：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一九九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上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九九六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中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些提法大同小异。这里所提到的遵义会议，实际上是指广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历史的进展，日益受到注目——因为它是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起点，随着毛泽东的声望的不断提高，人们这才逐渐意识到这一起点的重要性，这一历史的选择的重要性。尤其是毛泽东从遵义会议起，直至一九七六年去世，这漫长的四十一年间他一直是中共最高领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这一起点也就益发显示了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诚如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晚，那十三位来自天南地北的人物聚首上海望志路李公馆所举行的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历史上红色的起点，也是随着中共的日渐壮大以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益发显示了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从以下权威性的著作中，可以大致看出对于遵义会议的认识的演变过程——一九三六年夏，当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没有提到遵义会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只提到这么一句话：“红军攻占了王家烈省主席的司令部，占领了他在遵义的洋房”。实际上，他把柏辉章误以为王家烈了。毛泽东提到了“遵义的洋房”——柏公馆，没有提到在那“洋房”里开的会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么提及遵义会议：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博古，作为遵义会议上受批判的对象，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这样评价遵义会议：
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指博古、李德制定的长征军事计划——引者注），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组织上也做了结论。
秦邦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党史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作为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以一位理论家姿态，对遵义会议作出四点评价：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党史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作为党的正式文件，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严谨的笔调评论遵义会议——此时离遵义会议已有十个年头：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