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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第5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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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最高统帅部为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我想大家早有耳闻。可以说这部宪法将决定着日本的未来,这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刘晓忠司长顿了顿之后,异常严肃的说道:“在新宪法制定的过程中,日本成*人教育学校和夜校老师联盟,成功说服文部省、最高统帅部和国会,主张教育不能仅仅使精英人士收益,取消之前的六年制义务教育规定。他们的游说显然成功了,新宪法里明确规定日本今后将实行六三制九年义务教育。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要知道日本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本来就比亚元区国家和地区高出许多,就算对教育投入最大的琉球和台湾,迄今为止也才实行了六年制义务教育。

如果教育上我们不迎头赶上,那亚元区的整体教育水平、亚元区的人民素质,将被日本拉开更大的差距。这将危及到亚元区的安全,以及亚元区未来的经济发展。”

对日遏制,是琉台南韩四地政府的既定政策。不管琉台南华人还是韩国政府,都不愿意看到日本再次强大起来。崔用德总统沉思了片刻后,在曹朴耳边低声说道:“总统先生,看来我们必须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了。”

曹朴重重的点了下头,深以为然的说道:“是啊,再穷不能穷教育,我们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就在众人窃窃私语之时,刘晓忠司长继续说道:“语言在日本新宪法中,体现了最为民主的一面。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今后的法律法规、公务、教材都必须用口语体书写,这一变化具有极大的实践和象征意义,它表明法律和其他公务,不再仅仅属于特权阶层掌握的领域。毕竟日本之前的宪法以及其他法律文书,都是以文言文书就,那种古旧晦涩的文体,一般民众是很难理解的。

新宪法的采用,迫使最高统帅部与日本政府都慌忙行动了起来。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亲族法、皇室典范、全部被迫进行实质性修改,并以口语体重新起草。

同时,日本临时政府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宣传教育运动。新宪法生效的当天,政府就发行了两千万册《新的宪法,光明生活》的小册子。这一惊人的发行量,是为了确保每个日本家庭都有一册。”

这又给亚元区的国家和地区,发出了一个普法的挑战。琉台南韩四地的政府官员们,顿时皱起了眉头,一边记录着,一边考虑应对之策。

“日方在翻译盟军最高统帅部制定的宪法草案时,玩了一个将滞日外国人排除在受保护之列的文字游戏。日方使用关键词“国民”来翻译对应宪法草案的“thepeople”(人民),这不仅意味着日本政府要削弱人民主权的含义,而且还要将国家保障的权利局限于日本国民。”

刘晓忠司长走到政府首脑席前,异常严肃的说道:“当美国人试图肯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确规定反对基于人种的歧视时,佐藤及其同僚却通过玩弄语言游戏抹去了这些保障。将给日本政府成功否认包括华人,尤其是朝鲜人在内的六十多万在日外国人的平等公民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这种露骨的种族主义性质修正条款,在日本国会的审议中以“用语上的修正”为名加以强化。如果我们不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那六十多万日本华人、韩国人的权利将无法得到保障。”

这个情况让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要知道这可涉及到几十万在日侨民的利益。让那些侨民留在日本,不但能减轻国内的压力,而且还能或多或少拖拖日本发展的后腿。而日本方面耍的这个花招,无疑是逼那些侨民卷铺盖走人。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规定,今天的会议只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则留在今后三天里讨论。对此最为担忧的崔用德总统,不得不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脸色铁青地静听刘晓忠接下来的发言。

刘晓忠司长走到各学科专家教授席前,继续说道:“为了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也为了让日本尽快融入国际社会,日本临时政府抛出了‘一亿总忏悔’,以此表达他们愿意承担战争责任。

而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总忏悔’,比喻成乌贼遭遇紧急情况拼命逃生时喷出的黑色烟雾。尽管一些团体和个人认真对待个人的责任,并进行严厉是自我批评,但这只是极少数。官方版的‘总忏悔’早就烟消云散,很少有人真的相信,一般国民与军部和官僚负有同等责任。

一些人激愤的呼喊:‘这场战争在我们一无所知时开始,又在我们相信即将胜利时败北,那些背信和欺骗国民的人才有忏悔的必要。’一亿人中的另一位则声称:‘如果一亿总忏悔意味着战争当局企图向国民分配责任的话,那就太卑怯了’。

刘晓忠司长长叹了一口气后,凝重的继续说道:“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在大多数日本人去理解和接受战争责任、罪行、忏悔和赎罪时,是一个回避不了问题。而非胜利者将从道德和法律方面如何处置他们,进而占据他们的内心。

我们关注的是日本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而日本人却是被对自己死去同胞的悲愤和内疚所压倒。

有这种想法是自然的,不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而是战败之后,世界变了。当我们质问谁该为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负责时,绝大数日本人却在思考,谁应该为战败负责?

刘晓忠司长的这番话,无疑指出了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很显然日本人的态度无法让大家满意,他们竟然不对刚结束的那场战争进行反思,反而在找日本战败的原因。

不等众人提出疑问,刘晓忠司长继续介绍道:“首先,他们把战败归罪于军部的无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东条英机为首的将军们身上。这一点从两年前东条被宣布逮捕时的自杀未遂中就能看出,日本人普遍认为东条英机应当毫不迟疑的自杀,毕竟1942年东条上任陆军大臣时,他曾颁本了有名的《战阵训》,训谕军人“不可生受囚虏之辱”。

东条英机在被捕前夕,收到了无数封敦促他自杀的信件,据说还有人给他送了一口棺材。可是他鼓起勇气赴死时,却选择了懦弱的方式,使用子弹而不是武士刀自裁。包括他没有死成这一点,都超出了悲伤的爱国者们忍耐的限度,进而坐实了军部无能,导致战败的普遍观点。”

这一点大家还是早已耳闻的,连日本知名作家高见顺都发表文章,简洁的表达了这种厌恶感:“苟且偷生,随后又像外国人那样用手枪自杀,还没有死成日本人不禁只有苦笑,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连夜自杀?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用日本刀自杀?”

想到这些,胡适回过头来,在梅贻琦耳边低声说道:“月涵兄,看来指望日本像德国那样反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正如博文所说的那样,日本人从不认为中国是战胜国。如果我们不能自强,总有一天他们还会伸出罪恶的魔爪,毕竟地理环境的资源等因素,决定了他们必须要向外发展。也许是军事上的,也许是经济上的。”梅贻琦沉思了片刻后,忧心忡忡的说道。

刘晓忠司长看了一眼手中的资料后,继续说道:“日本精英的共同阴谋论,将日本战时的举国领导者,打上了集体痴呆症的标签。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添油加醋的定义为被军阀所蒙蔽。

正如渡边一夫的《旋风二十年》所言:基于畸形精神主义教育的非合理、非理性的暴力冲动渗透军部上下,与现实的乖离使他们的策划和指挥能力成了笑柄。这种非理性露骨的体现了大东亚战争指导上极度的非科学性。”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整个军队司令部都应该被关进精神病院,都认为东条英机是巨大的愚人之船船长。

集体非理性的命题,自然而然的引申为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科技进步的推论。也就是说日本之所以战败的最终证据,在于未能意识到日本科学和应用技术上的落后。这种科学与战败责任之间的关联,已经成为了日本现在普遍的战败观念。在最广泛的象征意义上,这通常与美国扔下的那两颗原子弹联系在了一起。

核武器的骇人力量被证明既恐怖又魅惑,因为没什么比它更能具体展示美国优越的科学、技术和组织能力。战时最后一任首相铃木贯太郎在投降时就声称:‘这次战争最大的欠缺就是科学技术’。”

刘晓忠司长这充满忧患意识的开场白,终于把主题引到了科学上。让琉台南韩四地的近千名与会者们,自然而然的重视起科学来。看着众人紧锁眉头的样子,梅贻琦对组委会的安排、琉日友好协会以及琉球外交部亚洲司的准备满意到了极点。

因为他有理由相信,本次会议结束后,琉台南韩四地必然会把科技和教育,当成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他们这些致力于教育兴国的人而言,没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情了。

“从美国刊物翻译过来的一篇文章中称,山下奉文大将在菲律宾受审时,唯一使用的英语单词也是“科学”。

退任的文部大臣发表声明,他感谢学生们在战争时的艰辛努力,并激励说长此以往,学生们的任务就是提高日本“科学力和精神力”到最高水准。新上任的文部大臣前田多门,更是多次重申了战后教育体系将“尽力关注基础科学”的说法。”

刘晓忠司长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现在的日本,“科学”成了几乎人人都喜欢的概念,被用来规划未来发展蓝图的同时,还被用以解答日本为何会战败。

吉田内阁已经将“养成科学的思考能力”,定为“建设文化日本”的关键尽管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但他们还是拨出5亿日元专款,用以“促进一般生活的科学化”。”

韩国教育部长朴喜皓再也忍不住了,立即站了起来,急不可耐的问道:“刘司长,美国对此就视而不见?难道他们愿意看到昔日的敌人再次发展起来?”

日本占领朝鲜期间,对朝鲜除了掠夺还是掠夺,并未像对台湾那样进行“皇民教育”。这导致琉台南韩四地当中,韩国的科教最为落后。而科学教育又不是短时间能追得上来的,朴喜皓部长有此反应,刘晓忠并不感到奇怪。

“朴部长,日本这种定义战败责任的实用主义作法,无疑是保守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刘晓忠司长沉思了片刻后,苦笑着解释道:“正如拆开织物的松脱线头一样,这种作法正是拆开日本帝国架构的线索。首要的是欺骗国民,虽然败在了‘鬼畜美英’手上,而造成本质上落后、非理性、压抑体制和战败的,却是不负责任的领导者。

从而使上当受骗的意识深植人心,潜移默化的让人们倾向于多元化、平等、民主、负责任而且理性的体制,而这正是美国政府所期望建立的社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原子弹的发明,反映自由民众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时,他发现日本民众竟然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只有在自由精神之下才能得到发展。而日本上下倡导的科学,又需要民主和自由这个大前提。可以说这与美国的对日政策是一致的,我们实在找不到美国政府反对的理由。”

刘晓忠刚刚说完,胡适就从专家教授席上站了起来,接过工作人员递上的麦克风,异常凝重的说道:“日本科学家中绝大部分学成于欧美,他们拍手欢迎‘科学’这一新的信念。战败后首批派往日本的美国科学家,就能切身体会到这一绝妙的感受。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教授朋友,接管东京海洋研究所时,在研究所大门上看到的一份通知就能说明一切。直至今天,通知的内容我仍然记忆犹新,日本科学家们是这样留言的:

这是一所具有六十年以上历史的海洋研究所。

如果您是从东海岸来的,您可能会知道WoodsHole、MtDesert或者Tortugas。

如果你是从西海岸来的,您可能知道PacificGrove或者PugetSound生物研究所。

这里是像他们一样的场所。

拜托您细心照料这个地方,保护我们继续和平研究的可能性免遭破坏。

您可以毁掉武器和战争设施,但请为日本研究者保留民间设备。当您在这里完成了工作,请通知大学,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科学之家。”

可怕的民族可怕的国家

他们现在的信念已从之前的武士道,成功转型为了科学。其重视程度和基础,都不是琉台南韩四地可比拟的。令人更为担忧的是,这么个可怕的豺狼国家,离韩国和琉球又是那么的近。众人赫然发现,如果不奋起直追这么个前科累累的国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果说北朝鲜当局是眼前的威胁,那日本将是未来的威胁。不但直接威胁到隔海相望的韩国和琉球,甚至还会像历史上一样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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