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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狠狠咬了一口三明治。
想起另一个彼得。夜晚的争吵、激辩、一个人吃晚餐。一想起过去的愤恨，果然马上平抚了情欲。我吸饮一口可乐。为什么会常常想起彼得？如果我们能有再来一次的机会……谢了，少来这套。
自我放松治疗并不管用，我干脆再把露丝印给我的清单看一遍，并小心不把酱汁滴在文件上。我翻到第三页，想看看露丝勾出来的三件案子，但是她的铅笔刚好画在字上，看不清楚。我好奇地拿橡皮擦把铅笔痕擦掉，阅读内容。有两件案子是关于尸体被塞人桶子里，再倒进硫酸。用化学药物毁尸的情况越来越流行。
第三件案子让我有点迷惑。从编号来看，这是法医研究所在1990年的案子，主持解剖的是派利第博士。没有列上验尸官的名字，在名字那一栏则填上：单身。至于出生日期、解剖日期和死因等栏位都是空白的。唯独备注栏被填上“四肢切断／恶意”才会被露丝搜寻出来。
吃完三明治后，我到中央资料室调出这份档案。里面只有三样东西：一份警方报告，一张法医的解剖结果，以及一个装有相片的信封。我看过相片，读完报告，便直接去找派利第。
“有空吗？”我对着他微驼的背影说。
他从显微镜上抬起头，一只手拿着眼镜、一只手拿笔。“请进，请进，”他慌忙把眼镜戴上，请我进去。
我的办公室里有窗户，而他有的是空间。他跨着大步横过办公室，走向摆在一侧的沙发和茶几。他伸手探入研究服口袋，掏出一包香烟递给我。我摇摇头。每次来找他都要历经一次这样的仪式。他知道我不抽烟，但每次都会递给我。和克劳得尔一样，派利第也是相当固执。
“有什么事要我效劳？”他说，点上一根烟。
“我对你以前解剖过的一件老案子很好奇，1990年的。”
“噢！老天，我怎么可能记得这么久以前的事？有时我连我家地址都记不清，”他倾身向前，一手托住下巴，露出一副耍诈的表情。
“有时候我还把地址写在火柴盒上。”
我们一起大笑起来。“派利第博士，我想你一定记得每一件你想记的事。”
他耸肩晃脑，一副无辜样。
“别闹了，我把档案带来了，”我把档案夹打开。“警方报告说尸体被装在运动袋里，丢弃在公车站后。一个酒鬼打开它，以为里面有什么好东西。”
“没错，”派利第说：“正直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应该聚集起来组织兄弟会。”
“反正，他不喜欢那个气味，他说……”我快速浏览警方笔录，念出当事人说的话。“撤旦的气味从那袋子里窜出来，包围了我的灵魂。”
“好诗，我喜欢。”派利第说：“他为什么随便就出口成章。”
我不理他，继续看下去。“他把袋子提去给车站管理员，是管理员报的警。他们发现袋子里是一个用桌布包裹起来的尸体。”
“真恶心，我想起这件案子了，”他伸出一只枯黄的手指比向我。“毛骨悚然，恐怖极了。”他脸上装出害怕的表情。
“派利第博士？”
“那是终站猿猴命案。”
“我没有看错这报告吧？”他扬起眉头，不明白我的意思。
“真的是猴子？”他严肃地点点头。“卷尾猴。”
“它为什么被送来这里？”
“因为它死了。”
“我知道，”每个人都会说笑话。“但是为什么会送来验尸？”
我脸上一定露出希望他直接讲答案的表情。“因为袋子里的尸体很小，又被剥了皮分尸。谁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警方还以为是胎儿或新生婴儿的尸体，所以才送来这里。”
“这件案子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我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答案。
“没有，只是一只被肢解的猴子。”他的嘴角上扬，微微笑着。
“没什么不一样，猴子还不是就这样杀的。”
问了等于白问。
“那你们知道谁是那只猴子的主人吗？”
“说实话，我们还真找到了。这个消息一见报，马上就有一个家伙从某所大学打电话来。”
“魁北克大学吗？”
“对，我想应该是。他是生物学还是动物学家，我搞不清楚了，反正他说英文就对了。啊，等一下。”
他起身走去拉开一张抽屉，翻拣了一会儿，拿出一捆橡皮筋绑住的名片。他把橡皮筋剥去，从中挑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就是他。他来指认猴子的时候，我看过他一眼。”
名片上写着：派克·拜雷博土，魁北克大学生物系教授。名片上还有电子信箱、电话号码、传真号码和地址。
“事情怎么发生的？”我问。
“那位先生在学校养这只猴子作研究用，结果有一天他到学校里，发现猴子不见了。”
“被偷了吗？”
“被偷？被放生？自己逃走？谁知道？”
“他是看到报纸才知道自己的猴子已经死了？”
“没错。”
“它怎么了？”
“猴子吗？”
我点点头。
“我们把它还给……”他指着那张名片。
“拜雷博士。”我替他说。
“没错。因为它在这里无亲无故。至少，在魁北克没有。”他一脸正经地说。
“我明白了。”
我再看了这张名片一眼。这件案子看来没什么了，我的左脑说，但在此时，我却听见自己问道：“这张名片能借我吗？”
“当然。”
“还有一件事，”我一边收捡东西，一边问：“你为什么要称这件案子为终站猿猴？”
“这，很明显。”他回答，语气有些惊讶。
“明显什么？”
“那猴子呀。它不是走到一生的终站了吗？”
“原来如此，我懂了。”
“还有，这是它被寻获的地方。”
“那里？”
“终站啊，公车终点站。”
有些事情真的需要经过翻译，真不幸。
那天下午剩余的时间，我把这四份档件全输入先前我在电脑画好的表格中。发色、眼色、肤色、身高、宗教、姓名、生日、住址、星座……我把一切能填上的都填上了，计划最后再来一一比对。甚至我还怀抱期望，也许等我表格做好，就会自动发生她们之间的关联。也许，我现在只是需要有一件事情做，好让我不要胡思乱想。
到了4点15分，我再拨一次电话给莱恩。他虽然不在座位上，但接线生说她刚刚有看到他，于是便替我找人去了。我拿着话简等，目光落在那只猴子的档案上。在无聊中，我把照片倒出来。照片两种，一种是拍立得照的，另一种是五乘七的彩色照片。接线生回来了，她说到处都找不到莱恩。好吧，她叹口气，再去咖啡室替我找人。
我翻动这些拍立得照片。一张猴子尸体送进陈尸室时的相片。一张紫黑色运动袋的相片，拉链拉上和拉开的都有，后者可看出袋里有一捆东西。接下来那张照片是那捆东西放在解剖台上拍的，还没有解开捆绑。
剩下的六张相片拍的是猴尸各部位。由放在解剖台上的小刀，可以看出尸体的确很小，比胎儿或新生婴儿还小。腐烂的情况很严重。肌肉已开始发黑，上面好像还爬有小虫。摄影者站的位置太远，尸体表面又太脏了，我只能概略分辨出头部、躯干和四肢，无法看得更清楚。
接线生回来了，她肯定莱恩不在那里。我只好再留个话，便挂断电话，等明天再和他联络。
这些五乘七彩色相片的摄影位置较近一些，而且尸体也清理过了，一些拍立得相片看不出的细节，现在都清晰可见。这个小动物被剥了皮、切成数块。拍照片的人也许是但尼斯，他已经把尸块按原来的位置排列好，才开始拍摄。
我翻开这些照片，不由得想到肉商宰好待炖的兔子。只有一个部分例外，第15张相片展示出一只细小手臂的末端，有四根完整的指头和一根向手掌内卷曲的拇指。
最后两张照片拍的是猴子的头部。去掉毛皮，猴子的头部看起来真的很像初生胎儿，赤裸而脆弱，只有桠柑大小。不过，尽管它脸看起来很平，五官酷似人类，但不需要请教珍·古德（Jane Goodall），就能知道它不是人类小孩。它的嘴里长满牙齿，连臼齿也长出来了。我计算了一下，上下左右各有三颗小臼齿。这只“终站猿猴”是从南美来的。
这只是另一个动物尸体的案子，我对自己说，一边把照片放回信封。我们经常会处理这种案件，被猎人遗弃剥了皮的熊爪、被宰杀猪羊的废弃器官、被丢人河中的狗或猫。总是会有人误把它们的尸体当成是人。不过，人类的残忍总是让我震惊不已。我永远也没办法适应。
为什么这个案子会引我注意？我又看了一次五乘七照片。我知道，是因为猴子也是被人分尸的。很好。我们经常看到动物尸体，有些混蛋会以虐杀动物为乐。就这件案子而言，也许是一位被当掉的学生，拿教授养的猴子出气。
看到第15张相片时，我停住了，目光被钉死在相片上。再一次，我又感到胃部打起结来，我看着这张相片，伸手拿起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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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头在说话 二十三
在下课后，再也没有比学校大楼更空的地方。这使我想到中子弹爆炸后的遗迹。日光灯照耀，水池喷着泉水，钟声按时响起，电脑终端机诡异地运作，人们都不见了。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疾步跑向课堂，也没有键盘敲打声。整个校园沉静得就像地下墓穴。
我坐在魁北克大学派克·拜雷教授的办公室外的长椅上。离开法医研究所后，我先到健身房运动，再到超市买了一些日用品，然后吃了一份蛤蜊酱意大利面。现在，我则是一个人不耐烦地在此等侯着。
若说生物系很安静，不如说它像夸克一样小。楼上楼下各教室办公室的房门都早已关上，而我不仅把走廊上布告栏的内容全看过，而且看了两次。
我第一百万次低头看表——晚间9点12分。该死，他9点下课，现在早该出现了。至少，他的助教是这么说。我站起来，来回距步。似乎等人就一定要踱步……9点14分。混帐。
9点30分，我放弃了。当我把皮包挂上肩，准备离开时，我听见从视线以外的地方传来一扇门开启的声音。一会儿后，一个抱着一大叠实验书籍的男人匆忙从转角走来。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羊毛衫，一边走一边调整手臂姿势，以防书本掉落。我猜他的年纪大约40岁左右。
他看到我，便停下脚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正准备自我介绍时，一本书从最上层滑落。我们一起向前想接住那本书，结果，他原本捧住的书全垮了。大大小小的书本像纽约市新年洒的碎彩纸般，一下子全四散在地上。我们一起花了几分钟把书一本一本捡起来，然后他打开办公室大门，把这整叠书放在桌子上。
“很抱歉，”他讲的英文有浓厚的法国腔。“我……”
“不要紧，”我说：“我一定吓到你了。”
“是……哦，不。是我不对，我应该分两次拿。我每次都这样。”他说的并不是美式英语。
“这都是实验用书？”
“是的。我刚才教的是生态学。”
在河岸那端，夕阳的光芒透进窗内，轻轻映在他的身上。苍白粉红的肤色，浆果般红的双颊，香英兰色的头发。他的胡子和睫毛都是琥珀色的。他整个人像是烧出来的，而不是晒出来的。
“听起来满有趣的。”
“希望我学生们也这么想。我能……”
“我是唐普·布兰纳，”我说，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名片给他。“你的助教说我可以在这个时候来找你。”
他接过名片，我把来意表明。
“没错，我记得那件事。那只猴子不见了害我难过得要死，它总是逗人开心。”突然，他叫道。“你何不坐下来谈？”
我还来不及反应，他便匆忙把一张椅子上叠的书籍杂物全搬到地上。我趁机环顾四周。他的小办公室让我联想起洋基队的体育馆。
在办公室内每一寸墙壁上，只要有空位，就贴上各种运动的照片。棘鱼、珠鸡、狨猴、疣猪，甚至土豚，完全不按动物分类法，乱七八糟地挂在墙上。
我们面对面坐着。他坐在办公桌后，脚搁在一只拉出一半的抽屉上，而我则坐在挪出空位的椅子上。
“没错，它真能逗人开心，”他又说了一次，然后话题一转。“你是人类学家？”
“嗯哼。”
“熟悉灵长类？”
“不，曾研究过，但不太熟。我曾在夏洛特的北卡罗来纳大学人类学院教书。有一次我开过灵长类生态或行为学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