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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在决策失误且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时，一向有“交学费”的说法。倘若有谁深究，他们还有一个坚固的盾牌：“集体讨论决定”，正所谓法不责众，能与之何？
哀哉，城址之惑！
巴东，新城“学费”知多少
人们也许记得，中央电视台曾于1995年两次在“新闻联播”发布湖北巴东县城大面积滑坡的消息。消息使省市领导震惊，连国务院总理李鹏也坐不住了，除打电话询问实情，还于当年11月10日
专程到滑坡现场视察。
1995年6月10日清晨5时45分，巴东县城居民绝大部分尚在睡梦之中，二道桥沟发生滑坡，淹埋11人，死亡5人，坍塌新建的平湖路60米，其直接经济损失约1000万元。
1995年10月29日，又是清晨5时左右，黄土坡青竹标小区发生严重滑坡：209国道200米公路坍塌向江面推移近40米，2000多株柑桔树倒在田间，数十幢民房倒塌，滑体推入长江80米，形成严重碍航的约3万立方米的“江心洲”。据测算，此次滑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所幸早在此次滑坡前，便有全国勘测大师——长江委勘测设计院崔政权总工程师频频发布警告并督促周边单位及人员转移，否则，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难以估量。
采访崔政权先生时，记者一再追问：巴东县为什么置古滑坡体地址于不顾，硬把新城建筑在黄土坡上？
崔政权露出苦涩的笑容，勉强回答说：“长江委92年5月赴库区初勘时，我就向有关领导说过，黄土坡一带要禁止大兴土木，否则会出大事的。话是说了，他们不听。”
为什么不听呢？
记者又请该县移民局负责同志作答，这位把崔政权奉若神明的局长介绍说：1979年，某院对巴东新县城进行过详细勘查，其结论是，“以黄土坡作为建城新址是可取的”。而1982年的一份报告则断定，黄土坡新址不存在深层的大规模古滑坡，从整体来说是稳定的，“可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地质依据。”
崔政权说：“人家有专家作的地质报告，以为上了保险，我们来时新城建设正热火朝天，泼冷水的话哪能听得进去？直到真的出事了，人家才信我们，还聘我做地质顾问。可是损失呢？数字惊人。”
据调查了解，已初具规模的巴东新县城迄今已累计投资1。8亿元。按崔政权保守的测算，黄土坡上已建的十几万平方米建筑物，要确保其稳固，投入整治的经费还得6000万元。
鉴于地质原因，黄土坡新城址废弃了。记者相信，新城址确定后，照样又会敲锣打鼓热闹一番，而1。8亿也好，6000万也罢，统统不过是“学费”而已。
奉节，“民主决策”定新址
从1984年起，由四川省城建环保厅牵头，中国城建规划设计院、四川省城建规划设计院等10余家单位及地县两级政府组成庞大队伍，对奉节新城进行了全方位的勘寻、筛选。
几经周折，选定县城上游的二沱、县城背面的莲花池、县城至白帝城之间的宝塔坪三处，进行重点论证。此后，长江委提出了另一个城址：朱衣。
几经争论，二沱方案舍弃了。但围绕莲花池、宝塔坪和朱衣，三方各执已见：奉节县政府坚持“不脱离长江，不脱离历史背景，不脱离白帝城风景旅游区”的三不原则，主张就近后靠的莲花池方案；四川省有关部门坚持宝塔坪方案；长江委则始终认定地质条件好的朱衣方案是新县城的唯一选择。
结果呢，奉节县委托中国地质大学对宝塔坪进行了环境地质研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完成了新县城的总体规划。
要说奉节的“父母官”对新县城的选点不积极不慎重，未免冤枉。曾几何时，当新城方案难以定夺之际，县里组织过一次规模空前的选点“民意测验大会”，要求县直镇属各单位负责人426人投票表决草堂、莲花池方案，结果有370人以绝对优势赞成紧靠白帝城的草堂方案（据说此次投票资料保存在县城建局）。
1993年12月8日，宝塔坪（草堂）新城建设拉开序幕。
1995年3月31日，四川省建委发文批准了进行修编后的奉节新城总体规划。四川城规设计院受托将原宝塔坪（草堂）规划详化为以宝塔坪为中心、多区环绕的格局。其政治中心仍在宝塔坪，另开发莲花池、金盆、南岸3个小区。
通过一年多的奋战，新县城“三通一平”初见成效：建成沿江大道、小区主干道、滨江大道共四条，日供水万吨的白帝水厂土建完工，累计开挖土石方110万立方米，回填45万立方米，耗资近亿元。
其实，对奉节新城贪大求洋的的修编方案，肖秧省长1995年4月15日视察后已有明确指令：奉节的县城拉得太长，10亿元移民迁建费肯定不够，要集中搞宝塔坪。新城的选址也有问题，容易塌方。这两个问题要认真研究。新城要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建，不要动辄就是好多平方公里。新城的骨架和道路、水、电等设施要着眼长远，科学合理。
1995年9月12日，崔政权一行12人来到奉节，对新县城进行了再次详细勘查后得出结论：无论从地质还是地形方面考虑，宝塔坪不宜作为新县城中心！
1992年崔政权曾对宝塔坪（草案）方案提出异议。即使硬要建，他也拦不住，但希望奉节县政府充分考察他提出的“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依山就势，避免大挖大填”等6条意见。
令人遗憾的是，崔政权的意见被束之高阁。新城建设过程中的大挖大填，导致新辟公路塌方不断，其大规模的“三通一平”才被迫停止。
科学是无情的。无论奉节人多么不情愿舍弃宝塔坪，在严重的地质问题面前，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重新选择——按照国务院确定的由长江委作出的城镇迁建规划，在朱衣重新建设奉节新县城。
已耗费的近亿元投资，自然又该划入“学费”之列。
大江截流在即，奉节人，你们耽误了太多的时间啊！一旦形成“水赶人”的可悲局面，这“学费”谁能交得起呀？！
凤凰岭，真能栖“凤凰”么
1992年12月26日，在隆隆的炮声中，秭归县新县城在江南凤凰岭剪刀峪剪彩奠基，县城命名为凤凰镇，寓意：“凤凰展翅，经济腾飞”。
新县城规划区占地42。56平方公里，人口规模3。5～4万人。按功能划分，凤凰镇有中心区、工业区、文教卫生区、风景旅游区和茅坪集镇5个小区，基础设施近期建设总投资近6亿元。
要想规模大，气势雄，则必须挖岭填峪，方能成为“人造平原”。该县新城建设管委会斥资6000万元，于丘陵地带大挖大填，硬是造出了50万平方米的回填地基。这一“创举”，相当于老县城的淹没面积，其惊人之处在于：最大回填厚度近40米，且无任何补强措施。
今天，当记者前来采访凤凰镇时，人造平原上的基本建设已初具规模，幢幢新搂矗立，条条道路逼直，壮则壮矣，然长江委专家的话响在耳畔，脚踏在新城的土地上，心里颇不是滋味。
长江委有关专家认定：剪刀峪回填土的密实度和一些参数达不到技术要求，须研究补强方案并且实施后，才能搞建设，否则这座新城建设尚未完工就会出问题，甚至成为一片废墟。
怎么办呢？
“危言耸听”的规劝乃至警告，阻止不了新城建设者的步履，秭归的“父母官”高枕无忧，根本不相信长江委的专家，根本容不得他们辛辛苦苦开创的业绩有人“抵毁”。
结果如何，看来只好由时间来检验了。
但，离此不远的宋家湾——宜昌县乐天溪新镇被迫改迁至烟竹园却已是事实：大挖大填后堆积如山的回填风化砂在宋家湾形成了一座人造滑坡体和泥石流源。
还有一个事实：湖北兴山县新城选址也曾一度争论不休，多数人希望依山取势、就地后靠。但一场暴雨后形成的后山滑坡毁灭了人们的希望，县政府根据长江委提出的方案，确定将县城后移40里，
迁至地质条件好，地形开阔的古夫“安营扎寨”。
城址之惑，困扰库区久矣。古老的川江沿岸，每座县城的历史都很悠久。而从古至今，受地域限制，每座县城的面貌变化皆很缓慢，缘由即是可用于城市开发和建设的土地资源匮乏。象巴东县城临江的“吊脚楼”街面结构，便是最典型的例证。
据专家介绍，三峡库区地质构造复杂，除了火山活动和冰川活动之外，它几乎包容了所有的地质问题。而库区各县在新县城选址时，总是倾向于依托长江之便和沿江环境，实施就地后靠。而事实上，这往往是一厢情愿。
上述已采访的几个县，因地质原因而暴露的新城选址问题，记者真城地希望能引起其它县“父母官”们的高度重视。记者尚未来得及走访的地方，其城镇建设选址未必就不存在地质问题或“交学费”的事件。因为：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于移民，新城迁建的成败关系到移民生命财产和库区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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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淹没线下滥搭乱建备忘录
拟定这么个标题，似有对三峡库区人民不敬之嫌。不少朋友建议我免写这一章，说可以“少惹麻烦”。
我则说：假如你们也象我一样爱到库区跑，有了“耳听是虚，眼见为实”的真切印象，为三峡工程，更为三峡库区的老百姓着想，大概也憋不住要写哩。
在“禁区”建房，建都建得，为什么写不得？
在“禁区”种树，种树人是何居心？
在“禁区”架桥修路，所耗费的钱财，难道是滚滚长江漂来的吗？
在三峡库区各县市，在那高悬的“警戒线”下，好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都喊没钱，却都在淹没区内投资
最近一些年，三峡库区各县市的领导，陆陆续续接待了无数批中央和各级部门组织的三峡考察团，也直接与许许多多的中外记者接触或接受采访，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位不叫穷的。
穷，而且叫唤，而且是出以公心，怎不令人同情？
既然同情，就该支持；
有了“支持效益”，且“得来全不费功夫”，谁不乐意这么做？
因此，中国就有人“怕富”：一个工厂盈利多了，会很快被人“抽血”；一个乡村搞红火了，会很快“引火烧身”；一个人发了财，会立即被人“暗中调查”……
三峡库区的“贫困”，固然有三峡工程几十年“不上不下”所造成的客观原因，国家及四川、湖北两省不在此地摆项目，谁能与之柰何？
但，主观原因和人的因素呢？在毛泽东时代，不是“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么？
三峡库区之所以几十年没出现“奇迹”，不大客气地说与两省委派到当地“革命”的干部颇有关联。几十年来，被委派到库区“上任”的“县太爷”们，没几个认为这是一种荣耀——即使是“升格”。多数干部认为，到库区去工作是“受苦受难”，是“被排挤”……试想，有这种“逆反”心理，这位或者那位能象“种子”去那里“在人民心中生根开花”吗？
走马灯似地易帅换将，在库区各县习以为常。
当然，也不乏货真价实的能人和实干家。他们也曾想“既来之则安之”，想带领群众认认真真干一场。可一调查，一召集会议，到属地的各个角落一看，往往大吃一惊。
他心中的目标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一呼”不能“百应”，一条严厉措施的“红头文件”，还未到基层就早已“面目全非”，真正执行的便不是他这个“父母官”的意志了……
说改革，谁都喊得震天响，可行动呢？
于是，“唱功好做功差”，成了时下许多“父母官”的代名词。
客观地讲，“哭穷”要救济，并不是三峡地区干部的“发明”。
事实上，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有关人士，对三峡库区警戒水位线以下悄然兴起的“建房热”、“种树热”，早有察觉。他们发现这个“穷”地区，原来并不是真穷。
有位热心人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