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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等会儿会看到一位夫人出来。你跟上她，保持二十米的距离。”
“那她马上会发现我们的，老板。”
“不会的。她脑袋里装了很多的事……注意看，她出来了。”
埃莱娜·沃塞尔甚至连天空都不望一眼，她在蒙蒙夜雨中走得很快。暴雨已经把街道冲洗得干干净净了。不时地，有路人在奔跑着寻找一处蔽雨的地方，他们会在她身边转一转，而她却一直往前，像个梦游者。她走下了塞巴斯托波尔大道。
“她会去找这位好心的勒诺曼先生吗？”拉乌尔在想。
在夏特莱广场，她在一个邮筒前停下来，把信塞进了邮筒。
“老板！她都淋湿了，这可怜的女人。我们能帮她做点什么吗？”
“不行。现在还为时过早。继续跟上去。”
埃莱娜·沃塞尔转到梅吉斯里沿江道，穿过新桥，又走上卢浮尔沿江道，然后突然消失了。
“老板！她是从通往陡峭河岸的台阶走下去的。”
“看到了。停在前面。”
拉乌尔跳到地上，三步并做两步地跑下台阶，还扭了一下脚，差一点失去平衡，跌跌撞撞地跑到了陡峭的河岸。但为时已晚。她刚刚跳下水去。
拉乌尔甩掉上装，跳进水中。他对各项体育运动都很谙熟。他用几个漂亮的蛙泳动作就游到了她的面前。水比较冷，水流也比较急。埃莱娜·沃塞尔已经窒息了。她在他的怀中失去了知觉，这倒为他们游回河岸提供了便利。拉乌尔不无艰难地站起身，抱着绝望者的一动不动的身体，走上台阶。
“没有头脑。”他咕哝着，“人家对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心，于是人家也就投河了。像这样，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啦。这过于简单了……给我打开门，牲口。抓住她的腿……如果她的胸部没有炎症的话，那她还算走运。我还担心她会干出蠢事来呢，结果她却走到了我的前面……好啦！快一点！……去圣芒德。你知道去谁家。”
拉乌尔当然在他的车里有一个急救药箱。他让可怜的女人唤了盐，再用旅行背袋把她包裹起来。她呼吸困难。两只鼻孔紧紧夹着，双眼紧闭着，她呈现给拉乌尔的是一张忧郁的面孔。他觉得自己非常无能和十分难过。眼下最紧急的是要暖和她，给她一份热饮料和让她好好睡上一觉。维克图瓦尔，他的老奶妈，会细心照顾她的。汽车很快跑完了该跑的路程，在一所前面有座小花园的小楼前停了下来。
“你！”维克图瓦尔叫了起来，“怀里还抱着个女人！”
“别总是这么抱怨，我的好维克图瓦尔。”
“你们从哪儿冒出来的？”
“从塞纳河里。”
“我的打蜡地板呀！全都弄湿了！”
“在前面带路……把床上被子铺开……别为你的地板唉声叹气了，我们会把它收拾好的，别害怕。”
他把埃莱娜·沃塞尔抱进了房问。
“你让她睡觉，给她治疗，你要向我保证她的一切。”
“可是她是什么人呢？”
“一个可怜的女人，儿子蹲了牢房。”
“就是那个可能杀了议员的小伙子？”
“正是。”
“我的老天！生活太悲惨了！”
“我明天再来。现在，我要去弄干我自己。我也一样，我也需要换一换呀！……”
第二天九点钟，勒诺曼先生像往常一样地整理他的信件。他不时地咳上两声，含上两片药。
“感冒啦，首长？”办公室的听差问道。
“都是昨天的雨弄的。”勒诺曼先生哀怨地回答道，“我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妈的！”
只一眼，他便认出了正拿在手中摆弄的黄信封。这是前一天沃塞尔夫人写的那封信。这就是说她在死前是要向他说些什么的。是要告诉他，他是她的死的直接责任人，或者是某些与此相类似的东西。勒诺曼先生无需打开这个信封。信封上写得很潦草的地址，足可以向他展示出可怜女人在做出最终决定时的焦虑不安。勒诺曼先生把伸向裁纸刀的手缩了回来。还有什么必要呢？他把信塞进了口袋。他并不高兴，但是却很激动，因为他不承认自己是使沃塞尔夫人的儿子受苦难的责任人，另外，也因为他希望能使沃塞尔夫人尽快恢复极好的情感。拉乌尔·德·利美古为勒诺曼先生的理由进行了辩解，所以他才满怀希望地在中午时分赶到了圣芒德。他穿戴得整整齐齐，自以为可以引起今后将受他保护的这个人的关注。从关注到友谊，只有咫尺之遥。
“嘘！”维克图瓦尔为他打开门时说道，“她正在睡觉。”
拉乌尔把她推进了厨房。
“谈谈情况。”
“没有什么好谈的。”维克图瓦尔悄声说，“她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我肯定她会恢复过来的，这只可怜的小鸽子。今天早上，她喝了一碗牛奶咖啡。”
“然后呢？”
“然后她向我提了一些有关你的问题。”
“啊！”
“是的。谁救起的她……我们是不是亲戚。她在埋怨你。”
“什么！这可有点过分啦。”
“是的。她说你不应该插手，而且她还会去死的。”
“我倒真想看一看了。我要跟她谈一谈。你去把她叫醒。”
“不行。”维克图瓦尔气愤地反对着，“你真没有良心。”
“好啦！别光说蠢话。”
他装出要朝门口走去的样子。
“我求你啦。”维克图瓦尔恳求道。“为什么非得让我对你百依百顺呢！在我上楼去让她准备的时候，请呆在这儿。”
很快地，天花板上响起了忙乱声，是搬动椅子的声音，还有维克图瓦尔的沉重脚步声。突然，一阵轻微的顿足声令拉乌尔心跳不已。她起床了……小壶发出叮噹声……她在洗漱。那么，她已经好多了。现在，维克图瓦尔正在帮她梳头。头场戏的幕布即将拉开了。
楼梯在维克图瓦尔的重压下发出了吱嘎声。
“她在等你……但别让她太累了。”
拉乌尔轻轻把她推到一边，几大步就跨到了楼上。他发觉沃塞尔夫人蜷缩在扶手椅里，穿着维克图瓦尔的一件晨衣。她的脸上显现出刚刚经受过不幸的痕迹。他走上前去。
“拉乌尔·德·利美吉。”他自我介绍着，同时鞠了一躬。
她没有向他伸出手来。她总是觉得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而突然闯进她的生活的这位先生只能唤起她极其有限的信任。
“我从那里经过，”拉乌尔继续说道，“您正投河。我连考虑都没考虑，就跳下水去了。”
由于她始终保持沉默，他以平和的语气继续说道：
“难道我做错了吗？我向您吐露一个秘密……我也一样，我认为自已被无尽的悲痛摧垮了……我也一样，我想结束这一切……可是，我仍然活着，因为生活还是值得人们去爱的。您知道的，只有一种痛苦是无药可救的：厌世。”
他微笑着。他猜测要不惜一切代价提起她的兴趣，运用反常的手法让她分心，缩小他行动的能及范围。
“好啦！为什么像您这样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人会想到自裁呢？……一次失败的爱情？……不，不会是吧？……是什么噩运？我会感到惊讶的。或许是一件丧事？……啊！我猜对啦。但我对此很伤心。请别勉强我……我理解您吧？突然一下子，我们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形孤影单……可是有我在呀，有我。我是您的朋友。在救生者和被救者之间，必然有一种联系，真见鬼！……所以，您都告诉我吧，因为我，在此前我已经原谅了您……”
于是她开始说话了。她对一位向她俯下身来的，并且像个出色地听忏悔的神甫一样的陌生人讲述着她儿子遭受指控的两项罪行。她讲述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的不幸婚姻。
拉乌尔只打断了她一次，为的是告诉她：
“您完全可以离婚呀！”
“我并不愿意，是为了奥利维埃。他很爱他的父亲。”
接下来，她又抱怨起勒诺曼先生来了。
“我太天真了。他听我说了，当然啦，但是他并没有相信。其实奥利维埃什么也没干。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是事实。噢！这位勒诺曼先生真是一位冷酷无情的人。根本就不需要思考，我很快就明白了，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因为他非常能干，不对吗？”
“司法部门是个庞大的机器，夫人，它只不过是一个国家机构。”
“可是您，先生……假如您处在他的位置上……您刚刚听了我的陈述。您相信我吗？”
“嗯……相信。”拉乌尔说，同时越来越显得尴尬。
“那么，他为什么不呢！”她大声喊道。
“这无疑是因为他掌握了我没有的资料。而且他可能不能完全自由地做决定。您对他的印象是笼统的，我向您保证。”
“我认为您在为他说话。”
“是的。”拉乌尔肯定地说，“因为我清楚他所处的位置。”
惊讶和责难之情在埃莱娜·沃塞尔的脸上流露出来。
“这是一次机会。”拉乌尔继续道，“我或许可以为您的儿子做些有用的事。但是不要期望过高。案件已经不在勒诺曼先生的手中，而是到了福尔默里法官的手里，很多事情也就随之改变了。然而，我知道，勒诺曼先生会听我的。我争取今天见到他。”
她抓住了他的双手，她的双颊染上了明显的羞红。
“谢谢，噢，谢谢。”她激动地说着，“您无法知道感激之情……”
突然她的脸色变得忧郁起来。
“我的天！”她喃喃道，“但愿没有这封信呀！”
“什么信？”
“我寄给勒诺曼先生的那封信。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已经彻底绝望了。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我走进了一家咖啡馆。我先写了一封长信，里面都是责怪勒诺曼先生的话。我对他说，由于他的过错，我要死。您想象得到在这种情形下您头脑中能够生成的所有疯狂。但是，我还是思考了一下，这样的信会激起他的恼怒，一种会迁怒于奥利维埃的恼怒。于是，我撕掉了它，我又另写了一封，只是告诉他我要去死……”
“可是您并没有死呀。”拉乌尔打断道。
“没有。”
“而您害怕，当勒诺曼先生知道您还活着时，会认为您在撒谎，您跟他兜圈子，为的是救您的儿子，可是就连您都不敢肯定您儿子真的是清白的。”
“是的。确实如此。”
“您是想不惜一切代价地把这封信收回啦？”
“是的。”
“它在这里。”
他从口袋里抽出信来，把它递给了埃莱娜·沃塞尔。
“接着。”他说，“看好，它可没有开封。勒诺曼先生没有看它。”
“这怎么可能呢。”沃塞尔夫人喃喃着，“怎么……”
“嘘！您真的希望我来负责奥利维埃吗？那么，我请您要对我绝对地盲目服从。任何时候都不要向我提问题。绝对不要。您答应吗？”
“是的。”
“请您绝对相信我……也请您相信勒诺曼先生，因为您肯定会被召去见他的。”
“可是……”
“我说了：不要提问题。而且您也已经答应了。”
一种仍然含有的羞怯的微笑，一种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微笑，使埃莱娜·沃塞尔满脸生辉。
“您到底是什么人？”她喃喃着，“魔鬼？”
“谦虚地说，应该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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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为时已晚
奥古斯特·奥贝尔特的葬礼，应该是最严格地在亲人和最知己的人中进行的，这是出于对形势的考虑，结果还是吸引来很多的人。弥撒是在圣奥诺雷·埃劳教堂举行的，没出任何事故。警察总署小心翼翼地在人群中安插了几位武装警员，以便必要时维持秩序，因为人们总有理由担心在离开教堂时，议员的追随者和未解除宿怨的政敌们会发出可怕的喊叫声和出现拥挤的场面。
勒诺曼先生站在离灵柩台不远的地方。夏洛特·奥贝尔特没有出席。人们传说她病了，但是勒诺曼先生知道她是没有勇气面对出席者的心怀恶意的目光。相反地，阿代尔·迪努阿，忠诚的女秘书，跪在跪凳上，脑袋埋在手中，好像情绪非常激动。她是在哭她的老板还是在哭自己失去的位置呢？更应该是为了她的位置！不过也许还有其它的事！其实，老姑娘不时地朝四周投去不安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