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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世别出心裁地故意让这个儿子在三十岁以前得不到一点亲政治民的教育，不幸的是老皇未能算准他自身的阳寿，死的那年尼古拉才二十六岁。新沙皇如今四十六岁了，这段时间里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手，他给人的那种冷静沉着的印象，究其实不过是麻木不仁的表现——头脑过于浅薄，思维毫无深度。报告俄国舰队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的急电送到他的手中，他看过后便往口袋里一塞，继续打他的网球。1913年11月，首相科科夫佐夫访问柏林归来，前来觐见报告德国的备战情况，尼古拉跟往常一样全神贯注，目不转睛，“直视我的两眼”。首相报告完毕，相对无语好久，“他才如梦方醒，神情严肃地说了句，‘愿神的旨意能完成！’”科科夫佐夫终于晓得，其实他是听得不耐烦了。
这个政体赖以支撑的底部乃是一支遍布国内的秘密警察，京城的各部局，外省的大小衙门，他们都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弄得连维特伯爵也不得不把他自己写回忆录所需的笔记和记录逐年寄存在法国一家银行的保管库里，以策万全。还有一位首相斯托雷平，在1911年遇刺身死，后来查出，凶犯竟是秘密警察，他们故意下此毒手，制造事端，好嫁祸于革命派。
在沙皇与秘密警察之间，充当这个政权的支柱的是一大批文官，他们是一个出身于贵族世家的官僚与官员的阶级，实际上行使政府职权的便是这批人。他们无需向宪政机构负责，只有沙皇的独断独行可以撤换他们，宫廷里勾心斗角成风，皇后又猜忌多疑，沙皇听从谗言，也就动辄罢官削职。大局如此，英彦俊硕都难以久安于位，有一位托词“体弱多病”而辞官不就的人引起了他的同僚喟然兴叹，“在这年头，人人都体弱多病”。
民怨接近沸点，终尼古拉二世一朝的俄罗斯，国无宁日：灾祸频仍，屠戮不绝，出师屡败，民不聊生而相继举义，终致酿成1905年的革命。维特伯爵当时曾向沙皇进谏，若不俯顺民心，畀予宪法，就须厉行军事专政，以恢复秩序。沙皇迫不得已而忍气吞声，采纳了前者，这纯粹是因为担任圣彼得堡军区司令的先皇的堂兄弟尼古拉大公拒不承担军事专政的责任的缘故。大公这一次坐失机宜，从此便永远得不到那些极端保守的皇权主义分子的宽宥，那些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血统和倾心德国的王公大人的宽宥，那些黑色百人团——“右翼无政府主义分子”——以及作为专制政权顽固堡垒中坚的其他反动集团的宽宥。他们觉得，曾经一度结成三皇同盟的三个帝制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比起西欧的民主国家来，德国更其是俄国的当然盟国，许多德国人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德皇本人有时也是这样想的。俄国的反动派把国内的自由派看成是他们的头号敌人，他们宁要德皇而不要杜马，这种态度跟日后的法国右派如出一辙，他们宁要希特勒而不要莱翁·勃鲁姆。只是由于战前二十年间德国自身咄咄逼人的气焰愈演愈烈，这才促使沙皇俄国一反初衷去跟共和政体的法兰西结盟。到了最后关头，德国的威胁甚至还把它跟英国结成一伙，但就是这个英国，使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可望而不可即已达一世纪之久。当今沙皇的一位皇叔，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曾于1898年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活到能听见英国临终时的咽气声。我每天向上帝热切祷告祈求的就是这个！”
弗拉基米尔一流人物主宰了这个完全保留着尼禄＇注：尼禄（Nero，37…68年），古罗马帝王，该王朝以暴虐、挥霍、放荡出名。——译者＇遗风的宫廷，朝廷命妇都从一个无知的拉斯普京＇注：拉斯普京（Rasputin，1872…1916年），活跃于俄国尼古拉二世宫廷中的骗子手。他曾冒充“预言家”和“神医”而钻入宫廷，并对国家大事起很大影响。拉斯普京的活动，是沙皇俄国高级统治阶层极端腐朽的表现。拉斯普京于1916年12月为保皇党集团所杀。——译者＇主持的午后降神会的刺激中恣意作乐。但是俄罗斯也自有其一批杜马中的民主派和自由派；自有其虚无主义者巴枯宁；自有其皈依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公爵；自有其“知识阶层”，关于这个阶层，沙皇曾经说过，“我最讨厌这个词！我但愿下一道诏令，让科学院把这个词从俄语词典里一笔勾销”；俄罗斯也自有其一批列文＇注：列文（Levin），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所写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主人公之一。他是贵族地主，想在宗法制社会基础上改善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结果幻想破灭。——译者＇，为自己的灵魂，为社会主义，并且也为俄罗斯的土地，内心备受煎熬，此恨绵绵无尽期；自有其一批绝望的万尼亚舅舅＇注：万尼亚舅舅（UncleVanyas），系俄国契诃夫所写剧本《万尼亚舅舅》的主人公之一。他没有理想，没有远大的目的，却把理想寄托在别人身上。为了那个人，他忘我地劳动，浪费了自己的青春，结果发觉那个人原来是个庸俗、渺小、毫无远大理想的人。他绝望，想服毒自杀，最后还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安下心来仍旧为偶像劳动，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死后的天堂。——译者＇；自有其独特素质，促使一位英国外交官得出结论，认为“在俄罗斯，人人都有点儿疯疯癫癫”的，就是这素质，一种叫做斯拉夫魅力的素质，半是无所用心，半是无所事事，一种上世纪末的百无聊赖的气氛，这种气氛有如一片薄雾笼罩着涅瓦河畔的那座城市，世人只知它是圣彼得堡，而不知它是“樱桃园”＇注：《樱桃园》，俄国契诃夫所写的剧本名。通过没落地主朗涅夫斯卡娅把樱桃园拍卖给商人陆伯兴以及他的女儿安妮亚开始独立生活等情节，展示了俄国1905年革命前夕社会情况和思想意识的变化。作者在剧本中嘲笑没落贵族寄生生活的空虚，并对未来寄予希望。——译者＇。
就备战的情况而言，只消举出一个人来便可以代表这个政权的全貌了，此人乃是陆军大臣苏克霍姆利诺夫将军。他是一个年逾六旬的矮胖子，诡计多端，游手好闲，寻欢作乐，他的同僚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对他有个评语，“要他干工作固然很不容易，可是要他说句老实话那就简直难如上青天。”1877年对土耳其的一仗中，苏克霍姆利诺夫是一员骁勇年轻的骑兵军官，荣获圣乔治十字勋章，所以他深信不疑，那次战役中学到的军事知识都是永恒真理。他曾以陆军大臣的身份出席一次参谋学院教官的集会，会上居然有人对诸如火力要素之类的“新花样”有兴趣，而不是对马刀、旗杆矛以及白刃战有兴趣，他对此斥责了一通。他毫不在意地说道，他听不得“现代战争”这个词儿。“过去的战争是这样，现在的战争也还是这样……这种种玩意儿都不过是邪门外道的新花样。拿我本人来说，二十五年来我就没有看过一本军事手册。”1913年，他把参谋学院的五名教官撤职，为的是他们都坚持宣扬什么“射击的组织与实施”的异端邪说。
苏克霍姆利诺夫的智慧，因其轻浮佻挞而显得狡黠机灵，也就失去了它的混沌纯朴的本色。他身材不高，细皮白肉，生就一张猫儿脸，蓄着一把整齐雪白的胡须，全身媚态十足，近乎奸诈，他既要存心巴结沙皇那样的人物，这些人也就无不入其彀中。在旁人眼中，例如在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的眼中，他的形相“使人一见便会产生不可信任的感觉”。内阁大臣的任免，全凭沙皇的一时兴致，苏克霍姆利诺夫之所以能得宠而不衰，靠的是一套谄媚迎合和曲意承欢的功夫，说点儿凑趣讨好的故事，来几下滑稽逗趣的动作，小心不去议论正经大事或不快意的话题，再加上小心侍候那位当时的“御友”拉斯普京。因此缘故，事实表明，什么营私舞弊和尸位素餐的罪名，什么闹得满城风雨的离婚丑闻，甚至连轰动一时的间谍丑闻，也都对他的地位毫无影响，他仍好官我自为之。
1906年，苏克霍姆利诺夫迷上了一个外省省长的二十三岁的夫人。他千方百计栽赃诬陷，策划离婚，甩掉那个丈夫，娶了这个绝色尤物作他的第四任夫人。他生来是个懒坯，从此以后便越来越把公事推给下属去办，用那位法国大使的话来说，“把他自己的全部精力专门用来跟一位比他年轻三十二岁的夫人尽享鱼水之乐。”苏克霍姆利诺夫夫人喜欢向巴黎定购时装，出入豪华的酒楼饭馆，举行盛大的筵宴舞会。为了满足她挥霍浪费之需，苏克霍姆利诺夫及早施展了虚报开支之术而财运亨通。他按每天二十四俄里骑马视察的费用向公家报销旅费，实际上他的出巡都是乘坐火车。他的贪污所得，数字已属不小，加上他对股票市场的行情又能得到幕后消息而增辟了一个财源，六年之间他在银行里存入了七十万零两千七百三十七卢布，而他这六年的俸金一共是二十七万卢布。他的生财之道还包括他的左右亲信给他的孝敬，只要他签发几张军事通行证，送几张参观演习的请柬，或者其他形式的材料，那些人便会借给他款予以报答他的盛情。其中有一个奥地利人，名叫阿尔特席勒，苏克霍姆利诺夫夫人离婚所需的证据便是此人供给的，他以挚友的身份出入陆军大臣的府邸和办公室，在这两处地方，文件都是四下乱摊的。1914年1月，此人离境之后，真相暴露，他原来是奥地利派来俄国的间谍头子。还有一个更其声名狼藉的米亚索耶捷夫上校，盛传他是苏克霍姆利诺夫夫人的情夫，此人不过是边境上一个铁路警务处长，居然拥有五枚德国勋章，并蒙德皇邀往离边界不远的罗明滕森林皇帝行猎别馆赴宴。毫不足奇，米亚索耶捷夫有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他在1912年被捕受审，但是由于苏克霍姆利诺夫亲自干预而宣布无罪并得官复原职，直至战争开始以后一年。1915年，由于他的庇护人终于因俄国的屡战屡败而罢官，他又再次被捕定罪，以间谍罪被处绞刑。
苏克霍姆利诺夫在1914年以后的运道颇不平常。他先前之所以能够与米亚索耶捷夫上校同时幸免起诉判刑，纯系沙皇和皇后的庇护，最后，到了1917年8月，沙皇业已逊位，临时政府沦于土崩瓦解的境地，他也堕入法网。在当时千疮百孔、一片混乱的局面下，他的案子名义上虽是叛国罪，而审讯的内容却大都是旧政权的种种罪恶。检察官概述案由，把这种种罪恶归纳成为一条：俄国老百姓被迫作战，既无枪炮又无弹药，对政府完全丧失信心，这种绝望心情散布蔓延，无异瘟疫，“后果极为严重”。经过一个月轰动一时的听证，他贪赃舞弊荒淫纵欲的具体情节都真相大白，苏克霍姆利诺夫的叛国罪是洗刷掉了，但是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无可逭。他被判处终身苦役，只过了几个月就被布尔什维克释放，随即前往柏林定居，直至1926年病故。1924年他在柏林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并题字献给德国的废帝。他在序言里声称，俄国和德国这两大君主政体由于在战争中互为仇敌而同归于尽，只有两国言归于好才能使两国的君主复位亲政。这个见解使那个流亡在外的霍亨索伦皇室的废帝感触至深，他便写了一个题献，把他自己的回忆录回敬给苏克霍姆利诺夫，显然是由于受到劝阻，这个题献在公开出版的本子上并未刊用。
从1908到1914年担任俄国陆军大臣的便是这么一个人物。他代表了反动派的意见，并得到反动派的拥护，对德备战工作该是陆军部的主要任务，但在他主持下并不是那么一心一意搞的。日俄战争的奇耻大辱之后开始的陆军改革运动，已经取得进展，他却立即把它草草收场。总参谋部本来已被授予独立建制，以开展现代军事科学研究，可是1908年以后又重新隶属于陆军大臣的管辖，而且只有大臣一人能觐见沙皇。总参谋部被削去了自主的权力，从此便得不到一个能有作为的领导人，甚至也没有一个第二流角色能有始有终地领导下去。1914年以前的六年间，你去我来，一共换了六个总参谋长，影响所及，作战计划也就休想是系统周密的了。
苏克霍姆利诺夫虽说把工作全部推委给属下去办，却容不得别人有什么主张。死抱住那一套陈腐过时的理论，忘不掉年代久远的战功荣誉，他一口咬定俄国过去的失败，只是由于司令官的错误，而不是由于训练、准备和供应各方面的不足。他顽固不化，坚信刺刀胜过子弹，所以根本不肯花费气力去兴建工厂，增产炮弹、步枪和子弹。固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军需品上是准备充分的，这是各国军事批评家们毫无例外地事后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