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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事关荣誉和利益的义务……我简直不能相信，在战争结束时，即使我们持旁观态度，能够把战争中所已经发生的情况改变过来，防止我们对面的整个西欧陷于独一无二的大国统治之下……我相信，我们也将在全世界面前丧失别人对我们的尊敬，丧失我们的名誉和声望，我们将无法逃脱最严重和最严酷的经济后果。”
他把“问题和抉择”摊在下院面前。下院“沉痛而专心地”听了一小时又一刻钟，最后爆发出一片掌声，表示响应。一个人能够驾驭整个国家的时刻是令人难忘的，事实证明，格雷的演说就是处在这样一种时刻，以后被人们奉为重大事件。但是依然有人发表了不同意见，下院不同于大陆国家的国会，不必做到全体心悦诚服，完全一致。拉姆齐·麦克唐纳代表工党议员发言说，英国应保持中立；基尔·哈迪扬言他将唤起工人阶级反对战争；后来一群没有诚服的自由党议员在下院会客厅里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格雷没有道出参战的理由。但是阿斯奎斯深信，总的说来“我们那些极端的和平爱好者已经哑口无言，虽然他们不久之后还会说话的”。上午辞职的两位大臣晚上被劝了回来。普遍的看法是，格雷获得了举国支持。
“现在怎么办？”丘吉尔在和格雷一道离开下院时问他。“现在嘛，”格雷说道，“我们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停止对比利时的侵犯。”几小时之后，他又对康邦说：“如果他们拒绝，那就是战争。”虽然他差不多又等了二十四小时才发出最后通牒，但利希诺夫斯基担心的事情已成事实：比利时果真成了条件。
德国人之所以冒此风险，是因为他们以为这将是一场速决战，尽管那些文官领袖们到最后一刻还在唉声叹气，担心英国不知会采取什么行动，而德军总参谋部则已考虑了英国的参战问题，并且对此毫不介意。他们认为，这对一场他们相信四个月就会结束的战争不会有什么影响，或是根本没有影响。
克劳塞维茨，一位已经过世的普鲁士人，还有诺曼·安吉尔，这位虽然在世却为人所误解的教授，已不约而同地用速决战观念束缚了欧洲人的思想。速决取胜，这是德国的传统观念；一场持久战在经济上不可能也不胜负荷，这是人人皆有的传统观念。“你们在叶落之前就会凯旋回家，”德皇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对出征将士就是这么说的。德国宫廷社交活动的一个记事人员8月9日有这么一段记载：那天下午，奥佩尔斯多夫伯爵走进来说，战争不会打上十周之久；而霍赫贝格伯爵认为只需八周，尔后还说：“你我将在英国聚首。”
一名即将开赴西线的德国军官说，他预期可于色当日（9月2日）＇注：色当日是纪念普法战争中法皇拿破仑三世率师在色当投降（时在1870年9月2日）的日子。——译者＇在巴黎和平咖啡馆早餐。俄国军官也预期在大约相同的时间进入柏林；一般都认为六周时间足矣。一名御前近卫军军官征求沙皇御医的意见时，就曾问他是把大礼服随身带上以便开进柏林时穿着，还是留待下一班信使带往前线？一名曾任驻布鲁塞尔武官并被认为是一名知情人士的英国军官，在重返他的团队时，有人问他对战争可能打多久的看法。这位军官回答说，他可不知道，但他知道存在着“财政上的原因，大国因此不可能把战争拖长下去”。这是从首相那儿听来的，“首相对我说，霍尔丹勋爵是这么对他说的。”
在彼得堡，问题不是俄军能否取胜，而是需要打两个月还是打三个月；态度悲观认为需要打六个月的人就被视为失败主义者。“瓦西里·费多罗维奇（弗雷德里克的儿子威廉，亦即德皇）盘算错了；他是坚持不了的。”俄国司法大臣就是这么一本正经地预料的。这倒也不是什么谬误之见。德国没有作需要长期打下去的打算，所以在进入战争时，制造火药的硝酸盐储存仅敷六个月之用。只是后来发明了从空气中提取氮气的方法，才得以继续打下去。法国人则是孤注一掷，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速战速决上，竟然出此险着，不派军队驻守难以守卫的洛林铁矿区，听任德军占领。他们的理论是：胜利之时，这个地方也就会自然收复。结果他们在战争期间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铁矿，险些因此战败。英国人则以含糊其辞的作风，笼统地认为胜利只不过是几个月的事情，至于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取胜，则没有言明。
不知是出于本能还是归功才智，三位有头脑的人曾预见到黑暗的阴影将漫长数年而不是数月。这三个人都是军人。毛奇是其一，他曾预言将是一场“漫长的疲劳战”。霞飞是其二，1912年，他在回答部长们的问题时曾指出，法国初战告捷之时，将是德国举国抗战开始之日，反之亦然。且不论出现哪种情况，其他国家都将被卷入，结果会是一场“漫无限期”的战争。然而，不论霞飞还是毛奇，虽然他们自1911和1906年以来就各是本国的军事首脑，但在他们的计划中都没有为他们预见到的一场消耗战留有余地。
第三位——也是唯一按其预见行事的人——是基钦纳勋爵，但他没有参预制订最初的计划。8月4日，他正准备乘上一艘航行海峡的轮船前往埃及的时候，仓促奉召就任了陆军大臣。由于内心深处受到奥妙的灵感的启示，他在赴任时就预言战争将延续三年。他对一个不敢苟同轻信的同僚说，时间甚至可能更长些，不过，“暂且说它三年是不会错的，象德国这样一个国家，既已逼得人家和它交手，那只有把它彻底打垮，它才会甘心认输。而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但究竟要多久，只有鬼知道。”
基钦纳自从就任之日起，就坚决主张筹建一支数百万人的大军，准备打上几年。但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人订过三至六个月以上的计划。至于德国人，短期战争已成定见，既然有了这种想法，也就必然认为，在一场短期战争中，英国的参战将无关大局。
“怎么就没人事先告诉我英国将会拿起武器反对我们！”战争发生后，德皇一天在最高统帅部午餐桌上曾如此慨叹。此时有人诚惶诚恐地小声说：“梅特涅事先说过。”他在这里指的是德国前驻伦敦大使。这位大使1912年被解职，正是因为他老是喋喋不休地预言德国海军的不断增长必然会导致与英国发生战争，并且至迟不会晚于1915年。1912年，霍尔丹也曾向德皇陈言，英国决不会容许德国占有法国的海峡沿岸港口，并且也曾提醒他对比利时的条约义务。1912年，普鲁士亨利亲王也曾直截了当地问过他表兄乔治国王：“一旦德奥同俄法作战，英国会不会援助后两个国家？”乔治国王回答说：“在一定情况下，毫无疑问会援助。”
可是德皇不顾这些警告，明知事必如此，却仍拒不置信。根据他身边一个随员看到的情况，7月5日，他在同意奥地利可以相机行事之后回到他的游艇时，依然“深信”英国将保持中立。而他在波恩学生时代的两个同会兄弟贝特曼和雅戈，则颇象虔诚的天主教徒手捻念珠口中念念有词那般，不时以英国定会保持中立相慰藉。这两个戴着黑白缎带相互以“你”（du）相称＇注：德语中第二人称有“Sie”和“du”两种，前者表示客气或尊敬，后者表示亲昵或蔑视，此处表示亲昵。——译者＇的兄弟会成员，主要是靠他感情用事的弱点，得以踏上仕途的。
毛奇和总参谋部都不需要格雷或其他什么人向他们说明英国要采取什么行动，他们早就料到它的参战是必然无疑的。“英国人来的越多越好，”这是毛奇对海军上将蒂尔皮茨说的。他的意思是说，在欧洲大陆登陆的英国人越多，在一场决定性的败绩之中落网的也就越多。毛奇天性悲观，使他不作一厢情愿的非非之想。1913年，他草就的一份备忘录，对形势阐述之精确，远非英国人所及。他写道，如果德军没有比利时的同意而竟借道比利时，“那么，英国将会而且必然会参加我们敌人的行列”，英国既然在1870年就公开表示了这个意图，当今就更会如此了。他认为没有哪个英国人会相信德国人所作的诺言，即在打败法国之后便撤出比利时；他深信，在德法战争中，不论德军是否借道比利时，英国都会参战，“因为它害怕德国称霸，而且，为了切实贯彻保持均势的政策，它将竭其所能制止德国势力的增长”。
“战前那几年里，我们就毫不怀疑英国远征军是会迅速开到法国沿岸的。”这是总参谋部最高将领之一冯·库尔将军的证词。参谋部估计，英国远征军将于（战争爆发后）第十天动员，第十一天在港口集结准备启航，第十二天开始启航，第十四天向法国运送完毕。这个估计后来证明几乎丝毫不差。
德国海军参谋部也没有抱任何幻想。“一旦开战，英国可能为敌，”海军司令部早在7月11日就如此电告了当时在太平洋“沙恩霍斯特”号战舰上的舰队司令冯·施佩。
格雷在下院演说结束后两小时，1870年以来莱茵河两岸人人忧于内心，1905年以来大多数人料于眼前的事终于发生。德国向法国宣战了。德国王储说，这在德国人，是日益紧张的局势的“军事解决办法”，是四面被围这一梦魇的终结。一家德国报纸那天在以《枪炮的福祉》为大字标题的特刊中欣然写着：“行动起来，才是乐趣所在。”它还说，德国人“欣喜若狂……这个时刻我们盼望已久……目的未达，疆土未扩展到必须扩及之处，强要我们拿起的刀剑决不入鞘”。但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欣喜若狂。左派议员被召到国会时，发现彼此都很“沮丧”，都很“紧张”。一个议员在表示愿意投票赞成全部军事拨款时曾嘀咕说：“我们不能听任他们把帝国毁掉。”另一个则嘟哝不已：“真是无能的外交，真是无能的外交。”
法国是在6时15分得到开战信号的。那时总理维维亚尼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他听到美国大使迈伦·赫里克抽噎地对他说，他刚刚接受委托，要他代管德国大使馆，并在旗杆上升起美国国旗。他说他已接受代管使馆的委托，但没有同意升旗。
维维亚尼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所以等待着德国大使立即来访，不一会，通报他来了。冯·舍恩——他的妻子是比利时人——进门时显然心绪不宁。他一开始就抱怨说，在他到这里来的路上，一位太太把头伸进他汽车的窗口侮辱了“我和我的皇帝”。维维亚尼这几天痛苦已极，神经已紧如弓弦，不禁问道，大使此来是不是就为了抱怨这事。舍恩方说他还另有任务，于是打开手中文件，宣读了内容；他深为文件内容感到羞愧不安，因为按照普恩加来的说法，他是个“重视荣誉的人”。文件说，鉴于法国“有组织的敌对”行动和对纽伦堡及卡尔斯鲁厄的空袭，鉴于法国飞行员飞越比利时国境从而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德意志帝国认为自己已处于与法国交战状态”。
维维亚尼正式否认了这些指控。法国政府十分清楚这些事情并未发生，因此德方文件列数这些罪责与其说是说给法国政府听的，不如说是说给德国国内公众听的，为的是要他们相信自己是法国侵略的受害者。维维亚尼把冯·舍恩送到门口，然后不愿分手似的，又陪他走出大楼，步下台阶，直到等在那里的车子门口。这两位“世代宿敌”的代表伫立了片刻，怏怏相对无言，尔后躬身告别，冯·舍恩乘车消失在暮霭之中。
当晚在白厅，爱德华·格雷和一位朋友站在窗口，正值窗下路灯华光初放，他一声感怀，后来成了那个年代的写照：“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此生不会看到它们重放光明了。”
8月4日清晨6时，赫尔·冯·贝洛最后一次拜访了布鲁塞尔的外交部，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说，鉴于他的政府的“善意的建议”遭到拒绝，为了自身安全，德国将不得不采取措施，并“于必要时以兵戎相见”。这个“必要时”是有意为比利时改变主意留下的余地。
那天下午，应邀前往代管德国使馆的美国大使布兰德·惠特洛克到达时，看到冯·贝洛和他的一等秘书冯·施图姆根本不在收拾行装，而是倒在两张椅子上，“差不多垮了似的”。贝洛一手吸烟，一手抹着额头，除此之外，不见他有其他动作。两个年老的官员拿着蜡烛、封蜡和纸条，慢条斯理、郑重其事地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给存放档案的几张橡木橱贴封条。“唉，可怜的笨蛋！”冯·施图姆喋喋不休地说着，一半也是自言自语：“他们干吗不避开压路机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