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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克卢克军的两翼，右面的第二兵团和左面的第九兵团都没有投入战斗。它们和第一集团军的其他部队一样，十一天行军一百五十英里，这时候长长的队伍正在沿着公路前进，距中路两个兵团的后方还有几小时的路程。各个兵团如果在8月23日都参加了进攻，历史也许会改观。冯·克卢克在下午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命令中路两个兵团牵制英军，等待翼侧的兵团调集上来进行包抄，打一场歼灭战。可就在这之前，英军已被迫果断地改变了计划。
亨利·威尔逊对十七号计划仍然怀着中世纪骑士般的热情，一心想冲锋陷阵，而不了解在当前这种形势下执行这计划跟使用中世纪的长弓几无不同。威尔逊和霞飞不分轩轾。霞飞在接到德朗格尔关于阿登山区惨遭灾难的报告后六小时仍然坚持发动攻势，而威尔逊，甚至在运河战线已被迫放弃之后，仍然热中于第二天发起进攻。他作了“仔细核计”，得出了“我们对面只有一个兵团和一个骑兵师（也可能两个兵团）”的结论。他要约翰·弗伦奇爵士和默里“相信”，情况就是这样，“结果我被允许草拟明天进攻的命令”。晚上8时，正当命令草拟完毕的时候，霞飞发来电报通知英军说，各方面汇集的证据表明英军现在面对的敌军为三个兵团和两个骑兵师，命令就此作废。霞飞的电报比威尔逊更具有说服力，从而一下子结束了任何进攻的念头。接着是更坏的消息接踵而来。
晚上11时，斯皮尔斯中尉慌忙乘车从第五集团军司令部赶来，带来了令人难受的消息：朗勒扎克将军已停止战斗，正在将第五集团军撤往设在英军后方的防线。斯皮尔斯对这种既不和英军商量，又不通知英军的做法，就象阿德尔贝上校听到国王阿尔贝将部队撤往安特卫普的决定时那样既忿懑又沮丧。十七年后，他写这件事仍然有声有色。
朗勒扎克的撤退使英国远征军失去掩护，顿时处境危殆。经过紧张讨论，决定一俟命令拟就并送达前线，就立即撤出部队。但由于史密斯…多林兵团司令部的地点选择得离奇，以致耽误了时间，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史密斯…多林的司令部设在萨尔拉布律耶尔的一幢不好不坏、不过名字倒很有气派叫做岩石堡的私人乡村住宅里。这个住宅坐落在偏僻的村道旁边，既不通电报也没有电话，白天已经难找，深更半夜就更困难了。即使是马尔巴勒和威灵顿，他们选择司令部的地点，也比较注重便利，要设在大道旁边，纵然房子不太体面也无妨，他们的司令部，一个设在修道院，一个设在小旅馆里。给史密斯…多林的命令只得用汽车送去，直到凌晨3时才送到，而还未投入战斗的黑格第一兵团早一小时就接到电报命令，从容做好了撤退准备，天不亮就开拔了。
但在这时，德军已将两个翼侧兵团调集前来，重新开始进攻。整天挨到炮击的第二兵团只得在炮火下开始撤退。混乱之中，有一个营始终没接到命令，一直打到四面被围，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只有两名军官和二百名士兵逃了出来。
第一天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这是英国士兵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首次和欧洲敌人作战，也是滑铁卢战争以来在欧洲大陆上的第一仗。但多么令人失望！冒着酷暑，仆仆风尘兼程前来的第一兵团，几乎一枪未发，现在就不得不掉过头来往回走了；尤其是对那个以能同有名的劲敌较量引以为荣的第二兵团来说，失望更甚。他们既对敌人的人多势众和对第五集团军的撤退一无所知，因而对撤退的命令也就无法理解了。
这在亨利·威尔逊是个“极大的”失望，他把一切都归咎于基钦纳和内阁没有派六个师而只派了四个师来法国。他使出了不承认错误的惊人本领，他说：如果六个师都在那里，“这就不会是撤退而是前进，不会是败绩而是胜利”，他这种本领使他后来终于做了陆军元帅。
威尔逊的自信和兴致勃勃的劲头开始消失，而那个说起来最多也不过是反复无常的约翰·弗伦奇爵士则是沉陷在沮丧之中。他到法国只一个多星期，可是紧张、焦虑、职责，加上朗勒扎克的不义行径，战幕初启时已使他心灰意懒，对指挥作战感到失望。第二天，他在给基钦纳的报告的结尾就提出了一个灰溜溜的建议，“我认为应立即将注意力转到勒阿弗尔的防御方面”，这说明他已开始从撤离法国来考虑问题了。勒阿弗尔位于塞纳河口，在英军原先登陆的基地布伦以南约一百英里。
这就是蒙斯战役。英国的这次首次出战，既是大战的序幕，在追溯的时候，也就变得意义重大，被推崇备至，它跟黑斯廷斯战役和阿甘库尔战役一样，在英国众神殿中也要同占一席。这场战役还被安上了蒙斯天使那样的传说。战士个个英勇，亡者都是英雄。凡经命名的每个团的事迹，都写到最后一分钟，写到最后一枪一弹，直写得蒙斯一战在这种英勇壮烈的烟雾中若隐若现地好似一场胜利。毫无疑问，英军在蒙斯一战中确实打得很勇敢，打得很出色，打得比法军某些部队要好，但是并不比很多其他部队都好；不比哈伦之战的比军、或沙勒罗瓦之战的阿尔及利亚步兵、或翁埃耶之战的芒让将军的那个旅以及各个战场的敌军为好。这场战役，到开始撤退打了九小时，投入作战的英军计两个师，三万五千人，总共伤亡一千六百人，把冯·克卢克集团军的前进拖住了一天。它是边境战役的一部分。而在整个边境战役中，法军有七十个师，约一百二十五万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打了四天。法军这四天的伤亡达十四万多人，也就是当时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总数的两倍。
紧接在沙勒罗瓦战役和蒙斯战役之后，比利时尽是残墙断垣，遍地垩灰，满目战争疮痍，一片废墟。街头巷尾到处散落着士兵做垫褥用的满是污泥的干草、丢弃的背包和血迹斑斑的绷带。正如威尔·欧文＇注：威尔·欧文（WillIrwin，1873…1948年），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1914…1915年作为随军记者发表过一些作品，1916…1918年为《星期六晚邮报》记者。——译者＇所写的那样，“到处臭气冲天。我从未听说在描写战争的任何书本中提到过这种情况，这是五十万没有洗澡的士兵散发出的汗酸臭……在德国人经过的每一个城镇里，这种臭气多日不散”。混杂一起的，还有血腥气、药品气、马粪和尸体的臭气。人的尸体理应由它们的部队在午夜前掩埋掉，但往往是尸体太多，时间太少，至于掩埋死马就没有时间了。那些死马久未掩埋，都已腐烂膨胀。军队开拔之后，可以见到比利时农民拿着铁铲、弯着腰在田野里清理尸体，这种景象宛如一幅米勒的杰作。
在尸体中间，零落可见弃掷下来的第十七号计划片纸只字，以及印有“……法军今后应以进攻为唯一法则……只有进攻才能产生积极结果……”字样的耀眼的法军野战条例残篇。
边境已被突破，各部队不是在退却就是在作死守的困兽之斗，对这场灾难应负最终责任的霞飞，在法国的所有希望彻底破灭的这个时刻，竟不可思议地依然泰然自若，毫不内疚。他立即把过失推卸到计划执行人身上，为计划制订者开脱责任。这样，他就可以保持对自己、对法国的信心白玉无瑕。这样，也就为他提供了置身今后灾难深重的日子里所必不可少的和唯一的条件。
24日上午，在象他所说“事实证据俱在，回避不了”的这个时候，他向梅西米作了汇报。他说，部队“已被迫不得不采取守势”，必须靠其筑垒的防线支持下去，一方面消耗敌军，一方面等候有利时机，重新展开攻势。他立即着手部署退守的防线，并着手变更部队部署，编成密集队形，在他所希望建立的索姆河防线上恢复攻势。帕莱奥洛格最近自圣彼得堡的来电使他深受鼓舞，德军为了对付俄国的威胁随时都会被迫从西线撤军东去，对此，他抱了很大希望。他在自身遭到灾难之后，便引领等待俄国这部压路机的响声。可是传来的只是一份女巫占卜未来似的电报，说对东普鲁士的“一些重大战略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同时答应“进一步采取进攻性行动”。
查明战败原因是霞飞仅次于重组战线的当务之急。他毫不犹豫地认为原因在于“指挥官的严重缺点”。有些指挥官确实为肩负的可怕责任压垮。炮兵部队的一名将军不得不上去替代沙勒罗瓦北面第三兵团司令的职务，因为那位司令在战斗最关紧要的阶段竟然哪里也找不到他。第五兵团的一名师长在阿登战役中竟然自杀了。人，就象计划一样，在演习中所没有的那种危险、死亡、真枪实弹等情况面前，终究是会犯错误的。可是，霞飞这位不承认计划会有问题的人，是不允许任何人难免犯些错误的。他查问那些表现得软弱无能的将领们的名字，无情地扩大了免职、降职的人员名单。
跟亨利·威尔逊一样，霞飞不承认理论上和战略上的错误，因此他只好说：“尽管我认为已为我军准备了优势兵力”，但由于“缺乏进攻精神”以致进攻失败了。其实，他与其说“缺乏”，倒不如说“太过”。在洛林的莫朗日，在阿登山区的罗西尼奥尔，以及在桑布尔河畔的塔明等地，导致法国败北的不是胆量太小，而是胆量太大。法军总司令部在大溃败后的当天发出的《给各军的通知》中，曾把“缺乏”进攻精神改为“错误理解”进攻精神。通知说，各军对野战条例“理解不透，应用不当”。步兵发动进攻的地点太远，又无大炮支持，因而受到机枪射击，遭到本可以避免的损失。今后，占领阵地之后，“必须立即从事防御的编成，务必挖掘堑壕”。步兵与炮兵之间缺乏配合协作是“主要错误”，纠正这一错误事属“绝对必要”。七五毫米大炮务必以最大射程射击。“最后，我军一定得仿效敌人，使用飞机作为炮兵耳目”。可见不论法军还有其他什么缺点，不愿吸取经验教训则不在所谈缺点之列，至少在战术方面是如此。
法军总司令部就是不那么敏于寻找自身在战略方面的疏忽的，甚至在8月24日第二处揭露了一个惊人的情况，发现敌军现役兵团后面跟随着使用同样番号的后备兵团之后，还是如此。这是在前线使用后备部队的第一个证据，它说明了德军是在如何想方设法使右翼和中路同时都具有同样强大的兵力。但是，霞飞却没有因此怀疑第十七号计划的制订依据可能有问题。他仍然认为计划是好的，其失败是执行不当所致。对于导致法国敞开大门遭受入侵的这场大灾难，议会在战后调查原委要他作证时，曾问及他对战前总参谋部关于德军右翼越强对法国越有利这个理论的看法。
“我仍然是这样看的，”霞飞回答说，“事实说明我们的边境战役计划正是为此制订的，如果这一仗打赢，我们的出路就打通了。……再说，如果第四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打得好，这一仗就胜利了。打得好，那就意味着整个德军先遣部队的歼灭。”
在1914年8月开始撤退那天的阴暗早晨，霞飞责怪的主要对象是第五集团军和它的司令，而不是第四集团军。尽管英军也把怨恨一古脑儿地发泄在朗勒扎克身上，然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军发言人终究说，朗勒扎克8月23日命令撤退而不作反攻的决定，避免了“又一次的色当大败”。在朗勒扎克及早地坚持将马斯河西岸的第五集团军转移到沙勒罗瓦的问题上，这位发言人也说，“毫无疑问，计划的这一改变挽救了英国远征军，也可能挽救了法国军队，使它们没有遭到覆灭之灾。”
8月24日，整个战局已经明朗，法军各路都在撤退，敌军则在以长驱直入之势向前推进。然而法军溃败到怎样的境地，公众直到8月25日德国宣布攻下那慕尔、俘虏五千人之后才知道的。这个消息震动了全世界，使人难以置信。伦敦《泰晤士报》曾说那慕尔可以经得起六个月的围攻；可是如今四天就陷落了。在英国，据惊慌失措而又克制的说法，那慕尔的失陷“普遍认为是个明显的不利……迅速结束战争的可能已大为减少”。
结束的可能究竟减少到什么程度，又究竟多么遥远，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意识到，就可比较的作战期间的参战人数、伤亡人员以及伤亡率而言，这场大战中最大的一个战役已经打过了。也没有人能预见到这次战役的后果，能预见到德国最后占领整个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之后，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