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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冲动”。
然而，世界上并未如此看待它。德国人的调子里有着刺耳之声，流露的是威胁而不是感情冲动。对于德国的刀光剑影，肖伯纳先生在1914年写道，整个世界“又头痛又厌烦”。“我们给普鲁士军国主义及其对我们的蔑视，对人类幸福和常识的蔑视，折磨得忍无可忍，我们只好群起而攻之。”
有些人起来反抗德国军国主义，他们对问题具有明确的认识，至少他们自信是这样的；而有些人，对于他们之所以反对只有极其模糊的概念；还有一些人则是完全不知所以。赫·乔·威尔斯＇注：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年），英国作家，早期写的科学幻想小说（如《隐身人》等）主张依靠技术力量逐步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后来发表的长篇小说（如《巴海姆先生的独裁政治》等）反映出作者对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的忧虑。——译者＇先生属于第一种类型。他在8月4日的报刊上宣称：敌人是德国帝国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是“1870年产生的可怕的虚荣、自负”。德国的“铁血政策，耀武扬威的条顿式的吉卜林＇注：吉卜林（JosephRudyardKipling，1865…1936年），英国作家，生于印度。他的创作描述英国殖民地生活，宣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鼓吹种族主义思想。——译者＇主义”的胜利，将意味着“战神将永远主宰着人类的一切事务”。德国的失败“也许”能——威尔斯先生没有说“必将”——“为全世界的裁军与和平开辟道路”。一个英国后备役军人对问题就不那么清楚了。在去兵站的火车上，他对一个旅伴说：“我是去打该死的比利时人的，我现在就是到那里去的。”在通往苏瓦尼的那条路上打死第一批德国人的那个骑兵中队队长，陆军少校汤姆·布里奇斯爵士，就是第三种类型的人了，只是打仗手痒而根本不问战争目的。“对德国没有什么仇恨，”他说，“我们本来是准备打任何人的……而且本来也会同样毫不迟疑地去打法国人的。我们的格言是‘我们一定要干。干什么，不管它’。”
法国既有老账要算，也就无须作自我辩解，何况德国人兵临城下已足以说明问题。不过，这里也有人抱有“巨大希望”。柏格森就认为虽然协约国的最后胜利需要作出“可怕的牺牲”，但是通过这些牺牲，随同“法国的复兴和扩大，将出现欧洲道德的新生。那时真正的和平降临了，法国和全人类就可以重新迈步前进，勇往直前，走向真理和正义”。
这些并不是政治家们公开表示的观点，也不是群众的集体意见，而只是某些人的个人见解。而且这些个人见解也还没有象日后那样成为定见。对德国的民族仇恨还没有扎根。见于《笨拙》周刊8月12日一期关于战争的第一批而且是最令人难忘的漫画中，有一幅题为《禁止通行》的漫画，画的是英勇的小小的比利时，一个穿着木屐的男孩子，铁板着面孔，挡住德国侵略者的去路。德国被画成一个乐队指挥，一个胖胖的老头儿，口袋外挂着一串香肠。他看上去很滑稽，但不可恶。另一方面，在前些日子，漫画家们笔下的宠儿是王储，他们总爱把他画成一个夸大几分的花花公子，紧身背心，又高又紧的硬领，不同一般的帽子，一副傻里傻气的蠢相。但他好景不常，战争局势严重了，他被德国最出名的人物代替了。此人是最高统帅，统帅部的每份命令都要署他的名字，所以看来他象是德国一切行动的主宰——他，就是德皇。他现在也不再被画成战前那个惹是生非的黩武主义者了，而被画成一个阴森森的、魔鬼似的暴君，散发着残酷恶毒的气息，每一线条都显示了他的残忍。这种变化始于8月，从布里奇斯的那种“对德国没有仇恨”的冷静说法以后，逐步地发展到斯蒂芬·麦克纳＇注：斯蒂芬·麦克纳（StephenMcKenna，1888…1967年），英国小说家。——译者＇的另一种说法。后者在1921年写道：“对那些记忆犹新的人，德国人的名字叫人恶心。德国人的出现叫人愤恨。”麦克纳不是冒充英雄的超级爱国主义者，而是一位清醒的、有头脑的教师。他的回忆录是那时代的一部社会文献。他记载了当时的情绪变化，也就是这种变化终于堵塞了任何和谈的道路，把战争一直进行到全面胜利为止。而造成这种情绪变化的正是比利时受到的那种遭遇。
比利时事态的演变是德国恐怖论的产物，克劳塞维茨曾把恐怖规定为缩短战争的正当手段。他的整个战争理论的基础是必须快打、猛打和决战。不让平民百姓感受到战争影响是不行的，一定要使他们感到战争压力，并且要以最严厉的措施，迫使他们强迫他们的领导人媾和。战争的目的既然是解除敌人的武装，“我们就必须置敌人于继续打下去要比投降更难以忍受的境地”。这个似乎言之成理之谈，完全适合德军总参谋部的杰出的人才在整个十九世纪所呕心构思的那种科学的军事理论。这在1870年法国人在色当之战以后奋起抵抗的时候，就已付诸实践。当时德国以法国人进行“自由射手”战的罪名杀害俘虏和百姓的残酷报复行为，曾使全世界在钦佩普鲁士为时六周就已取得胜利的奇迹的同时，为之震惊，为之目瞪口呆。全世界就此认识了德国人的人面兽心。虽然1870年已经证实恐怖理论及其实践所造成的后果，即：加深对立，激发抵抗，最后是延长战争；但是德国人对此仍然抱住不放。正如肖伯纳所说，他们是无视常识的民族。
8月23日，列日贴出了由冯·比洛将军签署的告示，宣称：马斯河畔靠近那慕尔的昂当小镇，其居民以极其“阴险”的方式袭击他的部队，“经我同意，统率该部的将领已将该镇化为灰烬，并枪决了一百十人”。这就是告诉列日居民，让他们懂得如果按他们的邻居那样行事，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昂当镇的焚毁和大屠杀——据比利时估计被害二百二十一人——是在8月20日和21日沙勒罗瓦战役期间发生的。比洛手下的司令们，既要遵守时间表，而又受到比利时人炸毁桥梁和铁路的骚扰，于是就对他们所到的村庄进行无情的报复。跟昂当镇隔河相望的塞耶，有五十名百姓被杀，许多住家遭到恣意抢劫和烧毁。塔明是在8月21日被攻陷的，当晚，战斗一结束，洗劫便开始了，抢了整整一夜和整个第二天。通常在准许抢劫任其恣意妄为的情况下，随同发生的是酗酒，约束松弛，并把士兵引导到所希望于他们的那种野性发作的地步，以遂其增加恐怖效果的意图。塔明镇沦陷第二天，约四百名公民在士兵监视下被赶到教堂前的大广场，行刑队先是有计划地向这群人开枪，枪声停后，便用刺刀把那些未死的人捅死。塔明公墓中三百八十四个墓碑上刻着：“1914年被德国人枪杀”的墓志。
比洛的军队拿下三万二千人口的城市那慕尔后，便张贴通告，宣布：已从每条街取得十名人质，倘有人向德国人开枪，就将枪毙这些人质。人质的取得和杀害，象征收食品那样在有计划地进行。德国人越向前推进，逮捕的人质就越多。最初，冯·克卢克的部队每到一城镇，便立即贴出布告，警告居民说，市长、首席法官和地区参议员均已被扣作人质，并照例警告说，他们的命运将如何如何。不久，三个有名望的人作为人质不够了；每条街一个人，甚至每条街十个人也都不够了。经动员入伍在冯·克卢克军队任后备军官的小说家瓦尔特·布勒姆——他写的有关进军巴黎的报道是非常有价值的——告诉我们，在他的连队住宿的那些村庄里，“冯·克莱斯特少校”每夜都要“下令按户取一人质，没有男的，就要女的”。由于这种办法有其特有的致命伤，所以越是恐怖，看来也就越需要恐怖。
每当镇上一有狙击的报告，这些人质就立即被处决。冯·克卢克部队的欧文·科布曾从窗口看到两个平民押在两排上了刺刀的德国兵中间，被带到火车站后面。一阵枪声后，两副担架抬着一动不动的人体出来了，上面盖着毯子，只有他们硬直的靴尖露在外面。科布还看到了两次同样的情况。
维塞是德国入侵第一天在去列日的路上打第一仗的地方。它被摧毁了，但不是被刚从火线上下来的部队摧毁的，而是在战争向前推进好多时以后被占领军摧毁的。8月23日，德军一个团从列日调到维塞来了，这是对一份狙击报告作出的反应。当夜就杀人了，在荷兰边境那边五英里的埃斯登都可以听到枪声。第二天，埃斯登就被四千名难民的洪流淹没，维塞的居民，除了被枪杀的和被送到德国去为他们收割农作物的七百名男人和青年外，全部涌来了。放逐是从8月开始的，在道义上，尤其是在美国，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公使布兰德·惠特洛克后来在访问维塞原址时，见到的只是被烧黑了的断墙残垣，“一片废墟，可能就是当年庞贝的景象”。不见人影，不见有生命之物，不见屋顶。
8月23日，在马斯河畔的迪南，冯·豪森将军的撒克逊士兵正在同法军作沙勒罗瓦战役的最后一战。冯·豪森亲眼看到了比利时居民阻碍修建桥梁的“不顾信义”的行为“是确实违犯国际法的”。他的部队于是开始行动，捉了“几百”名人质，男女老少都有。那天正好是礼拜天，有五十人是从教堂里抓走的。这位将军看见“这些人在掷弹兵的监视下，挤作一团，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躺在地上，脸上流露着恐惧和难以言状的痛苦，并显示了强烈的愤怒和为遭受的灾难激起的复仇心情”。冯·豪森是个很敏感的人，他感到他们在发泄着一股“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而他正是曾在比利时一个绅士家里给弄得很不愉快的那个将军，吃饭的时候，那个绅士就是两手捏着拳头插在口袋里拒不同他交谈。而今在迪南的人群中，他又看到一个负伤的法国士兵，头上在淌血，躺在那里快死了，一声不响，很是哀痛，可就是拒绝任何治疗。冯·豪森到此结束了他的叙述。他很敏感，没法谈迪南公民的下场。事实上，这些公民一直被困在大广场上，傍晚之后被排成两队，女人在一边，男人在她们对面分成两行，前一行的人跪着。两个行刑队开到广场中间，各向一方扫射，直到没有一个目标竖着为止。经验明埋葬的尸体计六百十二具，其中包括出生才三个星期的费利克斯·菲韦。
接着便纵使撒克逊兵大肆骚扰、抢劫、放火。曾经保卫过这个城市的中世纪城堡，象鹰巢似地耸立在河右岸的高地上，俯视着中世纪的破坏掠夺的重演。撒克逊兵留下的迪南，一片焦土，瓦砾遍布，坑坑洼洼，灰烬满地，了无生意。冯·豪森将军对部下造成的这种惨无人烟的情景“深为感动”。但他撤出迪南这堆废墟时则确信责任在于比利时政府，是“它同意这种违背国际法的不顾信义的街道狙击战的”。
德国人对违反国际法的关注囿于谬见。他们完全无视他们在比利时的存在所造成的违法行为，而着眼于把比利时人反抗他们的存在视为违法行为。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阿尔萨斯议员，韦特莱神父，一次曾以长期隐忍的痛苦心情感慨系之地承认说：“在拉丁语学校养成的头脑，是很难理解德国人的心理的。”
德国人的囿于谬见有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比利时人的反抗是非法的；一是认为他们的反抗是由“上面”组织起来的，是由比利时政府或是市长、神父以及其他可列为“上面”的人物组织起来的。把这两个方面归结到一起，也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德国人的报复行为，不论程度如何，都是正当的，合法的。枪杀一名人质，或是屠杀六百十二人，或是把一个城镇夷为平地，都得一律归罪于比利时政府——这就是从迪南事件以后的豪森到卢万事件以后的德皇，每个德国人都是跟着这么说的。豪森一贯声称：责任必须“由那些煽动居民起来反抗德国人的人承担”。他还坚持说：毫无疑问，迪南和其他地区的全体居民“是由阻止德国人前进的愿望所驱使的——那又是谁下的命令？”没有“上面”命令的驱使，人民竟会去阻止入侵者，那是难以想象的。
德国人到处看到这些命令。冯·克卢克声称，比利时政府警告其公民不要采取敌对行为的公告，实际上是“煽动平民百姓向敌人开火”。鲁登道夫谴责比利时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平民战争”。王储对法国老百姓的抵抗也用了同样的理论。他指责隆维地区“狂热”的人民用着“巴黎特地送来的”猎枪“奸诈而不顾信义地”从门窗里向他们射击。在法国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