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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征用来的，常见的那些商业标志上面已漆上了军队标号，车上载着满身血污、寂然无声的伤员。他们中弹受伤，四肢残缺，两眼充满痛楚和对死神来临的恐惧。
每后撤一步，都充满着进一步将法国国土拱手送给敌人的莫大痛苦。在有些地方，法国士兵走过自己的家门，他们明白，再过一天，德国人就要闯进去了。“我们是8月27日离开布洛姆贝的，”第五集团军的一个骑兵队长写道，“十分钟后，那地方就被德国枪骑兵占领了。”那些身经苦战的部队，步伐零乱，无心唱歌，默默地走着。士兵们形容憔悴，既渴又饿，有的心怀怨恨；他们或喃喃不已，埋怨军官，或窃窃私议，谈着卖国贼的行径。朗勒扎克的第十兵团在桑布尔河折损五千人之众，军中传说，法军的各个阵地都被出卖给了德军炮兵弹着观察员。“士兵们吃力地走着，神色显得疲惫不堪，”朗勒扎克部队的一个步兵上尉写道，“他们在一场猛烈的后卫战之后，已走完了两天的行程，六十二公里。”但他们在那天晚上睡了一觉之后，到第二天早上，又“成了新人。几小时的睡眠竟使他们的精力恢复过来，这真使人惊奇”。他们责问为什么要撤退，上尉以“冷静而信心十足的语气”作了一番严肃的讲话，告诉他们还要继续战斗，“并且要让德国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那些骑兵，原来是靴子明亮照人，军服光彩夺目，而今则是泥泞满身，血污斑斑，在马鞍上摇摇晃晃，疲倦得头昏目眩。“士兵们困乏得头也抬不起来，”第九骑兵师的一个轻骑兵军官写道，“走向何处，他们似解非解，心中无数，他们茫茫然如在梦中。每当部队停下，饥饿虚弱已极的马匹甚至不等卸鞍就奔向草堆，贪婪地吞嚼起来。我们也不再睡觉了；黑夜行军，白天杀敌。”他们知道德国人已在他们背后渡过马斯河，并在步步前进和放火焚烧沿途的村庄。“罗克鲁瓦是一片火海，附近烧着的谷仓又点燃了左近的森林。”黎明时，敌人大炮又开始轰鸣；“德国人以实弹向日出鸣了礼炮”。在连续不断的隆隆炮声和炮弹爆炸声中，法国人听到他们自己的七五毫米重炮雄壮的呼啸。他们坚守着阵地，等待炮战结束。一个通信员骑马送来司令部的命令：撤退。他们又开拔了。“我凝视着绿色的田野和在放牧的羊群，心潮澎湃，不禁沉思：‘我们正在放弃的是多么巨大的财富啊！’我军士兵已振作起来。他们发现了步兵挖掘的一个壕沟系统，大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仔细地揣摩着，好象这些壕沟是供游客们欣赏的名胜。”
8月25日，符腾堡公爵部下的德军进入色当，炮击巴泽耶，1870年著名的弹尽援绝的一仗就是在这儿打的。法军朗格尔的第四集团军进行了反击，不让德军渡过马斯河。“一场激烈的炮战打响了，”德国第八后备兵团的一个军官写道，“这是一场可怕的大搏斗，打得地动山摇。所有年老的本土胡子兵都嚎叫着。”后来，他又参加了“在陡如屋脊、满是树木的斜坡上的一场可怕的战斗，还进行了四次刺刀冲杀。我们不得不跳过一堆堆我方战士的尸体。我们向色当败退了，伤亡惨重，并丢失了三面旗帜。”
那天晚上，法军炸毁了附近地区所有的铁路桥梁。要拖延敌人就必须炸毁铁路桥梁，但一想到来日自己回过头来反攻时，也许需要这些桥梁铁路，又不免感到棘手，不能兼顾，往往要挨到最后一刻才破坏；因此有时不免失之过晚。
但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各个部队的调度问题，因为自兵团而下直到各团都各有自己的补给车队、骑兵和炮兵的辅助队以及各自行驶的道路和交通线。一个军需官就曾埋怨说：“步兵不仅不给运输车辆让路，而且还停在十字路口裹足不前。”当各队败退时，它们得按自己的番号把人员重新聚集起来编组，汇报伤亡情况，并领收从后方后备役兵站派来的补充官兵。单单为吕夫的第四集团军一个兵团，就派了八千名后备役兵员，为它逐连进行了补充，这个数字等于它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热衷于冲动主义的军官们，将级以下的伤亡很严重。根据第三集团军参谋塔南上校的看法，溃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将领们不愿在后方应有的岗位上指挥战斗，而是跑到前线带头冲锋陷阵，结果，“他们只起了班长的作用，而未尽其指挥官的职责”。
不过，现在他们从惨痛的经验中得到教训，改进了战术。他们开始挖掘战壕了。有一个团的士兵，只穿着衬衫，整天在烈日底下铲土，把壕沟挖得深深的，足可以站在里面射击。另一个团则奉命进入战壕，组织防守一块树林地带。一夜过去，平静无事，第二天清晨4时，继续行军，“没有打就走了，简直叫人难受……因为这时候，我们对节节后退已经满腔怒火”。
为了尽量少丢失土地，霞飞想在尽可能靠近突破点的地方立足下来抵住敌人。他在第二号通令中规定的战线是在索姆河畔，在蒙斯运河和桑布尔河下游约五十英里的地方。普恩加来怀疑霞飞的乐观主义中是不是隐藏着自欺欺人的想法；当然，也有一些人倾向于把战线向后再退一些，好有时间巩固防线。自从大败之日起，巴黎的人们就认为巴黎将是前线，但霞飞的思想却还没有转到首都上来，而国内也没有一个人对霞飞提出异议。
政府中一片混乱。部长们，据普恩加来的说法是“惊恐万状”，议员们，据梅西米说法，也是“惊慌失措，脸色吓得铁青”。他们与前线失却直接联系，又缺乏亲眼目睹的真情实况，战略措施更一无所知，所以只有依靠总司令部“寥寥数语、高深莫测”的公报以及谣传、推测和相互矛盾的报道，在无权过问战时军事指挥问题的情况下，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不过，从霞飞精心琢磨的报告的字里行间，普恩加来还是可以捉摸出真实情况的明显轮廓，看出是“一份招认入侵、失败和丢失阿尔萨斯的三重奏”。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将事实真相公诸于全国人民，让他们对即将面临的“严峻考验”有所准备。可是，他没有意识到更为急迫的是必须为巴黎被围做好准备。
那天一早，身为陆军部长的梅西米知道了首都处于毫无防备的情况。早晨6时，工兵部队的伊尔斯肖埃将军前来看他，伊尔斯肖埃将军负责防御工程并兼任巴黎军事长官米歇尔将军的参谋长。霞飞的电报虽是几小时之后才到的，但是伊尔斯肖埃将军已经私下得到在沙勒罗瓦惨败的消息，他的注意力已经从边境一步跨到首都。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梅西米，周围的防御工事还没有做好，还不能使用。虽然经过细致的研究并注意到一切必须注意之处，可是“防御工事还是一纸具文，从未动工”。防御工事交付使用的日期原订为8月25日，但由于对攻势满怀信心，因而推迟到9月15日。扫除火力障碍，挖掘战壕，得砍伐树木和拆除房屋，为了不愿损坏财产，所以对这些重要措施从未下达过明确的命令。火炮掩体和步兵哨所的构筑，铁丝网的安置，以及建筑胸墙所需木料和军火贮藏隐蔽所的建造准备工作，甚至连一半都还没有完成。至于城市粮食等必需品的供应工作，则几乎尚未着手进行。身为军事长官并负责防御工作的米歇尔将军，也许由于1911年他的防御计划未被采纳，心灰意懒，一蹶不振，因而缺乏热忱，工作毫无成效。在他掌权期间，正值大战爆发，他的工作很快就陷入了混乱和犹疑不决的状态。梅西米在1911年对米歇尔就评价不高，而今则更是如此，所以在8月13日找来伊尔斯肖埃将军，令他抓紧耽误下来的防御工事，并责成他在三星期内完成。伊尔斯肖埃将军当场表示办不到。
“废话空话已成了家常便饭，”伊尔斯肖埃将军说，“每天上午，我得浪费三个钟头在毫无结果的汇报和讨论上。每决定一个问题都得付诸公断，我虽说是军事长官的参谋长，但简直和旅长一样，不能向负责各战区的师长发布命令。”
梅西米象往常一样，马上召见加利埃尼；两人正在商议时，霞飞的电报来了。电报的第一句就是把战事失利的责任归咎于“我军在战场上没有表现出期望于它的进攻素质”，梅西米一看之下，顿时沮丧万分；而加利埃尼则希望能得到具体的事实，地名，和战场究竟距巴黎多远。
“一句话，”加利埃尼不动声色地说，“你可以看到，不出十二天，德军就会兵临巴黎城下，巴黎有抵抗围攻的准备吗？”
梅西米不得不承认没有；他随即请加利埃尼过一会儿再来，他想在这时间内征得政府同意任命加利埃尼取代米歇尔任军事长官。也就在这时，他从另一个来访者，即总司令部驻陆军部代表埃贝内将军那里得到原来派定保卫巴黎的第六十一和第六十二两个后备师将被调走的消息，这下他可“茫然不知所措”。霞飞已令这两个师北上增援三个本土师；这三个师是地处英军和海峡之间唯一的法军；而这时，克卢克的右翼正在向海边席卷而来。梅西米大发雷霆，坚决表示巴黎属于后方地区而不是作战地区；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二师属他而不属霞飞指挥，没有他本人和总理或共和国总统的同意，不能任意调离巴黎卫戍区。但埃贝内答称命令已经“执行”，接着又很尴尬地补充了一句，说他本人就将北上统率这两个师。
梅西米立即赶往爱丽舍宫去见普恩加来。普恩加来听了这消息也“暴跳如雷”，但同样束手无策。他问梅西米还留下些什么部队，梅西米只好回答说，有一个骑兵后备师、三个本土师，现役部队除了军区兵站的一些干部外，一支也没有。在他们两人看来，法国政府和首都已没有任何守卫手段，并且也无法调动任何兵力。只有一条路可走——去找加利埃尼。
加利埃尼现在是再次被要求出来取代米歇尔了；在1911年，取代米歇尔当时职务的原本是他，而不是霞飞。加利埃尼二十一岁那年，在他从圣西尔士官学校出来后不久，曾以少尉军阶参加过色当战役。被俘后，在德国待了一些时候，他的德语就是在那里学的。加利埃尼继而选定到殖民地去继续从事军事生涯，因为法国正在那里“培植军人”。尽管参谋学院派认为在殖民地服役只不过是一种“旅游”，可是，加利埃尼征服马达加斯加岛的名声，使他象在摩洛哥的利奥泰一样，得到最高军阶。他用德、英和意大利文写了一本札记《我童年生活的回忆》。他好学不倦；不管是俄语，是重炮发展史，或是关于殖民主义国家的施政比较，他都学习。他戴着夹鼻眼镜，留着浓浓的灰色须髭；这跟他文雅而高傲果断的形象似乎不太相称。他的举止活象一个阅兵行进中的军官。他那高瘦的个子，冷漠、不可捉摸而带有几分严肃的神态，使他跟当时的军官完全没有相似之处。普恩加来形容加利埃尼给他的印象是：“瘦长、挺拔、昂首，戴着眼镜而两眼仍显得犀利有光；他在我们眼里是个权威人士中的仪表堂堂的典范。”
他在六十五岁那年患了前列腺炎；经过两次手术，据说不出两年就要一命呜呼。就在上一个月，他因老妻过世，悲恸万分，又因早在三年前就已辞去他在法军中的最高职位，个人抱负已经置之度外，自忖行将就木，所以对军中的政治活动，对政客们的勾心斗角，感到厌烦，忍受不了。在战前几个月，在他4月份退休之前，军队中各个派系的明争暗斗，在他周围形成一股漩涡。有的要提名他为陆军部长或是指派他代替霞飞担任总司令；有的则要削减他的养老金或调走他的朋友。他的日记中充满了对生活，对“卑鄙的政治行为”，对“野心勃勃的小集团”，对军中一片松懈状态的厌恶以及对霞飞并不十分钦佩的心情。“今天我在树林里骑马经过他身旁，他象往日一样在步行……他是多么肥胖而又笨重！看来三年也难挨过。”现在是法国1870年以来最艰难的时刻，要他出来接这副烂摊子，手无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去保卫巴黎。他认为为了精神上的影响，为了铁路运输、供应和工业生产，坚守巴黎是必要的。他很清楚，巴黎不同于要塞，可以从内部进行防御，而必须用一支军队作战于环形防线之外；但这支军队得来自霞飞属下，而霞飞则另有打算。
“他们并不想保卫巴黎，”加利埃尼在正式请他出任军事长官的那晚对梅西米说，“在我们的战略家眼里，巴黎不过是个地理名称——同其他任何城市并无不同。你叫我拿什么来保卫法国的心脏和神经中枢所在的这个大地方？就这么几个本土师和一师从非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