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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军队调归他指挥。这支军队将成为巴黎这个筑垒兵营的机动部队。按照惯例，机动部队不受野战集团军指挥，并且可由卫戍司令作主不参加一般的战役。事实上，霞飞并无意放弃这支部队。就在这一天，他以巧妙的手法要求陆军部长将巴黎这个筑垒兵营及其所有军队全部归他这位总司令统辖，“以便在情况需要时我能动用这支机动卫戍部队作战”。米勒兰象梅西米一样对霞飞衷心折服，9月2日便照此下了命令。
此时，加利埃尼终于有了一支集团军。现在可由他调遣的莫努里的这支部队，是由第七兵团的一个现役师，一个摩洛哥土著旅，以及四个后备师组成，这四个后备师：即埃贝内将军率领的，原来从巴黎抽调出去的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二师，以及曾在洛林英勇奋战的第五十五师和第五十六师。霞飞还同意再增派一支精锐的阿尔及利亚轻步兵第四十五师；这支部队反正不在他管辖之下，当时又恰好在巴黎下火车。此外，他还同意增派野战集团军中的一个现役兵团。象克卢克一样，他挑了一个残缺不全的兵团，即曾在阿登山区遭受惨重损失的第三集团军的第四兵团。不过，这个兵团正在得到补充，而且，把它从第三集团军防守的凡尔登前线调来增援巴黎，在克卢克看来，这是法国人所做不到的。加利埃尼接到通知，第四兵团将在9月3日和4日乘火车到达巴黎。
加利埃尼一接到霞飞将第六集团军调拨给他的口头通知之后，立即驱车北上跟他的新部队联系。沿途尽是从四面八方朝巴黎涌来的难民。他们竞相逃离步步紧逼的德国人，满脸“惊恐绝望之色”，看到这副景象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为时已晚。在巴黎西北不远，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二师正在开进蓬图瓦兹；那里是一片惊惶混乱。部队在撤退途中曾被迫苦战，人困马乏，血污斑斑。当地居民听到轰鸣的炮声和德国枪骑兵已在左近的消息，惊恐万状，手足无措。加利埃尼同埃贝内将军交谈之后，又赶到巴黎以北三十英里瓦兹河畔的克雷去找莫努里。他命令莫努里在退向巴黎时炸毁瓦兹河上的所有桥梁并设法阻滞敌军前进，无论如何在他与首都之间不能让德军楔入。
在匆忙赶回巴黎途中，加利埃尼看到威武雄壮的阿尔及利亚轻步兵第四十五师列队经过大街，前往他们的驻防地区。这一景象比他看到难民的情景时要宽慰得多。士兵们身穿鲜艳的上衣和肥大的灯笼裤，动人心弦，多少使巴黎人再次精神振奋起来。
然而，政府各部情绪低落。米勒兰已把“令人痛心的”情况向总统作了汇报，他说，“我们的一切希望都已破灭，我军在前线全面撤退；莫努里的军队正在退向巴黎。……”作为陆军部长，米勒兰拒绝承担让政府于第二天（9月2日）傍晚以后在巴黎多逗留一个小时的责任。普恩加来面临着“我一生中最沉痛的事变”。于是经决定，全部政府机构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迁往波尔多，一个也不留在巴黎，以免公众对部长们作出容易引起恶感的比较。
那天傍晚，加利埃尼一回到城里便从米勒兰那里得到消息，欧洲这个最重要的城市，在它受围期间的一切军政大权全都由他一手掌管。如果没有塞纳省的省长和巴黎警察总监，“我将是光杆一个”。他发现他不得不倚为股肱的这位警察总监上任还只刚刚一小时。原来的警察总监埃尼翁先生，一听到政府将要迁移，便断然拒绝留下。当接到命令要他留守岗位时，就以“健康为由”辞职不干了。对加利埃尼说来，政府迁离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此可以使主张巴黎成为不设防城市的人哑口无言；他们的法律根据已不复存在，加利埃尼从此可以放手把巴黎作为一个筑垒的兵营来保卫了。尽管他“宁愿没有部长们在场”，不过他认为，“要是有一两个留下来装点一下门面也是好的。”这种看法，对于那些本来愿意留下来的部长们来说，是不太公平的，可是加利埃尼对政客人物的蔑视，一无例外。
加利埃尼预料两天之内德军可能兵临城下，他和他的参谋彻夜不眠，进行“我的整个部署，准备在巴黎以北即蓬图瓦兹至乌尔克河一带出击”，也就是说，将在宽广四十五英里的一个地区作战。乌尔克河是一条小河，在巴黎东面注入马恩河。
图9：冯·克卢克的转向
那天深夜，总司令部得到一份大可以叫政府不必逃跑的情报。白天，一只手提包送到了第五集团军的情报官法加尔德上尉手中。这只手提包是在一名隶属克卢克的骑兵军官的尸体上发现的，这位军官在乘坐汽车外出时被法国巡逻兵击毙。包里的文件中有一张沾满血迹的地图，上面标明了克卢克各个兵团进军的路线以及这天各应到达的地点。全军的进军路线都标向东南，从瓦兹河出发直指乌尔克河。
总司令部对法加尔德上尉的发现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认为克卢克意图悄悄地穿过第六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之间地带，绕过巴黎，席卷法军主力阵地的左翼。即使他们也认识到这意味着克卢克将放弃进攻巴黎，他们却没有尽其最大努力使政府相信这种看法。当总司令部与总统之间的联络官佩内隆上校翌日上午前来向普恩加来报告克卢克改变进军方向的消息时，并没有从霞飞那儿带来政府可以不必迁移的任何建议。相反地，霞飞却要联络官告诉总统：政府必须迁离，克卢克的意图无法捉摸，他的纵队现已到达二十英里外的桑利斯和尚蒂伊，巴黎可能很快就要遭到他的炮轰。至于普恩加来和米勒兰对于克卢克转向的重大意义究竟有多少认识，那就很难说了，因为在战争时期和紧急关头，任何事情都不能象事后那样看得清楚或确有把握。当时是一片紧张气氛，甚至是恐慌气氛。既然经历了一番痛苦作出了决定，政府觉得很难再贸然改变。不论情况如何，米勒兰仍然坚持撤离，毫不动摇。
9月2日，色当纪念日那天，“令人痛恨的时刻终于来到”。当普恩加来知道安排政府在半夜三更，而不是在白天众所得见的情况下撤离时，更加感到“悲痛和羞辱”。内阁坚持，按照法律，总统必须坐镇政府所在地。即便是普恩加来夫人要求让她留在巴黎继续搞她的医院工作，以安定人心，也未获准。美国大使迈伦·赫里克前来送别时，则是“愁容”满面，热泪盈眶。
对于局势，赫里克跟当时留在法国首都的人都持有同样看法。他在给他儿子的信中写道：“德国人攻势凶猛，看来是抵抗不住的了。”他曾从德国人那儿接到警告，劝他离开首都避往外省，因为巴黎的“整个市区”可能被彻底摧毁。然而，他决心留下，并且答允普恩加来，他将“代表全人类执行保管任务”，把巴黎的博物馆和纪念碑置于美国国旗保护之下。他已胸有成竹，打算采取与此时此地所需的奋不顾身、仗义执言的崇高意境相称的做法：“如果德国人来到城外并勒令巴黎投降，就挺身而出，找他们军队司令谈判，如有可能，就找德皇本人。”赫里克既已应德方请求代为照管德国大使馆，也就可以凭此要求他们会见。后来，加利埃尼每当那些曾在巴黎度过9月份头几个星期的朋友们夸耀自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了不起的人物时，总是提醒他们，“别忘了，还有赫里克呢！”
7时，加利埃尼前来给米勒兰送行。圣多米尼克街的陆军部里是“一片悲伤、阴郁、凄寂”，院子里停满了巨大的搬运篷车，正在装载准备运往波尔多的卷宗档案。留下的部分全都焚毁了。收拾包装的过程产生了一股“阴郁的”气氛。加利埃尼沿着没有灯火的楼梯攀登而上，发现陆军部长独自一人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既然政府正在撤离，米勒兰也就毫不迟疑地容许巴黎以及这里的每一个人进入炮火之下了。他给加利埃尼的命令是：“殊死”保卫巴黎。对加利埃尼说来，这根本是无需别人关照的。
“部长先生，你懂得‘殊死’这个词的意义吗？”加利埃尼问道。“这意味着破坏、毁灭、炸掉市中心的所有桥梁。”
“殊死，”米勒兰重复了一遍。告别时，他注视着加利埃尼，似乎此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加利埃尼感到“自己也几乎相信留下来是等死”。
几小时后，部长们和国会议员们，在黑夜间，在使他们很多人感到羞愧的鬼鬼祟祟的气氛中乘上了开往波尔多的火车，而以翌晨向公众发表的一篇冠冕堂皇的声明来掩饰这个不光彩的时刻。声明说，当前的任务必须是“坚持到底，决一死战”。法国将坚持到底，决一死战；英国将在海上切断敌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俄国人将“继续前进，直捣德意志帝国的心脏！”（这个时刻，透露俄国人战败的消息看来是不合时宜的。）为了使法国的抵抗具有最大的“冲劲和力量”，政府应军方要求，已“暂时”迁移到一个它能与全国经常不断保持联系的地方。“同胞们，让我们在当前这样悲惨的情况下不愧为法国人。我们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持久的耐力，顽强的精神，总之，我们有不甘灭亡的决心。”
加利埃尼搞了一份言简意赅的公告，颇为踌躇满志。措词是经过一番精心推敲的，意在消除关于巴黎已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谣言，让人民对事态发展有所准备。他的公告第二天早晨出现在巴黎各处墙上：
巴黎守军、巴黎市民：
为进一步推动全国防务，共和国政府人员已撤离巴黎。本长官兼司令业经受命负责抗击入侵之敌，保卫巴黎。此项命令本长官兼司令将贯彻执行不渝。
巴黎军事长官、巴黎守军司令
加利埃尼
1914年9月3日，巴黎
这份公告在公众中引起震惊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因为总司令部发布的公报在此以前都是采取措词极其含糊的方针，不使老百姓了解军事情况的严重性。政府看来是毫无理由地逃亡了。它的宵遁留下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印象，尽管法国人民对波尔多抱有历久弥坚的感情，但他们还是耿耿于怀。人们用双关谐语来嘲弄政府，把政府官员们称为“tournedosàlaBordelaise”＇注：意即“波尔多式的牛排”。但tournedos与tournerledos发音近似，转为逃往波尔多的家伙的意思。——译者＇，那些跟着他们逃难涌向火车站的人群即兴作了一首模拟《马赛曲》的打油诗：
“到火车站去，公民们
登上车厢！”
这对巴黎军政府来说，是“极其痛苦的日子”。随着各军不断向巴黎北面和东面撤退，巴黎要坚守多久以及何时炸毁巴黎大区内八十座桥梁的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紧张和不安。各支军队的司令，在确保自己的队伍安全通过后，都迫不及待地要炸毁他们后面的桥梁以切断敌人的追击。总司令部的命令是“不让任何一座桥梁完好无损地落入敌人手中”，但这些桥梁却又是反攻时所需要的。同时，在这个地区内，又有三个各自为政的司令部在发号施令：加利埃尼的、霞飞的以及地点上处于他们两者之间的约翰·弗伦奇爵士的，而这位爵士在基钦纳前来视察以后主要关心的是显示他不依附于任何人的独立性。于是，巴黎阵地上守卫桥梁的工兵部队给一连串相互矛盾的命令搞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一名工兵军官向伊尔斯肖埃将军报告说，“大难即将临头。”
英国人在9月2日夜幕降临前到达马恩河，第二天就过了河。走到贡比涅南面之后，士兵们发现行军方向偏离了他们的地图，才恍然醒悟这根本不是军官们所说的一次“战略撤退”。他们在布伦和勒阿弗尔的基地业已疏散一空，所有物资和人员都已迁往卢瓦尔河口的圣纳泽尔。
第五集团军落在英国人后面约一天的行军路程，还没有脱离被包围的危险。在持续酷热的天气里，撤退与追击继续进行着，逃跑的和追逐的同样疲惫不堪。自吉兹战役以来，第五集团军每天行军十八至二十英里。撤退途中，三五成群的逃兵打家劫舍，并且在居民中散布德军暴行的种种传说，制造恐慌，于是枪决了一些逃兵。朗勒扎克认为，从来没有一支军队经历过象他的军队正在经历的这种严峻考验。这时，一名英国军官在谈到英国远征军时说道，“我决难相信，士兵们在如此疲乏而又如此饥饿的情况下，居然能够活下去。”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亨利·威尔逊想方设法找一些话来激励人心，他向于盖上校说，“德国人操之过急。他们这次追击进行得太快了。一切都做过了头。他们必然会铸成大错，到那时，你们的时机就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