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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国战略，有着若干种假设，为了要使第十七号计划与其中一种假设相吻合，霞飞和德卡斯特尔诺都认为，最为接近真实的一种假设便是敌军向洛林高原大举进犯。他们预计敌人会侵犯比利时的马斯河以东一角。他们估计敌人在无须动员后备役兵员的情况下可以投入西线的兵力为二十六个兵团。以这一点兵力而要把战线延伸到马斯河的彼岸去，德卡斯特尔诺断定是“不可能的”。“我也是同样看法，”霞飞表示赞同。
大名鼎鼎的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却另有见解。他领导了反对三年兵役法的斗争，他在演讲中和在他的《新军队》一书中都坚信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动员每一个公民参加的投入大批部队的战争，他坚信德国人正在准备的便是这样一场战争。他还认为二十五岁到三十三岁的后备役人员在体力上正处于顶峰状态，他们比起没有家庭负担的年纪小些的人更肯打仗，他还说法兰西若不把全体后备役人员送上前线，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在赞同第十七号计划的那帮人之外，仍然有一些军事评论家为防御战略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格鲁阿尔上校在他1913年出版的《可能的战争》一书中写道：“我们首先要集中注意的是德国发动借道比利时的攻势。我方的战役发动之后，必然的后果将会如何？就我们的预见所及而言，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我们在开始时即取攻势则我们必败无疑。”但是如果法国做好准备，对德军的右翼迅予回击，“我方当可稳操胜券。”
第二处在1913年搜集到的大量情报，充分证实了德方将使用后备役兵员充当作战部队，这就使法国总参谋部对于这一重大因素不能再予忽视。毛奇为1913年的德国大演习写的一篇述评落入了法国人手中，这份文件表明后备役兵员将被如此使用。比利时驻柏林武官梅洛特少校注意到德国人在1913年异乎寻常地征召了大量后备役兵员，并据此断言他们将为每个现役兵团征编一个后备兵团，少校为此写了报告。但是制定第十七号计划的那些人还是不肯听信。虽有证据表明他们仍以采取守势为宜，但是，他们对此一概置予不顾，因为他们的全副心思和全部希望，如同他们的训练和战略一样，都是定在打进攻战上。他们深信德国人动用后备部队只是为了守卫交通线和“战场中处于守势的几个方面”，以及充当守军和占领军。他们断然决定，不防守法比边界，他们坚决认为如果德国人把他们的右翼延伸到佛兰德，他们中路的兵力就会异常单薄，用德卡斯特尔诺的话说，法国人就可以“把他们拦腰切断”。德军如果在右翼投入大量兵力，法国对德军的中路和左翼就会具有优势兵力，并会因此得益。德卡斯特尔诺的名言，“对我方越是有利！”就是这个意思。
那天，当勒巴将军离开圣多米尼克街时，他对陪同他前去的里尔市的议会代表说，“我的袖子上是两颗星，而他有三颗。我怎能和他辩呢？”
第四章“只需英国大兵一人……”
英国和法国的联合军事计划是1905年诞生的，那一年俄国在遥远的战场上败于日本人之手，它在军事上的积弱无能已公诸天下，欧洲因之失去平衡。所有各国政府都在同一瞬间突然意识到，不论哪一国政府，如果有心要趁此时机开启战端，法国势必要在一无盟国的情况下单独作战。德国政府立即抓住这一时机检验一番。1905年俄国兵败盛京之后只过了三个星期，德皇即于3月31日御驾亲临丹吉尔，举世为之轰动，此行不啻是给法国下了一纸战书。在法国人看来，这等于说德国在窥测时机，以便“往事重演”，而且它是会找到时机的，即使现在尚非其时，为时当也不远。“我跟大家一样，是那天上午9时来到巴黎的，”夏尔·佩居伊如此写道。他是诗人、编辑、神秘论者、反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者、反天主教会的天主教徒，他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法兰西的心声。“我跟大家一样，在11时30分知道了就在那两小时中间，我个人的一生，我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已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就他自己的生平而言，佩居伊的这些话确是言之不虚。1914年8月，他以四十又一之年志愿从军，而于9月7日在马恩河战役阵亡。
英国也同样对丹吉尔的挑战作出反应。它的军事体制当时正由伊谢尔勋爵主持的委员会进行全面刷新。这个委员会除他本人外，还有那位生性暴躁的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他已经接二连三地大发雷霆，对海军进行整顿；此外还有一位陆军军官乔治·克拉克爵士，因对帝国战略见解新颖而著名。“伊谢尔三巨头”建立了一个帝国国防委员会，其职责是主管有关军事政策，伊谢尔担任常务委员，克拉克任秘书，并给陆军新设了一个总参谋部。正当德皇提心吊胆地骑着一匹白色悍马在丹吉尔的大街上走过的时候，英国总参谋部正在地图上研究一场假想性的模拟战争，它设想德军借道比利时在马恩河以西和以北进行大幅度的翼侧行动。这一图上战术作业，向作战处长格里尔森将军和他的副手罗伯逊将军表明，如果英军不能“迅速到达战场并具有充分实力”的话，就难有堵截德国人的机会。
那时候，英国人所考虑的是独自在比利时作战。保守党首相贝尔福当即吩咐给他搞出一份报告，说明德国一旦入侵比利时，英方至少要多少时间才能动员起四个师的兵力并在比利时登陆。但就在此次摩洛哥危机声中，格里尔森和罗伯逊两位将军还在大陆上沿法比边界观察地形之时，贝尔福的政府便告倒台了。
各方面人士都极度神经紧张，担心德国会利用俄国正经历着一场大难的时机，而在当年夏天挑起战端。这时英法两国还未订出一份共同作战计划。英国的局面因为大选而动荡不定，各部大臣都分散在全国各地奔走竞选，法国人只得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他们驻伦敦的武官于盖少校接触了一位积极主动而求成心切的中间人雷平顿上校。上校是《泰晤士报》的军事记者，他经伊谢尔和克拉克首肯之后，便开始谈判。雷平顿上校在递给法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问道：“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一条原则：除非在德国首先侵犯了比利时领土而迫不得已时，法国将不会侵犯比利时领土？”
“当然是这样，”法国人答复说。
“法国方面是否知道，”上校问道，“任何侵犯比利时中立的行动都要自动地招致我方参战以捍卫我们的条约义务？”上校此问，既意在警告，又是为了预先表明态度。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一届英国政府自行承担责任要对某一事件“自动地”采取行动，但是这位上校却置一切约束于不顾，任性驰骋，远远越出了雷池。
“法国一向是这样看的，”对方深感愕然地答复说，“但是从未得到一个正式的保证。”
上校在作了一些诱导性的提问之后，便证实法国并不认为英国在比利时独力作战是上策，他还相信统一指挥——法国负陆上指挥之责，英国负海上指挥之责——乃属“绝对必要”。
与此同时，自由党人当选执政。他们历来反对战争，反对在国外冒险，他们也有信心可以用他们的一片善心去维护和平。新政府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上任一月便遭丧偶之痛。新任陆军大臣是个律师，名叫理查德·霍尔丹，此人狂热崇拜德国哲学，防务委员会里的一些军人问他打算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时，他答称，“一支黑格尔派的军队”。“交谈就此中止”，他在记录中这样写道。
法国人小心谨慎地与格雷接触。格雷表示凡是他的前任已经向法国作出的保证，他都无意“收回”。他就职后的第一个星期就碰上一次重大危机，于是问霍尔丹是否有过什么安排，要求英国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跟法国人并肩作战。霍尔丹查阅了档案，没有找到这样的文件。但是通过他的这番查询，发现要把四个师送到大陆得要两个月时间。
格雷提出，两国总参谋部之间现在是否可以举行会谈，作为“军事上未雨绸缪之计”，而同时又无须使英国承担责任。霍尔丹请示了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首相虽然是个自由党人，但就本人爱好而言，对于法国的事物却是无不衷心喜爱，他有时还会搭乘渡轮往返海峡作一日之游，为的是在加来吃一顿午饭。他同意两国总参谋部举行会谈，但是要以“联合准备工作”作为会谈重点则不免有所顾虑。他觉得那样一来就“非常接近于一项需要尊重的谅解”——而事实也确是如此——使协约国之间不即不离的可爱现状有遭受破坏之虞。为了避免造成这种不愉快的后果，霍尔丹作了布置，由格里尔森将军和于盖少校会同签署一封信，言明英国不因双方举行会谈而承担责任。他安排妥贴这么一个格局之后便授权开始会谈。他和格雷以及首相本人，都未将此事告知内阁其他大臣，而让它作为一桩“部内事务”交由军方掌握其今后的发展。
从此总参谋部就接管了这项工作。英国军官参观了那一年夏天的法国军事演习，约翰·弗伦奇爵士也是其中一员，他是一位骑兵将军，曾在布尔战争中一鸣惊人。格里尔森和罗伯逊由于盖少校陪同，重访了法比边界。他们征求了法国总参谋部的意见，选定了几处登陆基地，并在沿沙勒罗瓦到那慕尔一带的正面以及进入阿登山区的地方选定了几处中间整备区域，因为他们估计德军会通过比利时入侵法国。
然而，“伊谢尔三巨头”根本不赞同把英国陆军只作为法军的一支偏师使用，所以，在摩洛哥危机的紧张局面趋于缓和之后，1905年开始的联合计划的制订工作也就没有进展。格里尔森将军的职务已由他人接替。以伊谢尔勋爵为代表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见，主张在比利时采取独立行动，不受法军总部的节制，认为掌握安特卫普及其附近一带海岸乃是英国的直接利益所在。而约翰·费希尔爵士则强烈主张英国必须以海军作战为主。他信不过法国的军事能力，算准了德国人将在陆战中打败他们，所以认为把英国陆军送过海峡去一同吃败仗是无谓之举。他所赞成的唯一的陆上行动是在德国的背后来一次大胆的强攻，他还选定了一个精确的地点——东普鲁士沿波罗的海海岸的一段“沙土坚实的十英里长滩”。这地方离柏林不过九十英里，是从海路抵达德国首都的最近的一个地点，由海军送去登陆的英军部队可以夺取这块地方并建立一个作战基地，“使百万德军无暇他顾”。此外，陆军的作战必须“绝对限于……对沿海一带的突然袭击，收复赫耳戈兰岛，并驻守安特卫普”。费希尔认为，陆军在法国作战的计划是“自取灭亡的愚蠢行动”，陆军部的不知战争为何物是出奇的，陆军应当作为“海军的配属部队”来支配。费希尔于1910年初六十九岁时被授予爵位，同时被解除了海军部的职务，但是他对国家的作用则远未告终。
1905…1906年的紧急状态过去后，和法国的联合军事计划在此后数年间进展甚微。但在这段间歇期中，有两位人士缔结了跨越海峡的友谊，这一友谊后来成了缔造一座友谊大桥的第一条铁索。
当时的英国参谋学院院长是亨利·威尔逊准将，他是个身材瘦长、热情奔放的英国血统的爱尔兰人。他的一副尊容，据他自己认为，堪与马面媲美。他敏捷而缺乏耐心，所以经常处于思潮澎湃、谈吐幽默、热情奔放、想象丰富的状态中，特别是精力旺盛。他早年在陆军部供职时，惯常在早餐前去海德公园跑步锻炼身体，随身带去晨报，只要减速到慢步的时候，便边走边看。先后带领他长大的几个保姆都是法国人，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对于德语，则不那么感兴趣。1909年1月，史里芬在《德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对他的继任人毛奇给他的计划所作的某些改动表示异议。他为包抄法国和英国陆军所准备的“庞大的坎尼之战”，在文章中虽未露细节，但基本轮廓已暴露无遗；与此同时，文章的作者是谁也不言而喻。坎伯利参谋学院的一名学员将这篇文章送给院长过目，威尔逊在归还的时候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很有意思”。
1909年12月，威尔逊将军心血来潮，要去拜访与他对等的人物——法国陆军大学校长福煦将军。他旁听了四节讲授课和一节讨论课，福煦将军优礼相待，请他吃了茶点。主人虽然因为每有贵宾来访就得中断工作而感到不胜其烦，不过还是认为对这位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