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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中国文情报告-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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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首先应该保持个人的独立性、个人的判断力、个人的尊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不同的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历史的进程中去。当我强调“个人”这个词的时候,我并没有把它与历史、与时代对峙起来。因为在我看来, “个人”这个词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只有保持个人的独立性,才会有整体上的丰富与和谐,这个世界才可能会有人性。否则,一切都谈不上了。在这方面,教训太沉重了。
  问:从古到今,有多少高扬理想主义大旗的作家为道义而殉身,有了理想的文学何以没有理想的现实?有了小说《花腔》,现实中的人就不耍花腔了吗?如果没有,那么文学的价值何在?
  答:文学对现实的影响,不是那种立竿见影式的。文学的首要意义,是丰富一个民族的语言。所以我们才会说,没有普希金就没有现代俄语,没有鲁迅等“五四”一代作家的努力,现代汉语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表现力。在我眼里,作家首先意味着对语言的责任感。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式的。指望一部作品对现实生活构成多么大的影响,那就太不现实了。
  问:《花腔》有个小标题叫“历史诗学”。那么什么是历史诗学?它在《花腔》中的意义是什么?
  答:我用这个词是想说明,历史与诗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其实历史也是一种叙述方式。
  问:有评论说加缪是你的精神导师,他对你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答:学者型的作家其实不乏其人,但是能将思考和写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自己的写作过程同时成为思想旅程的作家却鲜有其人,在中国就更少了。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很少能划分为前后几个时期的,很少能看到思想变化的脉络。如果说有变化,通常也只是句子长短的变化,篇幅大小的变化。而在加缪那里,写作与知识、伦理、实践密不可分,同时又充满着很多变化。我喜欢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写得好又写得少,他既反抗又合作,他很嬉皮又很严肃。透过他有限的几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经验当中有着别人所欠缺的复杂性。这些都是我很看重的。
  问:有评论说《花腔》在艺术上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探索成果的一次有力综合,被称为“先锋文学的正果”。那么先锋文学的先锋性体现在什么地方?请您对先锋文学进行一次梳理。
  答:先锋文学作为一个运动,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就结束了。但先锋文学不仅仅是运动,它还是一种精神,一种象征着创造力和语言变革能力的精神。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为中国文学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底子。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如果你否认,你就是不诚实。但是时过境迁,那个时候的先锋文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人们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比如形式和内容常常是两张皮,所表达的经验往往并非自身的经验,显得外在化,语言往往很生硬,类似于造句。我想,这并不是说那一代作家才气不够。相反,那代作家都非常聪明,才华横溢,可谓一代天骄,当初也可以说是呕心沥血。问题可能只有一个,就是文学是需要积累的,语言资源是需要多方面开发的,经验的丰富性是要以对社会的认识为底托的,如果条件不成熟,那我们只能吃那些强扭的瓜。
  问:著名文学评论家王鸿生说,《花腔》不靠情节,不靠故事,不靠人物塑造,不靠观念,也不靠新的生活场景和信息,如当下的声色犬马、欲望生活、身体等,却能在很长的篇幅中,吸引读者一直读下去,这里面肯定有许多奥秘。你自己认为,里面都有哪些奥秘?
  答:我的看法与王鸿生先生略有不同。我觉得它既靠了情节,靠了故事,还靠了人物和观念。当然,小说不可能是情节、故事和人物、观念的简单配置,总有些东西会从那些缝隙当中溢出。我想,那些东西就是既与读者的感受相通,又与读者的感受相悖的一些经验。所谓人乎其内,出乎其外。如果你能写得准确,它们就会像无声的雨丝,悄悄地洒落在读者的心头。如果你认为这话有点酸,那我就换个说法吧: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奥秘,奥秘都是你自己读出来的,那些雨丝不是作品洒向你的,而是你洒向作品的。这样说行吗?
  问:不再说评论界了,“《花腔》热”还在持续中,普通读者的反映如何?据说海外的反映也不错,有不少读者给你来信交流吧?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收到过很多来信,有些是直接写给我的,有些是出版社转来的。有些读者从中看到了自己或者父辈的人生,所以有很多感慨。有一位在美国的华人,已经退休了,她认为书中的冰莹就是她姐姐,葛任就是她姐夫,向我索要葛任的自传《行走的影子》。福建有一位读者,写信告诉我,现在通往白破镇的路已经修好了,还说书中的白破镇就是现实中的黄塘镇。原来,他利用假期,沿着书中提到的路线自己跑了一趟。
  问:现在是消费时代,现实中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已经远离了没有实用价值的文学,那么文学对青年人到底还有什么价值?
  答:因人而异,一些人喜欢,一些人不喜欢,这太正常了。一些年轻人可以不读小说,但他读的是小说派生出来的东西,比如电影、电视,那也是文学艺术。在这个时代,文学确实常常与那些无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类似于陶罐。这不仅是文学的处境,也是所有从事人文学科的人面临的共同处境。在商品经济时代,人文学科在有些人眼里甚至成了笑谈,但是文学,或者别的人文学科的意义,仍然是不能抹去的,它丰富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丰富了我们的想像力,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判断依据,使世界更具有人性。没有文学,这个世界会很干燥。文学使我们眼中有泪,心中柔软。   (陈智民张柠《北京青年报》2003年2月18日) 
 
北村:“我不会针对市场写作”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记者:你的小说转化为影视作品的数量较多。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一是你的小说好看;二是你走的是文学与市场紧密结合的路?
  北村:我重视心灵写作,重视精神层面的东西,从不针对市场写作。有一点,我非常喜欢电影,经常看碟片,所以我的小说中结构、语言、情节影像性的东西多一些,这可能也是导演觉得好改编的原因之一。
  记者:大家都知道,电影《周渔的火车》与你的小说在角色上有很大的变动,主要人物从一男二女变为一女二男。这个改动很大。你为什么愿意做如此大的改动?你觉得电影忠实地表现了你在小说中想表达的主题了吗?
  北村:小说改编成电影可以从三方面人手:一是故事情节;二是人物;三是深刻主题。只要哪一方面理解上允和了,导演与原作者一致了,那么作品就可以放手让导演去改编。我的小说注重人性,是心灵产物。它不会因性别、社会角色、职业等外在的东西改变而降低了作品本身的表达力。这一点我有自信。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导演尊重小说的核心,那么原作者要尊重导演的再创造力。从电影本身看,它对小说核心内涵没有改动,对基本人物框架没有改动,大情节方向也没有改动,有的只是细节上的一些改动,毕竟电影与小说不同,要有可操作性。我对这些改动没有意见。而且,它也表现了我原作中要表达的主题。
  记者:你的《城市猎人》、《台湾海峡》已拍成电视,《武则天》、《强暴》也已授权拍成影视作品,现在《周渔的火车》正在热播和热炒,有评论说,北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心灵,把文学纯粹变成了挣钱的工具,是投机性的行为,等等。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北村:我不会辩驳这样的评说。相反,我会警觉,并惶恐自己内心的变化。有质疑,不是坏事。人的力量很脆弱,需要时不时的反省和清醒。说实话,从《周渔的火车》这部电影看,它的热播的确增加了小说的发行量,但我把它看做是一时的行为,过后又会烟消云散。我只会更加严肃认真地写作。文学很难进行商业欺诈,如果有欺诈,那么它欺诈的肯定是自己的良知;作家不可能玩弄市场,相反,市场会把作家玩弄了。另外,说一下这部电影,这是好导演好演员的结合,是纯粹的艺术片。我和孙周在探讨时就把它当做一件非常严肃的行为,根本没有考虑到市场,没有想到商业运作。所以,有人说投机,不知从何说起?
  记者:因为电影的吃喝,成就了小说的发行量。你对此如何理解?
  北村:电影绝对会提高小说的发行量,但这行为是中性的。不在这行为本身,关键在于作家的作品好不好。好作品会因为传得快而越传越好,不好的作品也会越传越坏。作家如果因为电影的吃喝而过度兴奋,会使创作背离良心规则,说严重点,最后自取灭亡。
  记者:记得你好像在一本书的自序里说过:“从写第一篇小说起直到现在,我惟一对得起读者的是,我从来不为文学之外的原因去违背文学的规律,或者违背良心。这是最后一根真实的管道,请保留它的某种纯粹吧。”你一直坚持这样做吗?
  北村:当然。我会一直这么做下去。   (雪呆子《人民网》2003年3月12日)

 
贾平凹:文学比的就是精神境界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有一些作家很有名,也非常重要,写过影响很大的作品,但一段时间过后,你慢慢发现这个作家只具有某种社会学的意义,艺术上可以不必谈它。
  贾平凹:我看了一个资料,拉美那些作家,他们本土文化特别丰富和有特点,他们差不多都去过欧洲,在那里接受了新的文学观念,回去就写他们本土的东西。欧洲是出小说的地方,一些国家可以说是小说国家,那里的花样多,观念变化快,但那里现在太平稳了,一切都定型了,能出新的观念和花样却难出现多么伟大的小说了。只有发展中国家的人,接受了他们的新观念新花样去写自己本土生活,才容易出好作品。所以说,这存在两个因素,一是必须是新的观念,再是有丰富的本土生活。
  谢有顺:这方面,五四期间的作家做得比较好。他们也处于时代大转型时期,大多留过洋,去过欧洲、美国或日本,对他国的文明有比较深的了解,但他们很多人又读过私塾,学过文言文,精通中国古代的典籍,对中国的文化传统钻研得深,传统和现代的东西,在他们身上就结合得比较好。不说其他,单说语言,五四一代的作家,在语言上都很有个性,比如鲁迅的语言,那真是一个巅峰状态,只要读几句,你就知道那是鲁迅的语言,谁也模仿不了,那种简练、泼辣,那股劲,那个味道,只有鲁迅有。包括那么多现代作家写的很漂亮的散文,都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本身,也能反映一个作家背后的思想意识。有文言的味道,精粹,又有现代口语的朴白和韵味,一结合,就产生文气。到现在为止,读中国现代作家,语言上还是最滋养我们的,鲁迅的小说,到现在还是最优秀的;还有一大批年轻的女作家,都从张爱玲的语感里面,获得了如何叙述城市,叙述日常生活的灵感;有人从沈从文的文字里,学到了写作的秘密,像后来的汪曾棋等人,用一种比较唯美、比较感性的语言表现事物。这是一条路,中国化跟现代化如何在语言里结合起来,这是产生伟大作家的惟一的路。
  贾平凹:有的作家你说着容易懂,有的你难以把握他的思维脉络。张爱玲我感兴趣,她的艺术感觉一般人是难具备的,描写一种东西,一般人是一种感受一种想像,她不停地给你迸发,像打水漂儿,石片子要在水面上飘闪数次。有些作家是较容易了解的,你把他读多了,能寻得着他的思维脉络,有些作品你无法把握,这就是天才作家了。
  谢有顺:所以有些作家,可以把他称之为“作家中的作家”,他不但记录了他那个时代里个人的内心真实,还给后来的作家提供写作上的启示。有一些作家很有名,也非常重要,写过影响很大的作品,但一段时间过后,你慢慢发现这个作家只具有某种社会学的意义,艺术上可以不必谈它。某作家写过某作品,这个作品描写了什么生活,或者控诉了什么,展现了什么,让我们知道当时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社会学的意义。有一些作家能超越时代,无论什么时期的人读它,都可以从他那里获得写作上的启示,比如沈从文、张爱玲,包括鲁迅,或者博尔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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