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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中国文情报告-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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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和天使一起飞翔》是你一个时期的代表作,用你的话讲,那时写的东西又重又狠,总是用死亡来收场,心里怀着很强烈的情绪。但近年的《空镜子》、《香气迷人》让读者感到了你的平和心境,是什么原因促使你的写作风格发生如此的转变?
  万:在《空镜子》之前,有一段时间我的写作文风很用力,心也很重,而且写的都是比较强烈的东西。可到了《空镜子》,我发现自己好像到了一个转折,开始松下来了,知道写小说不能老那么用力,感觉应当再平和一些,更缓慢一点。《空镜子》应当算是完成了我写作上的一次转变,我开始能够平心静气地讲几个人的故事了。按说人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写东西的心态也会越来越走向平实坦诚。如果说我以前创作时的内心感觉,就像是飞机在跑道上启动、加速、起飞的话,其中必然还掺杂着努力和挣扎的成分;那么到了《香气迷人》,就有点像飞机已经平稳升空,看什么、做什么动作,已经比较自如也比较流畅了。这种变化首
  先应该说是时代的原因。我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那时我十几岁,心里有自己的痛苦,还有从小到大、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待遇,这些都会在我心里投下痛苦的阴影,曾经被压抑、扭曲的东西给我留下深深的烙印。当然被压得越深,也就越想发泄,体现在作品的题材上,也就越沉重。现在,时代给了创作者更多的自由空间,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视野越来越散出去,就像广阔的水面,即使有波纹也相对平静一些。再有就是年龄的原因,也与个人的经历不断丰富、生活的内容越来越深厚有关,我年轻时嫉恶如仇、爱僧分明。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对人更理解也更宽容,我真的觉得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有其充分的理由。如果你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就能想明白那理由是什么。这种心态,现在已经成了我对所有人很固定的一种理解方式了。写作其实就是对人的理解,给人的行为找个理由,我越来越相信人的行为有理由。另外,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也会遇到种种烦恼和痛苦。之后,我就慢慢悟出来,其实一个人身上最突出的优点,同时也正是他最大的缺点。比如某个人很懒惰、不进取,可翻过来想,他就可能心情比较平和、淡泊,与这样的人相处就比较容易。我情愿在写作过程中,给自己也给人生多留一点善良的期待和希望。
  赵: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专业作家生涯的?
  万:应该从我到部队文工团算起。我能够到部队,原因很简单,是我们那个部队的政委非常敬仰我的父亲,他认为我是曹禺的女儿,可能也挺能写的。那时的文艺是配合政治需要的武器,在部队文工团的创作应该算是政治任务。我从18岁到部队,后来的8年时间里,虽说写了一些东西,但那些东西对我后来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帮助,只是积累了些生活经验。幸亏8年的时间不很长,离开部队后,我能够关注更广阔的领域,有更多的真实感受,我的作品个性。
  赵:你觉得写小说和电视剧相比,哪一个更能表达你的思想?
  万:肯定是小说。对于我来说,电视剧更商品化,剧本创作实际上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会受到种种限制。小说相对来讲,商品化要少一些,更能表达我自己,但剧本创作对我的小说创作有帮助,它会让我写出的小说更好看,同时影视也打开了我和更多观众交流的通道。
  赵:你是善于写爱情小说的高手,那你对爱情持怎样的态度?
  万:爱情这个题材在文学作品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题材,它很吸引我。当然作为一个女性,可能对于爱情和情感这方面,包括自身的经历,都会引起我种种感想和感受。一次我在电视里看到李阳讲“疯狂英语”,他特别痛心疾首地说:一些年轻人把时间浪费在谈恋爱上。但在我看来,谈恋爱是人生中最美丽的事。李阳发出的感慨,让我很惊讶,促使我写出了《香气迷人》。实际上对我来说,爱情是一个很严肃的,或者说很严重的话题。以我今天这个年龄,我仍然认为:如果人生活中没有爱情,人存在的价值就不大了,不管今天的生活是靠多少物质堆砌起来的,我们一天24小时需要多少东西来塞满,我们有多少享受,如果人的生命里没有爱情,最终的意义就失去了,这是我的感受。爱情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困惑了很久。我儿子的女朋友在国外,他们打手机或发电子邮件,两人可以很方便地询问对方刚才上哪儿去了,吃的什么饭?这让我觉得现在的爱情来得太便捷,没有一丝的曲折,即使相隔万水千山,跨洋越海,都不会产生阻碍。而我的青年时代,信息是完全隔绝的,一封信就要走很长时间,不像现在谈恋爱这么便利,所以现在人们那种思念的感觉不像我们那个年代那么强烈了,我认为现在的爱情最缺乏的是思念,爱情没有思念就没有沉淀,没有发酵的过程。如今的年轻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与我们太不一样了,这种变化也让我想探讨爱情对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爱,其中有母爱,有亲情,但是爱情是最浪漫的一种情感。我们这个时代,浪漫的东西少了,至少我觉得很不够。我觉得浪漫实际上是非常美的,而且是生命中不能缺失的一份情感。爱情也许要分年龄段,年轻时候的爱多姿多彩,越新鲜越被吸引,而我觉得爱要踏踏实实,有一份很安宁的情感会让人觉得更舒服。
  赵:最近有什么创作计划?
  万:我本来想写《空镜子》的姐妹篇《空房子》的剧本。写《空房子》的想法很早,甚至在《空镜子》之前,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放下了。但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我的创作欲望仍很强烈。因为我手头正在改编《香气迷人》的电视剧剧本,计划25集左右,所以还要等一下。但我想今年上半年《香气迷人》和《空房子》这两部电视剧的剧本都要完成。以后,会出去玩玩,强迫自己放松一下,让脑子空一段时间,使创作的欲望重新鼓起来。   (赵莉《中国文化报》2003年4月8日) 
 
余华:机遇让我走上文学道路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是1983、1984年,那是中国的文学杂志最辉煌的时候,什么刊物都能发行几十万册,但是已经开始进人尾声了。那个时候的编辑们还是比较认真地在那里读一些自由来稿,所以像我的稿子自然也被他们看到了。那时候我还在南方浙江一个小镇子上当牙医,整天拔牙,也没什么事可干。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嘛,只有20岁刚多一点,特别希望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可是我永远看到的是张开的嘴,那里边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风景可看的,所以我就非常不喜欢那份工作。
  我们那个医院就在一个街道上,是我们小县城里最繁华的一条街,当然肯定不如北京的那个王府井繁华,可在我们县里已经是最繁华的一条街了。我整天站在窗口很迷茫地看着在下面街道上走来走去的人,我不知道我的今后应该怎么办!就在那时候,我发现有几个我认识的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天在大街上闲逛。后来有一次我就问其中一个作曲的,我问他说: “你为什么就不上班?”他说:“我这就是在上班!”我说:“你们文化馆是在大街上上班吗?’ 他说: “文化馆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班。”我想:这工作我也喜欢。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 “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像你一样上班?”我们那个时候个人没有选择工作的权利,都是国家分配的,不像现在大学毕业后自己找工作。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也有我们自己的好处,就是我们很安静,我们没有一种焦虑的感觉,反正是听天由命,但是也太不自由。所以我就问他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可以调到文化馆?他说:“你跟我学作曲。”我心想我可是不敢跟他学这个,因为我非常了解他的历程:他在农场干了十多年,一心学作曲,干了十多年才进人文化馆。而我是希望明天就进去!我没那个耐心啊!十多年后,我多大了啊,再进文化馆?
  所以我说:“还有没有更快的?’ 他说: “更快的?要不你就学绘画。”可是绘画也一样。你也起码学十多年以后才能够有希望进文化馆。
  他说:“都不行那么就写小说吧!”我一想这倒是可以。当时我大概认识四五千个汉字了吧,我估计大概可以写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写小说了。
  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真是属于那种目标很明确的。后来我发现文学很难说是可以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包括我后来开始上网也是一样,遇到问题了,你再去查查参考书,看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不遇到问题你根本没必要去学,学了也没用。
  我就是带着问题去学。首先不是学小说怎么写,而是看引号是怎么打的。“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的学习,所以,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干这个。我是“文化大革命”第一年上的小学,文化大革命结束那一年,中学毕业,刚好十年。日子当然也很愉快,就是几乎没怎么上课。到那个时候我就没办法了,我不想拔牙,我得去换一份工作,为此我就在那儿闷头写。写到了什么时候差不多可以换段了,我就又发愁了,不知道怎么办?再就是的、地、得什么的,刚开始总是用错,真是一切都从头来。
  刚开始写了以后,拿到文化馆给我们一位管创作的人去看。他说:“你的错别字太多了!”又说“这没办法,因为你没写过那么长的文章啊!”我以前在学校里写作文也就写一千字,撑死了就一千字,那就算是很长了。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说:“只有余华才能写那么长的作文!”如今在海盐他还说这样的话,“所有的作文里余华写得最长。”所以他就认为我是最有才华的。我一开始写小说就写了一个一万字的,那肯定是错别字就增加了十倍了。然后,到我写到大约四五篇的时候错别字就很少了,后来文化馆的朋友就开始表扬我了。
  我非常幸运,我第一篇小说就发表了。那也是很奇妙的经历。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寄稿件是不用付钱的,你只要把一个信封剪一个角儿,我寄到《北京文学》,《北京文学》就给我付钱,就是邮资总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计划经济的受益者。我刚开始写小说也比较狂妄,我也瞧不上我们浙江省的刊物。我就寄给《人民文学》、《收获》。它们退了以后,我把它们那个信封翻过来再剪一个角,再给《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逐渐一步一步的往下来,就是先寄名气最大的刊物,再寄名气小的。
  我发现,我还是非常幸运,总是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些好事。大概是在1983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海盐已经进人冬天了,已经有点冷了。大概是下午刚上班的时候,电话来了。
  我们那个拔牙的医院有30多个人,就只有一部电话机,而且那时候电话机是手摇的。我们整个海盐县只有一个总机,要通过它转的,反正那个时候电话不能拿起来摇,要摁着它摇。所以我后来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拨那种程控的直拨电话,我就摁着它拨,奇怪!怎么没反应?所以,科学进步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既然你过去是德着摇,以后发展了也应该德着摇嘛!它怎么就拿起来拨了?科学的进程是最不讲逻辑的,因此它经常给人以震撼。
  那天突然说楼下有一个电话,我以为又是我们县里的一个什么人给我打来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基本上是三心二意的,虽然进人了改革开放,大家还是吊儿郎当的,没怎么好好干事。拿起电话以后,却是我们邮局的——那个时候电信和邮政还没有分开——总机给我一个声音说:“你是余华吗?’ 我说:“是。”他说:“你有一个北京长途!”我一听心里就是一阵狂跳,我知道我们家在北京没有亲戚,有亲戚也不会给我打电话。肯定是稿子的事!但是我想不起我的稿子寄给哪家刊物了。太多,退稿也非常多。
  那个时候挂长途电话不是现在这样,你知道一个号码就可以拨了。那个时候《北京文学》的主编(她十年前已经去世了)叫周雁如,她是早上上班,就给我挂“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余华收”。然后北京邮电局就是一路一路地挂过去,挂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终于通了。然后我拿起电话,电话里告诉我有一个北京长途,我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声音来了,她就告诉我说:她是《北京文学》的,她说她叫周雁如,我也不知道她是主编,《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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