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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中国文情报告-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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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种救赎都是不自觉的。”
  对于新作的外部反应,王安忆显得并不在意,“我负责的只是把东西写好,至于能激起什么反响,这并不需要我来负责。我个人还是满意的,每个作品的容积量不同,对于《桃之夭夭》,我感觉已经把它充满了,但又不溢出。不存在外界说的‘琐碎’,整个作品还是比较紧凑的。”
  或许与自己生活的时代吻合,王安忆特别钟情于描写50年代生的人物,发生在50年代的故事,而且每每写到这一段时特别得心应手。王安忆承认“不仅熟悉这一代人,也熟悉他们的生活背景,了解他们的生活细节,也了解他们的道德观,这提供了我准确想像的空间。”
  〃80年代与现在是那么不同,10年前我还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现在,世界变得这么不真实,我觉得那时候才是真实的,而且是具有美学意义的。”王安忆强调说。其实,即使在《长恨歌》里,80年代那一段,也是王安忆最着心力的,可惜大多数人都只在意那“上海小姐”的繁华旧梦,并没有体会到王安忆的苦心。最用心的地方,旁人往往看不出来,这也使王安忆觉得颇为无奈。
  “《长恨歌》里描写的老上海其实是引子,那个时代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基本上靠想像。我所关心的真正的故事发生在80年代,她与老克勒的感情才是我想重点描写的。”关锦鹏在与王安忆谈《长恨歌》的电影改编时,希望把重点放在王绮瑶和李主任的那一段,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王安忆执著于王绮瑶在80年代的生活。话剧《长恨歌》第一版演出后,王安忆也对第三幕(80年代)意见最大,觉得乱哄哄的,整个线索没有交代清楚,逻辑有问题。
  “人们对80年代没有兴趣”,王安忆说,“好像离现在太近了,其实完全不同。对80年代的理解有两个误区,一个是把它等同于改革开放之前,另一个是以为它和今天差不多。”或许前一次《长恨歌》第三幕,演员就犯了把它等同于21世纪的毛病。谈起王安忆往往把80年代的爱情写得很节制,她说,“惊涛骇浪是假象,那个时代给人的感觉是有很多铺垫,而今天的爱情非常急迫。当时由于青年人对性别的不了解,所以表现出来的爱量不大,而过程长,是一种节约的微妙的爱,很多细节看上去都无关爱情,其实都是爱情。应该说今天大多数人还是这么生活和谈情说爱的,可是一般人眼中已经没有这样的审美价值了,而需要惊世骇俗。”
  对于把她的名字与写上海联系起来,王安忆非常反感。“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两条线并重的,一条是‘寻根’文学,一条是关于上海弄堂里的故事。80年代的时候,上海不是话题,于是大家只看到我‘寻根’的那部分作品;现在上海成为话题,弄堂被关注了,于是大家只注意我写的上海弄堂,把另一部分又忽略了。”其实这也为写于1994;1995年的《长恨歌》为什么红在2000年后标明了注脚。
  王安忆认为她的一些小说把上海弄堂作为背景,只是因为自己就是弄堂里长大的,从个人经验来说,这是她最了解的阶层。而且几年前搬进公寓房以后,就发现生活的审美性差了好多,还是弄堂故事最有意思。但是,“我没有必要对上海发言,描绘上海精神不是我的任务,我的任务是写小说。”
  谈起其他一些以上海为题材的作家,如陈丹燕、程乃珊、素素等,王安忆说,“真正持之以恒一直描写上海故事的作家是程乃珊,相对来说她写的上海故事也最扎实。而我的个人特色体现在文学上,不在对某个地方的描绘上。上海只是我写作某类故事的背景和舞台。”
  或许已经被媒体频频让她谈“上海”的要求所激怒,王安忆抱怨“言论不自由”,自己的话经常被左右和歪曲。“现在是媒体、市场的霸权,我觉得作家似乎又回到了代言的角色,只是这次不是政治的需要,而是市场的要求。”
  (钱亦蕉《新民周刊》2003年10月29日) 
 
刘恒:奢侈地期待知音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记者:您在日前召开的北京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以全票当选为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向您祝贺。您对这种结果感到意外吗?
  刘恒:有点儿意外。我不敢奢望获得这么大的信任和支持。没有人拉选票,我又是一个淡于交往的人,一下子得了这个结果,让我觉出了选票后面大家的从容和善意。我将用同样的善意和从容来回报他们。
  记者:本届北京作协的主席、副主席年龄跨度在48岁到6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3岁,是最年轻的一届主席团,您也是历届北京作协主席中上任时最年轻的一位。您对本届作协主席团的年轻化有何感想?
  刘恒:年轻化是相对的,实际上大家都称不上年轻了。我明年就50岁了。这是知天命之年,还能说年轻么?我的意思是说,本届主席团难以拿年轻来自居,想做什么事必须赶紧做。人生易老,岁月从来是不等人的。
  记者:目前北京作协的会员已达到1010人,其中45岁以下年轻后起之秀占到170余人。史铁生、刘庆邦、毕淑敏、张洁、陈祖芬、张承志、宁肯、曹文轩、凌力等都属其魔下。新一届主席团将在改革作家体制,实行签约作家制方面进行哪些有益的尝试?
  刘恒:作家协会将延续已有的改革措施。新的举措将在文联党组的安排下逐步实行。不论是签约作家队伍还是驻会作家队伍都要适时扩大。北京要建成名副其实的强大的文化中心,需要一大批实力强健的作家来支持。希望志同道合的人能走到一起。
  记者:根据凌力同名小说改编,由您编剧和担任总导演的40集电视连续剧《少年天子》已经开播,在改编中您遇到过什么技术上的困难吗?有观众说剧中有些台词听起来比较文,比较诗化,您为何采用这种风格?
  刘恒:我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这么评论我的台词。对电视剧来说,比较文,比较诗化,实际上等于是说它比较脱离观众。这个评价应该献给凌力的小说,而且我认为这恰恰是这部小说的长处,改编的困难也正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或别的观众有时间也有兴趣,可以将小说和电视剧对比着看一看。只有这样你才能领略这两种艺术方式的不同。凌力女士对我的改编很满意,她爱人是导演,对此剧的拍摄也很满意,这是最让我欣慰的地方。我希望大家看电视剧的时候,能向凌力女士表示他们的敬意。
  记者:从《本命年》、《菊豆》、《秋菊打官司》、《西楚霸王》、《漂亮妈妈》等作品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再到现在的《少年天子》,您在小说和剧本创作上都得到成功,能否比较一下小说和影视编剧这两种创作上的异同?影视剧本的写作对您写小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恒:相对于拍摄而言,剧本的文字是草图。剧本虽然也有文本上的意义,但是不像小说文本那样具有惟一性和珍贵性。小说是雕塑,是纪念碑,不怕风削雨蚀。剧本是水,一拍摄就流走了,是树叶,一拍完搬上屏幕,文字就随之凋零了。但是,如果我自认为别人也认为我是优秀的剧作家,那么我也不妨利用这个优势,把我的剧作做成有意义的文本。不管结果怎么样,敝帚自珍还是可以做到的。其实,对真正的作家来说,任何写作都是正常的写作。一篇讲话,一封信,一张便条,都是有意义的。当然,最主要的赛场还在小说这里,这是最能炫耀肌肉和灵感的地方。我是老拳击手了,在没有被人打躺下之前,还想抓机会出出风头呢。等着瞧吧。
  记者:据说您作品中的许多人物都有生活上的原型,是这样吗?您在《白涡》等作品中展现出的对感官细节那种敏锐的捕捉能力,在《黑的雪》、《虚证》中准确把握人物心理的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呢?
  刘恒:俗话说,没有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提的捕捉能力和把握能力等等,其实反映的都是一个能力,想像的能力。好的小说家给人直接看到的是文字表达能力,背后真正支撑着他的是想像力。作家和导演都不能缺了这个。我们经常看到整脚的导演出丑。其实出丑的作家更多,只不过不像导演那样容易被人看到罢了。
  记者:最近在读些什么书?在阅读上有什么偏好?
  刘恒:在读电影和话剧方面的书,从老舍到法斯宾德,很杂。我喜欢读史料。读的时候有把玩文物的感觉,很舒服。这就是衰老的证明了。
  记者:您是一位处世低调的人,在随笔集《乱弹集》中您曾自谦,自己所写的短文数量不多是因为“这无能与性格有关。短文是匕首,便于攻击。我偏偏过于内向,不敢出手,不是怜悯人家,而是怕他回过头来打我。万一打不过,岂不羞杀我也?”您的性格与创作风格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看待这种关系?
  刘恒:我处事很愚钝,言行经常与所处的环境不符。后来我发现这几乎是所有人的毛病,我就放心了。我是敏感的人。我所认识的知名作家几乎全是敏感的人,很多导演和演员也是,这让我更放心了。我不具备攻击性,但是被逼急了很可能会一鸣惊人。我不善言谈,平时话不多,给人的印象嘴挺笨的。可是遇上大场面,在大庭广众之下也能口若悬河,让认识我的人都不认识我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认为,当我旁若无人的时候,我一定是进人创作状态了。不论在写字台前还是在主席台前,这应该是我最理想的状态了。这是性格与创作、性格与人生的结合。我只能无奈而平静地看待这种关系,随他去吧。
  记者: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刘恒:没什么可说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了。
  记者: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对北京作家协会和您自己的创作有什么期待?
  刘恒:我想把话说得小一点儿。一般来说,作家的难题都属于个人的难题,理应由个人来解决。你写不出东西来了,谁能帮你?一旦某个作家向作家协会求助了,那么他必定是有了不得不求助的理由。在这种时刻,我希望这个人能从作家协会这里体味到人生的温暖和友人的善意。至于我自己的创作,最最切近的期待,是希望正在播出的《少年天子》能够得到大家的共鸣。看《中华读书报》的人大体上是文人,而文人是不大看电视剧的。这次我盼着大家能给我一个例外,捧捧场,我真希望我的表达能得到回应,赐予我更多的知音。这个期待太奢侈了,大家还是各忙各的吧。
  (咸江南《中华读书报》2003年10月29日)

 
马原:“我随和了许多”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马原的客厅有着很强的“气场”,古朴的桌椅,青花瓷瓶上硕大的牛头骨,放满旧书和影碟的书架,面上贴着书法作品的空调。他坐在沙发上,那双曾被韩东精心描写过的眼睛依旧“泪光闪烁”,他说,“我变了很多,特别是性格,随和了许多。”
  教授马原的幸福生活
  曾经有人说,马原身上有很多奇迹,其一便是:口才不好,讲起小说却能滔滔不绝,且感染力极强。教授马原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相对自由的生活状态进人校园,马原一门心思当起了老师,他每周大约上四五节课,主要是“阅读课”,把讲稿整理一下就是论文。但马原对现有的教学体制有些看法,他的课大多是一人“唱独角戏”,学生提问很少,他说下个学期想带研究生。考试的方式主要是考察,除了进行文章评估外,平常的考勤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马原说只要来听课就有收获,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说到当教授后的转变,他说自己现在看书比以前更有计划,而且带有选择性。在依据个人兴趣和教学需要的基础上读书,目的更加清晰了。他读书首先是古典味浓,基本上不看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认为大师要经过时间的证明和沉淀才能称其为大师。“我老师对我说千万不要看活人的作品。”马原笑说:“其实我骨子里面也是倾向于古典的东西。”
  其次国外作家作品占绝对优势,他说:“用严格的眼光来看现在的小说,总体不太成熟。中国小说是从明清的话本转化而来,在发展时间上就比西方落后很多,成就并不高。”作为讲稿,马原表示《阅读大师》会不断吸收新的作品,不会一本讲义讲到底。
  “故人往事”的小说家马原
  在一次和网友的交流中,马原表示,小说家马原已是故人往事,即使以后写小说,那也是“马老师的一份副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马原还是透露说,他可能会重操旧业,写一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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