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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华、游胡的《林彪的这一生》是列人2003年传记文学畅销排行榜前十五名的作品，此书初版于1993年，十年中重印六次，销售达21万余册。这种持续畅销的现象，反映了中国大众渴望了解历史内幕的愿望与好奇心。作者在《修订补记》里表示：当初写这部传记， “主要是想通过林彪从人到神、由神变鬼的可悲历程，探究这位山乡少年由功臣沦为祸首的原因，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立体可感的历史人物。”“十年过去了。十年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党史研究更加活跃。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上，包括在对林彪的研究上，国家有关部门公布了许多新的珍贵文献，老一辈的革命家披露了大量新的历史内幕，许多文史工作者探幽钩沉，又挖掘了一部分有独特价值的口述资料，进一步拓宽、丰富了人物研究的内涵，因此也有了对十年之前出版的小册子进行修订、补充的必要。”林彪作为老一辈中共领导人的“异类”，一位曾经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历史罪人，关于他的传说和传奇故事尽管多如牛毛，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仍然是一个谜。《林彪的这一生》的作者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叙述的态度冷静、客观，为该书的特点。林彪的性格，与他的人生经历、荣辱沉浮和历史功过的内在关系，得到了较充分的揭示。此书的不足，在于对中国现代历史缺乏一种整体上的把握和穿透，对林彪所处的环境与人际背景也缺乏真实具体的描写，让人感到一种隔雾观花的不足。
文人传记的收获
已故文化名人、艺术大师的遗婿撰写自传，是近年来传记文学写作的一道醒目的风景，已有作品中，有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蒋碧薇的《我与徐悲鸿》，林沫的《建筑大师梁思诚》
等，都曾成为读书界的话题。2003年的此类出版物中，杨绛的《我们仁》和高瑛的《我和艾青的故事》值得一提。
有意思的是，《我们仁》也被列人了2003年传记文学畅销书前十五名排行榜，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仁》与排行榜中的其他作品都不同，它并不具备畅销书必须具备的那些特点，既不通俗，也不传奇。《我们仁》结构奇峭，写法独特，由三部组成，第一部《我们俩老了》，只有短短一千字，写钱锤书在世时扬绛经常遭遇的一个亲人失散梦，也就是钱锤书所言的“老人的梦”；第二部《我们仁失散了》以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详尽地记录了这个“万里长梦”，似真似幻，朴朔离迷；这个梦又由三部分组成：一、走上古释道；二、古释道上相聚；三、古释道上相失。等到梦醒来时，作者发现“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直到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仁》，才开始通常意义上的传记写作，从1935年7月与钱锤书结婚后到英国留学写起，一直写到1997年女儿去世，1998年岁未钱锤书去世。扬绛以其特有的枯淡含蓄之笔，忆写了60年来与丈夫女儿相濡以沫的岁月，情意绵长，余音缭绕。开篇这样写到：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锤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缓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仁是不寻常的遇合。（另起）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这是一种十分“私人化”的写作，主要笔墨用于亲情家事，甚至达到事无巨细的程度，而一旦涉及他人他事，下笔就变得谨慎而有分寸，历史风云、时代激流被有意识地淡化，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空白，由此不难感受一个高级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疲惫和对未来的优虑。此书的分量，其实正在这种含蓄不露、貌似琐屑的描写中。文中写到解放前夕时，有一段话让人难忘：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r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仁》出版后，在读书界引起较大反响，《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读书商报》等报纸杂志均对此做了专门的介绍和评价，它的畅销，除了“名人效应”的因素，在于它深切地写出了历史的悲枪感与人生的无常感。
相比《我们仁》的平淡含蓄，高瑛的《我和艾青的故事》更具传奇性和饱满的生命激情。此书以数十篇随笔集合而成，叙述了作者与诗人艾青41年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生活历程和情感历程，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艾青的私生活细节和文艺界的人际纠葛，作者质朴、泼辣、粗放的性格，和艾青艺术家的性情及其平凡的一面，在书中有鲜活的描写，尤其是艾青与高瑛的浪漫史，写得颇有力度和情韵。然而，此书的写作带有明显的“辟谣”动机与自我炫耀的成分。作者的宿友老作家文怀沙应命为此书作序，认为高瑛不仅是一个“轻财利、重感情的好女人”，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 “无须豪言壮语，摒弃五光十色，真诚、亲切，那是慈母般的温馨啊。不是壮美，而是优美。我们中国诗坛，这样的诗人并不多。正是由于成了艾青的妻子，高瑛的诗才委顿了，成为一个被埋没的诗人。艾青得到一个患难相处、心魂相守的好妻子；中国诗坛少了一颗明亮的星星。”高瑛的自述可以证实文怀沙的高度评价，她认为：艾青“就是自己的一部大作”。这种美妙的自我想像发自高瑛这种豪放强悍的性格，应当说十分自然。更何况，自我美化原本就是自传写作难以避免的俗套，所以，对这本自传的自我美化，不必大惊小怪，作者完全有这种资本。
艾青生前没有写过自传，按高瑛的说法，这是艾青“对过去的历史的宽容”， “俱往矣，就是艾青对待历史的态度”。这些说法，虽让人感受到了艾青的善良，却又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这一点上，艾青比起巴金老，还是差一点。艾青受迫害的经历，包含着深广的历史悲剧与人性悲剧，从这个层面看问题， “受害”与“加害”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其实，包括艾青在内的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几乎谁也没能摆脱这种命运（当年在延安青为了过关，批过王实味，下手很不轻）。反思这样的历史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那种“俱往矣”的超脱，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人性懦弱的表现，因为反思历史、反思人性首先必须从自己做起，所以，宽容他人容易，宽容自己难。中国的传记写作迟迟上升不到一种高度，出不了卢梭的《忏悔录》那样的作品，正是由于反思精神的匾乏。
五 行动的诗歌与诗歌的行动
周瓒执笔 中国作家网2004年8月12日
“诗言志，歌咏言”，诗歌无疑是与人的内心世界联系最为密切，也最能表达人的内在心声的一种文体。
2003年，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而言，是一个不安分的年头；对敏感的诗歌写作来说，2003年也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这一年，从年初到岁尾，整个诗歌界与社会情态、与人的心态相随相应，表现出了整体的骚动不安和活r。丰繁：从关注现实的诗帖、女性诗歌写作的凸显，到诗歌民间刊物的复刊、诗歌年度的竞赛与大展，创作的活跃与活动的频仍，构成了一副忙碌又动人的景象。2003年的诗歌的这种状态，如果要用一个词或短语来加以描述，我想这个词是“行动”。
诗歌在行动
2003年，一个不平静的年份，从年初汉语诗歌界的一场诗歌行动中，这喧哗和躁动就得到了某种预示。
1月9日凌晨1点52分零6秒，北京大学新青年网站的“新青年论坛”上，出现了一条题名为《重金征稿：面向所有诗人（知识分子、民间分子、下半身……）》的主题贴，发贴者屠名“因爵夫人”。打开主帖，可以看到，征稿启事写得简洁而明了：
就民工“自焚”讨薪事件写一首诗。
要求：诗意。道义。实验。原创。
稿酬：由因爵夫人与作者商议确定。
希望：授权因爵夫人出版一本诗集。
联系：f ishkller@163 。
接着是转发的新闻《山东发生民工“自焚”讨薪事件》（转自世纪沙龙），新闻稿披露的事件：四川籍山东民工徐天龙为工友讨要欠薪，被包工头指使手下殴打，气愤之下，买来汽油，抱住包工头欲同归于尽，未遂。事件刚刚发生不久，而其所反映的“拖欠和克扣民工工资”的现象早已不算新问题。
主题帖发出半个小时后，即凌晨2点30分，诗人桑克跟帖回应“呼吁：世道如此，人心悲愤，诗有小力，大家一起！（同意者请跟帖）”。桑克的“呼吁”包括：〃1．要求他们偿还拖欠民工的工资以及其他款项。2．要求他们对被焚烧民工的身体和精神创伤给予补偿。3．将逼迫民工走此绝路的人送上审判台（道德与法律）。”以一个“最后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激情，桑克似乎也还不失文学的“理智”： “这仅仅（是）暴露出来的，而没有暴露出来的更让人担心。” “虽然这个话题和诗无关，但作为人，却不能不关心。”“贴出这个消息的网友把这个事件当做了诗歌主题，睿智，也是给大家提出了挑战。我们的诗歌是可以有社会责任感的（虽然它不是诗歌的全部）。”“这时，就要牺牲艺术，去拯救正义！”随后，桑克在自己的帖子后面继续跟帖，征集网络声援签名。
一时间，跟帖签名的有之，写诗咏事的有之，当然，还有跟帖和桑克的观点商榷的，不过，更重要的是，自新青年文学自由坛上发起呼吁行动之后，诗生活网、“他们”文学网、广东的“打工诗人”网、广西的“扬子鳄”诗歌网等诗文网站迅速响应。在这个因特网已然成为汉语诗歌最重要的流通场域的时代，这样的诗歌行动确实容纳了最复杂而尖锐的，来自民间的声音。在众声喧哗的间隙，我们依然读到出离了悲愤之后的尖锐但真切的诗。虽然属于命题式的写作，但桑克、清平、程小蓓、唐不遇等诗人的作品，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是呐喊式或咒骂式的，而是能够在“代言”的立意中，切实贴近了角色的声音。他们的作品依稀唤起读者对于“古诗十九首”和新乐府诗歌的传统精神的记忆。程小蓓的《我们惟一所有的— 给徐天龙》——
我们活着，惟一所有的
是这些能干活的手和脚，
最好不要有嘴和脑袋。
嘴要吃和喊叫，
脑袋会让我们想到哭泣。
行动的诗歌与诗歌的行动
我们活着，帷一所有的
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这条生命最终可以当做武器
虽然它的‘杀伤力那么微弱，
但这却是我们最后的。
短短的两闽，十行，写出了我们时代底层人群的生活贫乏和精神上的独立意识。年轻的诗人唐不遇在他的《各种自由都在死去》中，极其贴切地描述了“卑贱”和“自由”这两个词语在一个底层人的内心深处激起的巨大生存意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汉语诗人在写作中，时常会讨论写作的“及物”问题，它针对的是那以前，诗歌写作沉溺在幻象或意象的抽象滑动，远离纷纭而复杂的日常生活的弊端。到2003年初，从这场以诗歌关注现实间题的一次行动当中，我们或许能够发现，当代诗歌正在发生全面的现实转型，或至少在某个方向上，自觉实现着向现实的拓展。
现实，是我们每天经历的被书写的生活。没有书写，也就没有所谓现实及其评价。讨薪民工自焚，英美攻打伊拉克，非典侵袭，孙志刚事件、诗人宇龙被害事件等等，这些都在2003年的汉语诗歌中，受到诗人们以诗歌的方式的关注。
在一种拓展现实的诗歌理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