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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的发明才能和干劲方面，黑猩猩与人类儿童相差并不太远，但是还缺乏真实的语言创造力的证据。如，还没有哪只黑猩猩能把“玛丽给我苹果”和“我喜欢玛丽”这样的句子，连接成一句“玛丽给我苹果，因此我喜欢她。”这样更复杂的句子。人类的智力大大高于黑猩猩，然而，猿类能掌握通过符号和句法进行交流的能力，倒是确确实实的事。目前，许多动物学家怀疑动物与人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已不可能象在1949年去世的重要的人类学家勒斯奈。怀特所说的那样：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符号行为就是人类行为。
新近填平了的另一条鸿沟是自我意识。心理学家哥登。盖洛普让黑猩猩照过两三天镜子之后，它们就不再把自己的镜中像当作陌生的猩猩，而开始认识到那就是自己了。这时，黑猩猩开始用镜子来探究以前无法见到的各部分身体，扮鬼脸，从牙中剔食渣，翘起嘴唇次泡泡，尽管盖洛普曾和其他人反复用镜子训练猴子和大猩猩，但却没有得到相同的结果，为了更充分证明其自我意识，研究人员在麻醉状态下将黑猩猩面部着上色，结果黑猩猩在镜子前面呆得更久，专注地检查面部的变化，用鼻子嗅触涂色部位的手指。
如果黑猩猩真有自我意识，并能与别的智能动物交流，那么，离具有人类头脑的别的性质还会相距得很远吗？
普雷麦克曾想把个体死亡的概念传输给黑猩猩，但又犹豫不决，“如果它们象人一样有了死亡概念，它们会怎么样呢？”他说：要是猿也惧怕死亡，它们会象人那样，用不寻常的办法对待死亡吗？……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不仅是传输对死亡概念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方法去确定：猿的反应不会是人类那样的恐惧反应。正是这种恐惧导致了仪典、神话和宗教的产生。在找到不带恐惧地传授死亡概念的具体手段之前，我不打算向猿传授死亡的知识。
另外，黑猩猩的社会存在怎么样呢？它们的组织程度甚至连只有最简单的经济组织的狩猪－采集者社会也不如，不过，还是有些显著的基本相似之处，每群猿类多达50只，其中又分为更小的临时性小群体。这些小群体可以在短至几天的时间内解体和重新组合。雄性大于雌性，程度与人相近，并且在等级制中占据着首要的统治地位，几年之内甚至直到成熟，幼仔都和母亲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年轻的黑猩猩们长期保持密切的关系，母猩猩死后，有的甚至还收养年幼的弟妹。
每一群体都占有大约20平方英里的地盘作为家族领地。相邻群体间不常相遇，一旦相遇就很紧张，在这些场合，可以交配的雌性或年轻的妈妈有时移居于群体之间，但有的时候，黑猩猩也会表现出强烈的领土意识，变得极凶狠残暴，简。古多尔曾在坦桑尼亚的贡贝河保护区进行过有名的研究，一个群体中的雄猩猩侵入相邻一群较小的黑猩猩的领地，攻击甚至伤害保卫者，最终，小群体的居民离弃家园，把领地让给了入侵者。
和原始人类一样，黑猩猩主要采集水果和别的植物作为食物，打猎只是次要的活动，狩猎－采集者和黑猩猩饮食的区别在于比例的不同，总的来看，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原始人平均从新鲜肉中摄取35％的卡路里，但黑猩猩获得的却在1－5％之间。原始人猎取大大小小一切的猎物，包括比人的体重大100百倍的大象，但黑猩猩却很少攻击体重比成年雄猩猩大1／5的任何动物。黑猩猩象人的行为最明显的可能莫过于打猎时智力的运用和彼此间的合作行动了。正常情况下，只有成年雄性才会追逐动物，这是类人动物的又一特征。当选中了一个潜在猎物，如长尾黑颚猴或小狒狒时，黑猩猩就通过特殊姿势、动作和面部表情的变化来示意，其他雄性随即转过去盯住目标，它们态度紧张，部分毛发倒竖，而且变得缄默——在人看来，这是明显的变化，因为通常黑猩猩最都是喧闹的动物，这种警觉状态因突发的、几乎是一涌而上的追猪而消除。
捕猎的雄猩猩常用的战略是混入狒狒群中，以便猛然抓住幼小的狒狒，另一方法是包围，悄悄接近猎物，即使猎物警觉地想溜走也不轻易放过。贡贝河保护区有只大胆的雄猩猩叫费刚，它追猎的一只小狒狒逃到棕榈树上去了，在附近休息或修饰毛发的雄猩猩全部立刻起身，加入追捕。有的留在狒狒藏身的树下，其余的分散在狒狒可能逃跑的树下守候。当狒狒跳到第二棵树上时，守在下面的猩猩立即转身，迅速朝上爬，后来，这只小狒狒跳到20英尺外的地上，才平安逃进了附近的狒狒群中。
肉类分配上的合作也进行得不错，有施有受，有取有舍。讨肉的猩猩捧着脸凑近肉，专注地盯着，或凑近吃肉者的脸。它还可能去摸肉，摸别的猩猩的下巴、嘴唇，或者张开手，手掌向上，伸到吃肉者的下巴下面。有时，抓着猎物的雄猩猩很快跑开，但也常常默许乞食者共同进食或让乞食者撕走一些。有时候又自己很快扯下几块肉递给乞食者。按照人类的标准，这是小小的利他主义姿态，但在动物之间却是很少见的行为——这对猿类来说，可以说是了不起的一步。
最后，黑猩猩还有原始的文化。来自欧洲、日本、美国的动物学家们对非洲丛林中自然生活状态下的猩猩群体进行了25年的研究，发现猿类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了大量的工具。它们用树枝和小树作防卫武器抵抗豹子，抛甩树枝、石头和大把大把的植物攻击狒狒、人类和其他黑猩猩。它们还用树枝挖掘白蚁冢，用扯去了叶子并从中撕开的树枝去“钓”白蚁，用枝条撬开盒子，也用嚼碎的树叶作“海绵”从树洞里汲水等等。
学习和嬉戏对获得使用工具的技能至关重要，如果2岁的小猩猩失去了摆弄树枝的机会，以后借助枝条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相应减弱。让受看管的小猩猩通过摆弄这些东西，它们掌握技能的熟练程度就能不断提高，2岁以下的猩猩一般只是简单地摸一摸，拿一拿，并不想去摆弄；长得大一点时，就更常用东西去敲打和搔弄别的猩猩。与此同时，使用工具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断改进，非洲的野生猩猩也是这样。6个星期的小猩猩就已从母亲怀抱中伸出手去玩树叶、树枝；大一点的不断用眼、唇、舌、鼻、手去试探环境，不时还采摘树叶，四下挥动，在这个成长阶段，它们慢慢养成了使用工具的习性。有时可以看到8个月的小猩猩把草茎列入它的玩具，却是用于特殊的目的——抽打石头或母亲。这种行为和“钓”白蚁的行为有着独特的联系，它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刺激白蚁，使白蚁爬上草茎，然后迅速吃掉或者舔而食之。通常它们在游戏时就撕掉草茎上宽大的叶片，咬掉两端，把草茎当作钩杆。
简。古多尔获得了猩猩传授这些模仿行为的直接证据。她注意到，当成年猩猩使用工具时，幼仔就在旁边观察，等大猩猩走后就拣起来使用。她曾两次观察到一只3岁的小猩猩专注地看着母亲用树叶擦屁股，然后，它也拾起树叶模仿起来，虽然它的屁股是干干净净的。
黑猩猩能够发明和传授技术。用树枝撬开食品盒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方法是贡贝河保护区的某一只或几只猩猩发明的，后来通过模仿显然就在群体中传开了，新到这个地区的一只雌猩猩躲在灌木丛中看别的猩猩开盒子，到她第4次来时，就走出树丛，拣起一根树枝，也开始撬起盒子来。
在非洲记录到的使用工具的行为仅限于一定数量的黑猩猩，但它们在那里的分布却甚为广泛，如果这种行为已经达到文化式的传播的，那就正好是我们所预期的模式。西班牙动物学家乔治。皮最近绘制的黑猩猩使用工具的分布图，可能已并不引人注目地放入了人类学教科书中关于原始文化的那一章，虽然有关工具使用的发明和传播的大多数证据都是间接的，但却表明，猿类已跨越了文化进化的门槛，因此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它们已进入了人类的领地。
这段黑猩猩生活的描写意在证实我关于人类状况的基本观点：根据一般的进化标准和心理学的主要标准，人类并非形单影只，我们还有个小兄弟属种，把人类和黑猩猩社会行为之间的共同点与近年来发现的遗传多样化中引人注目的解剖和生化发现相结合，就形成了一系列十分有力的证明，这已不能当作偶然的巧合来看待了。我现在相信，这些共同点至少部分地产生于相同的基因。如果这一见解还有点道理的话，就更迫地切需要保护黑猩猩，保护其他大猿以及旧大陆的猴子和较低等的灵长目，也就更需要在将来对它们进行更细微的研究。更彻底地了解这些动物，可以提供一幅清楚的图画，说明基因是如何逐步变化，最后达到人类所独有的进化水平的。
总的说来，这一论点可总结如下：把人类本性和所有其他生物这一庞大背景相比较，其一般特点似乎显得有限和独特，但更多的证据表明，正如一般进化论所预言的，人类行为中较普遍的形式跟哺乳动物是一样的，甚至更特别具有灵长类的特征。在社会生活的细节方面，黑猩猩与我们十分接近，而在智力特征的某些方两，它们甚至可以和人类相提并论。而在过去，这样的比较却被认为是完全不恰当的，这些事实与人类的社会行为是以遗传为基础的这个假设相一致，更确切地说，人类社会行为是由那些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物种所共有的基因以及那些人类所特有的基因共同形成的，这些事实反驳了长期统治着社会和科学学域的另一种假说：人类已完会摆脱了自己的基因的控制，达到了仅仅受到文化制约的程度。
让我们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遗传假说的核心直接来自于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人类天性的特征在人类进化时期具有适应性，因此，基因便在能发展那些特征的人口中散布开了。适应性的意思就是说，显示这种特征的人将其基因传与下一代的机会比不显示这种特征的人大。在这一最严格的意义上，个体之间的差别优势就叫遗传适应，遗传适应有三个基本要素：（1）个体生存力的增强；（2）个体生殖力的提高；（3）近亲生存力和生殖力的提高，这些近亲从共同的祖先那里分享了同样的基因。三种要素中任何一种的改良或者三种要素的任何组合，都会使基因具有更大的适应性，达尔文称这一过程为自然选择，它描述了一种紧密的因果循环，如果某种基因使个体倾向于某种特征——比如某种社会反应——随之这一特征又带来更高的适应性，那么，这种基因在下一代将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果自然选择后持续许多代，那优势基因就会扩展到整个群体，这一特征也就变成了物种的特征，许多社会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人由此推断说，人类天性是由自然选择形成的。
然而，一个奇怪的事实增加了分析的困难：纯社会行为和受遗传制约的行为都能适合社会生物学理论，一种几乎纯文化的社会生物学是可能的。如果仅仅赋予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繁衍动力及文化能力，人类仍可以学习到许多社会行为方式，提高其生物适应性。但是，如同我将要说明的那样，这种文化模仿的程度是有限的。而且，通过某些方法，可以使这种模仿与结构更为严密的生物适应形式相区别，进行这种分析要求更仔细地运用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技术，我们的重点将放在社会行为与社会生物学理论相适应的紧密程度上，放在遗传制约的证据上。这种证据是在人类发展其社会行为的同时所显示的各种倾向的力量和自发性中看到的。
现在，让我用某种更有力、更有趣的方式把中心问题再表述一遍，如果人类天性�